宋朝时期为什么没有出现过太监乱政的事情

　　太监是封建时期的罪恶无耻的产物，是封建时期最悲哀的怪现象。这些不男不女的男人有的胆小怕事，有的胆大包天，还有一些竟然名垂青史比如：高力士、郑和、蔡伦等等。当然了除了这些名垂青史的还有一些遗臭万年的太监，比如魏忠贤，赵高等等。那么你知道宋朝时期为什么没有出现过太监乱政的事情么?接下来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宋朝时期为什么没有出现过太监乱政的事情，欢迎大家阅读：

　　宋朝时期为什么没有出现过太监乱政的事情

　　太监是皇帝身边的人，可以这样说皇帝一生和一个太监在一起的时期比和任何人的时间都多。因为太监的特殊地位纵然太监没有任何权利下面的人也会巴结这样一个和皇帝朝夕相处的人，由此也就容易造成太监和官员后宫之人勾结扰乱朝纲。汉朝时期有十常侍之乱、唐朝的唐敬宗　李湛被宦官毒死，明朝的魏忠贤勾结客氏秽乱后宫把持朝政，秦朝的赵高更是害死公子扶苏扶持胡亥即位几年后又杀死了秦二世胡亥立子婴为王，以上种种都是因为太监的特殊地位造成的宦官乱政现象。然后宋朝却是一个奇怪的朝代，宋朝和其它朝代一样都有太监宦官，可宋体却从来没有出现一次宦官乱政的现象，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说起宋朝这种怪现象我们就不得不谈谈宋朝的政治制度，其实宋朝不但没有太监乱政，就连大将乱政这种历朝历代都普遍的现象也少有发生。宋朝之所以会这样主要是因为宋太祖赵匡胤在开创宋朝后制定的文人治国的政治制度，赵康胤杯酒释兵权剥夺了所有武将的兵权，并且从此以后指挥权和带兵权分立，武将只能指挥打仗却无权调动军队。

　　宋朝的以文官领导武将的政治制度彻底解决了武将叛乱的可能，而那些天天只读圣贤书的书呆子除了争名夺利很少有真正的野心家。这些文官很难形成一股能撼动皇权的巨大力量，文官的特性就是喜欢拉帮结派搞争斗，这正好成了皇帝搞相互制衡权利的手段。因此在宋朝的政治体制下，宦官很少有接触朝臣的机会，就算宦官和大将文臣勾结上，他们也不会形成和其他朝代的宦官一样的政治力量。

　　太监起源

　　关于太监的起源，中国早在殷商就有“寺人”，据专家考证，甲骨文中已有相关的记载，历史自然比西方要悠久。

　　唐甄在《潜书》中这样描绘太监：“望之不似人身，相之不似人面，听之不似人声，察之不近人情。”为什么这样说呢?唐甄解释道：他们长得臃肿，弯曲，好似长了瘿结，鼻子里呼呼作响，如同牛和猪一样，因此不像人的身体;他们长着男人的颊骨却不是男人，没有胡须却不是女人，虽然面如美玉却没有一点生气，因此不像人的面容;他们的声音好像儿童一样稚细却不清脆，好像女人一样尖细却不柔媚，你说它嘶哑但又能成声，你说它如猩叫但又能成人语，因此不像人的声音;他们可以很爱人，也能下毒手害人，当他们怜悯你时流涕而语，而当他们憎恶你时，则斩杀如草，因此不像人的感情。

　　生理的变态必然导致心理的变态，鲁迅在《寡妇主义》中说：“中国历代的宦官，那冷酷险狠，都超出常人许多倍。”在那被贾元春称为“见不得天日”的地方，太监们肆意发泄着他们变态的性欲、权力欲、贪欲。仅以贪污而论，据明人赵士锦在《甲申记事》中载，明末李自成进京前，偌大一个明帝国的国库存银竟不到四千两!而魏忠贤被抄时，居然抄出白银千万两，珍宝无算，以致崇祯多次痛心疾首地怒斥太监们：“将我祖宗积蓄贮库传国异宝金银等，明比盗窃一空。”

　　崇祯的“痛心疾首”既让人同情，又不让人同情。让人同情，是因为他贵为天子，却拿太监没办法;不让人同情，是因为他自己就是太监头子，他是棵大树，太监是在树上筑巢的鸟，倘若同情皇帝，谁来同情太监呢?

　　然而，君主们依然坚持太监制。既然自诩为“天子”，就得龟缩在宫廷里，跟一般百姓保持距离――让百姓知道皇上也是吃喝拉撒睡的凡人，那还了得!迷宫一样的宫廷内便需要“绝对安全”的奴仆，怕戴绿帽子的皇帝便与不能人事的太监“焦不离孟，孟不离焦”，共同成为庞大的帝国大厦中的两块最重要的基石。

　　在有的皇帝那里，太监理论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公元十世纪，正逢五代十国乱哄哄，南方有一个小朝廷史称南汉。那是唐末封州刺史刘岩割据一方，自称皇帝，建都广州，称兴王府。他有一套神奇的治国理论，认为一般人都有妻儿老小，既有妻儿老小，便有私心，便不能无私奉献自己于皇上，而太监“无鸟一身轻”，故只有太监最无私，没有后顾之忧，必死命效力。传位到他的孙子南汉王刘伥，更下了一纸文件，曰：凡是朝廷任用的人，不管他是进士还是状元出身，一律要阉割，达到“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的化境之态，方能当官。刘氏父子的思维方式与船山先生截然相反，于是中国历史上蔚为壮观的太监王朝产生了。王船山反复渲染太监的可怜可悲，这却是他的书生之见。羡慕太监的人比羡慕他这位大学问家的多着呢。

　　然而，太监得势的时代，民间往往相应掀起“自宫潮”，许多小康之家的儿子也忍痛自宫，以图仕进，这确实是一条终南捷径：读书须受十年寒窗苦，自宫却是一时痛终身富贵。据《<山堂别集>中官考十》记载：“南海户净身男九百七十余人复乞收入。”一个小村子，居然有如此之多的童男自宫。整个国家呢?天启三年，征募宦官缺额3000人，结果应征者多达2万人。政府竟想不到会有如此多人，一时无措，不得不增加1500人，剩下的人，安置在京郊南苑的收容所。即使如此，收容所也容纳不下这么多人，许多人不得不沦为乞丐和偷盗者。下有自宫之风，上有体制的膨胀，有明一朝，太监机构的编制不断扩大，太监们组成了“大朝廷中的小朝廷”。

　　人们赞美太和殿的精美绝伦，其实，太和殿与净身房相比，只是小巫见大巫，一座纸扎的房子而已。在皇城中，净身房的地位远远比太和殿重要。对于万历这样的皇帝来说，在位数十年，在太和殿举行的朝会不过数次而已，有没有太和殿并不重要，没有净身房就了不得了――皇帝没有太监的服侍，就连一天的吃喝拉撒睡都没办法维持。所以，净身房才是紫禁城的精髓所在。紫禁城是建立在净身房之上的，正如帝王制是建立在太监制基础上的。

　　阉割是一种古典之极。公元前一百多年的司马迁只不过帮李陵说了几句话，就被皇帝将睾丸刨了去了，英明神武的“皇上”的价值观可能跟法国思想家狄德罗所估计的相同。狄德罗在评价法国波旁王朝时说：“在宫廷，‘狂欢的工具’从来与政治媲美。”那么犯了政治错误的司马迁一生岂非只好以失去“狂欢的工具”，悲苦耻辱而告终?不然，他完成了《史记》。

　　中国不愧为文明古国，汉朝人将处宫刑的地方称为“蚕室。”一个诗意十足的名字，一个丑陋的蚕变作美丽的蝴蝶的地方。阉割是文化的死敌，也是文化的一部分，阉割侵蚀着文化、吞咽着文化、改造着文化，当阉割内化为文化的本质的时候，文化便消除了被阉割的焦虑，而在特别的快感之中陶醉。正如黄永玉先生所说：“一部文化史几乎就是无数身体的局部或全部被刨去的行为史，是由阉割与被阉割两种不同性质的快感写成的。”

　　从被阉到自宫只有一步之遥，从身体的残疾到心灵的残疾也只有一步之遥。当“去势”成为奴隶们的义务时，那么口口声声说“连受之于父母的毛发也不应该损伤”的圣人们只好装作没看见。装在瓶子里的太监们的“命根子”是保证皇帝的妻妾们的贞操的“证件”;而大大小小的圣人们对“命根子”的沉默，则是保证皇帝们的权力畅通无阻的“证件”。

　　“太监化”是中国的知识者最大的特点。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知识确实是力量，知识如枪炮，关键枪炮口对准谁。中国温文尔雅的士人们枪炮口对准他们脚下如汪洋的人群。用文化为帝制大厦添砖加瓦，这神圣的工作他们干得津津有味。多劳者必多得，他们获得了如桃花般灿烂的封诰，例如张居正为“太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谥文史，赠上柱国”，简直令人目不暇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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