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经典故事 宋朝历史故事

　　宋朝(公元960年—公元1279年)是中国历史上上承五代十国下启元朝的朝代，分北宋和南宋两个历史阶段。学习啦小编为你整理了宋朝历史故事，希望你喜欢。

　　宋朝历史故事一

　　赵匡胤，涿州(今河北省涿县)人。父赵弘殷时迁居洛阳。他出生于洛阳夹马营。父亲先后为后唐、后晋、后汉的军官。赵匡胤起初投奔后汉大将郭威，因喜爱武艺，得到了郭威的赏识。后他又参预拥立郭威为后周皇帝，被重用为典掌禁军。周世宗柴荣时，他又因战功而升任殿前都点检(皇帝亲军的最高将领)。掌握了后周的兵权，兼任宋州(今河南省商丘县南)归德军节度使，负责防守汴京。周世宗死后，其子柴宗训继位，时仅7岁。赵匡胤和弟赵匡义。幕僚赵普密谋篡夺皇位。

　　公元960年正月，镇州(今河北省正定县)和定州(今河 北省定县)有人来汴京报告说，北汉和辽国的军队联合南下攻击后周。后周符太后和宰相范质、王溥等不辨真假.慌忙派赵匡胤统领大军北上御敌。甲辰日，行至陈桥驿(今河南省开封市东北40里处)驻宿。第二天黎明，陈桥驿四周突然呼声大起。赵匡胤酒醉方醒，走出卧室，只见众将一个个手执武器，列队站在庭前，以赵匡义和赵普为首齐声说道：“诸将无主，愿请点检做天子。”众将又不等赵匡胤回答，把准备好的黄袍披在他身上，然后一齐下拜，高呼“万岁”。这一件事，历史上称为“陈桥兵变”。接着，赵匡胤带领大军返回汴京。后周大臣韩通闻变，忙从内廷飞奔回家，准备组织兵力对抗。走到半路，赵匡胤部下就将他杀死。宰相范质、王溥在威胁下屈服。正月5日下午，赵匡胤废去柴宗训，称帝，建国号为宋，定都汴京，史称北宋，建年号为“建隆”。

　　赵匡胤建立北宋后，眼见天下割据势力林立，便对赵普说：“我睡不着觉，因为卧床以外都是人家的地盘。”在赵普的帮助谋划下，赵匡胤首先击溃了后周残余势力李筠、李重进等的反抗，然后采取“先南后北”的统一中国的策略，先后攻灭了南平、湖南、后蜀、南汉、南唐等割据政权，同时又加强了对北方契丹的防御。

　　为了加强中央集权，赵匡胤采取了许多措施。

　　建隆二年(公元961年)年七月初九晚上，宋太祖宴请禁军将领石守信等人。饮到一半，宋太祖说：“要不是靠众将拥立;我不会有今日。但是，当了天子，日子也实在难受，还不如当节度使逍遥自在。如今我几乎没有一夜睡得安稳。”石守信等人问道：“陛下如今贵为天子，还有什么忧虑?”宋太祖道：“我这个位置，谁不想坐啊”石守信等听出话中有话，忙表白说：“如今天命已定，谁还敢有异心?”太祖苦笑着说：“你们虽然不会有异心，但是，假如有朝一日部下将黄袍披到你们身上，你们即使不想做皇帝，恐怕也不行吧!”石守信等一听，大惊失色，慌忙下跪拜叩，流着泪说：“我们实在愚蠢，没有想到这一点，请陛下为我们指出一条生路。”赵匡胤说道：“—个人的寿命，像白驹过隙那样短促;人生在世，不过是为了荣华富贵，享受安乐罢了。我为你们打算，不如交出兵权，去地方上当官，购置些良田美宅，为子孙后代留下份产业，自己也可以天天饮酒作乐;快活一辈子。我再与你们联姻。这样，在君臣之间就没有了猜疑，上下相安，岂不是很好吗?”石守信等人听了这一番恩威兼施的话，第二天就知趣地称病辞职，交出了兵权。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杯酒释兵权”的故事。不久，太祖以同样的手段剥夺了王彦超等节度使的兵权，又将地方上的行政权，财政权收归中央。这些措施，基本上结束了中国历史上多次出现的地方割据局面。

　　宋朝历史故事二

　　金兵撤退以后，宋钦宗和一批大臣以为从此太平无事了。宋徽宗也回到了东京。他们仍旧和从前一样，过着奢侈荒淫的生活，不作任何防御的准备。各地赶来救援东京的宋军，也都被遣散回去了。

　　李纲看到这种情形，非常担忧。他几次上书朝廷，要宋钦宗加强军备，防止金兵再来侵犯。但是，朝中投降派当权，不但不理睬他的意见，反而处处排挤他。宋钦宗也讨厌他留在京城多嘴，就派他到河北、河东(今山西)抗金，把他调离京城。

　　李纲上前线抗金，宋钦宗却只给他很少一点人马和军饷。他到了怀州(今河南沁阳)，那里的将领又不听他的调度，结果吃了败仗。这一来投降派又立刻攻击他，说他专门主战，打起仗来却损兵赔钱。宋钦宗听了投降派的话，就罢了李纲的官，接着又把他贬到南方去了。

　　金太宗听到李纲罢官，高兴极了。公元1126年八月，他又出动大军，侵略北宋。他命令宗翰为左副元帅，宗望为右副元帅，分东、西两路进军。

　　这时候，各地宋军又自动赶来保卫京城。但是，投降派一心求和，命令这些军队停止前进。于是，这些军队又纷纷回去了。

　　金兵到了黄河北岸，见对岸有十几万宋朝守军，不敢渡河。他们把军中的战鼓集中起来，敲了一夜，南岸的宋军吓得全部逃光。

　　金兵渡过黄河以后，宗翰派使臣到宋朝，提出划黄河为界，河北、河东的地方全部归金国。宋钦宗百依百顺，马上派耿南仲和聂昌两个官员前去割地，还下诏给那些地方的军民，叫他们开城降金。

　　河北、河东的人民非常愤怒，坚决反对投降割地。聂昌走到绛州(今山西新绛)，被绛州人民杀死了。耿南仲和金国使臣一道走到卫州(今河南卫辉)，当地人民要捉金国使臣，使臣吓得连忙逃走。耿南仲也不敢再提割地了。

　　金兵很快杀到东京，城中守军很少，援军又早已被遣散，宋钦宗束手无策。抗战派官员请求率兵出战，宋钦宗却不敢答应。

　　当时，京城中有个叫郭京的骗子，胡吹自己懂得什么“六甲法”(一种捏造出来的妖法)，说什么只要用七千七百七十七人，就可以活捉金国的宗翰和宗望。兵部尚书孙傅听到以后，喜出望外，立刻向宋钦宗推荐，对郭京封官赏钱，命他招募七千七百七十七人去守城。

　　有点见识的人都反对这样做。他们对孙傅说，自古以来，从未听说靠这种办法能成功的。但孙傅却深信不疑。

　　金兵攻城很急，宋朝政府不断催郭京出兵。郭京装腔作势，推托说：“不到危急的时刻，我是不出战的。”

　　后来，郭京实在无法再拖了，才派人出城作战。他自己坐在城楼上，假装作法，不许别人观看。哪知道他的军队和敌人一交锋，就败下阵来，不少人跌到护城河里淹死了。宋军赶紧关闭城门，才把金兵挡在城外。

　　郭京看到混不下去了，对守城宋将说：“金兵这样猖狂，我要亲自出城作法。”

　　郭京跑下城楼，带领一批残兵败将，大开城门，向南逃得影踪全无了。金兵乘机进攻，宋军来不及关闭城门，东京就这样失守了。

　　城破后，宋军士兵和城中居民要求继续抵抗，并表示愿意保护皇帝突围，但宋钦宗既没有勇气抵抗，又怀疑这些人别有用心，不肯接受他们的要求。

　　宋钦宗派宰相何栗到金营去求和。何栗吓得连马背都爬不上去，手中的马鞭一连落下来三次。

　　何栗到了金营，宗翰、宗望假意对他说：“我们不想灭掉宋朝，叫皇帝亲自来议和。”

　　宋钦宗没有办法，只好亲自带领几个大臣，赶到金营，向宗翰、宗望交了降书，向金国称臣，跪倒在金兵的面前。

　　宋钦宗一送上降书，金人马上变了卦，提出要废除宋钦宗的帝号，另立一个宋朝的国君。宋钦宗回到城里，放声大哭道：“宰相误了我父子二人!”

　　接着，金兵派人进城，查封府库中的金银财物，勒索去金一千万锭，银两千万锭，绢一千万匹。宋钦宗还派出大批官员，帮助金兵到百姓家中搜括金银。

　　公元1127年春天，金兵要宋钦宗再到金营去。宋钦宗一到金营，就被扣起来。没几天，宋徽宗也被押送到金营。徽宗、钦宗两个皇帝都当了俘虏。金太宗下令把宋徽宗和钦宗废为庶人(百姓)，把他们和皇亲国戚、各种手工业匠人等三千多人，押送到金国当奴隶。还掠夺去大量金银财宝和文物图书。

　　这次事变是在北宋靖康年间发生的，历史上称为“靖康之变”。

　　北宋王朝被金国灭亡了。它从赵匡胤做皇帝开始，一共统治了一百六十七年。

　　当时，在汴京的宋朝皇族中，只有康王赵构领兵在外，逃脱了这场灾难。于是，有些宋朝官员就拥护赵构继承皇位。这年五月，赵构在南京(今河南商丘)登上了皇位，改年号为“建炎”。后来，他把国都迁到了临安(今浙江杭州)。这个偏安的宋王朝，历史上称为南宋。赵构就是南宋的第一个皇帝宋高宗。

　　宋朝历史故事三

　　仁宗登基以来，宋王朝内忧外患日渐严重。范仲淹像至庆历年间，北宋和西夏开始了全面的边境战争，北宋军队三战皆败，而国内又出现诸多起义、兵变和叛乱。这种情势迫使仁宗设法解决这些危机，以巩固赵宋王朝的统治。要巩固统治，必须要有人才。仁宗找到了贤臣范仲淹。

　　范仲淹以推行新政而名满天下，他与仁宗的相识可追溯到天圣年间。当时，范仲淹初到京城任秘阁校理，就大胆上书给垂帘听政的刘太后，以为皇帝以九五之尊不应率百官行跪拜之礼为太后祝寿，而应由宰相代之。当时朝中大臣虽均知皇帝上寿行礼之事不妥，但无人敢言。同年，范仲淹又上书太后，请求还政于仁宗。太后未予理睬。范仲淹便愤然请求出外担任地方官。这给20岁的仁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他第一次真正深切地感受到了臣僚的拥戴。

　　范仲淹字希文，苏州吴县人，端拱二年(989)生，两岁时父亲便死了，其母改嫁。少年范仲淹虽身世不幸，但却胸怀大志。他曾经在一座神庙里询问神灵：“我将来能当宰相吗?”神说不能。仲淹便道：“不能当宰相，做个良医如何?”虽说这一记载不甚可信，但这正是范仲淹济世救人理想的自然流露。正因如此，早年学习条件艰苦，人所不堪，他却能刻苦攻读，力学不懈，甘之如饴。范仲淹后来回忆道：“年少时我和一位姓刘的同学在长白山读书，每天煮两升粟米粥，等它冷了切成四块，早晚吃两块。把蔬菜切碎，加半杯醋，少许盐，烧熟当菜，就这样过了三年。”大中祥符四年(1011)，23岁的范仲淹告别母亲，来到了号称北宋四大书院之一的应天书院。他在书院读书异常勤奋，寒冬腊月，读书困倦了，就用冷水浇浇脸，昼夜不停，整整5年就寝时未曾解衣。艰苦的求学生涯不仅使他掌握了丰富的学识，更重要的是磨练了他的意志品质。

　　由于仁宗对范仲淹的人品已经有所了解，亲政后便将范仲淹召回京城，升任右司谏。此时，朝野上下直接或间接地攻击太后垂帘时政事的人越来越多。范仲淹此前虽然强烈要求太后还政，甚至因此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但他却并未借机报复，反而劝仁宗说，太后受先帝遗命，保护您10多年，一些小小的过失，当遮掩的要遮掩，要保全太后的声名。仁宗听了很是感动，由此愈发敬重范仲淹，下令不许议论太后垂帘时的事情。也从那时起，范仲淹便成为仁宗心目中能进行全面改革的最佳人选。

　　三年(1043)，北宋与西夏之间初步达成和议，仁宗迫不急待地将55岁的范仲淹从西北前线召回到中央任枢密副使。同年八月，升任参知政事。在仁宗的支持下，范仲淹开始了以整顿吏治为核心的新政，力图使有才能和德行的人得到提拔和重用，这是范仲淹的理想，也正是仁宗孜孜以求的目标。

　　但是，改革从根本上触及了许多官员的既得利益，赞成改革的人实际上并不多，施行不久就受到多方面的攻击。很多人指责范仲淹等人拉帮结派，是“朋党”。仁宗便召范仲淹询问：“从来都是小人好结朋党，难道君子也结党吗?”范仲淹答道：“臣在边疆时，看见勇于作战的人自结为党，朝廷也是这样，邪正各有其党。唯圣上明察。一心向善的人结为朋党，对国家有什么坏处呢?”就在此时，欧阳修也进呈着名的《朋党论》，表达了对范仲淹的支持。然仁宗对此极为不满，而朝野上下对此更是一片反对之声，甚至连同样得到仁宗信任的宰相章得象也在仁宗面前攻击范仲淹等人为朋党。更有夏竦之辈诬称，当时的名儒石介已为富弼起草了废旧立新的诏书，即要废掉仁宗，诬陷范仲淹、富弼、欧阳修、石介等人犯下大逆不道之罪。仁宗此时虽表示不信流言，但却进一步加深了他对范仲淹等人相互标榜为君子的反感。

　　随着改革的进行，仁宗不单单听到了太多反对的声音，更重要的是，他自己对朋党也有着极度的敏感。自太祖立国以来，宋王朝的最高统治者就下大力气防范臣僚结党，恪守祖宗家法的仁宗，无论如何也不能容许自己身边有一个结党的政治集团。最后，他不得不做出了痛苦而又无奈的决定。庆历五年正月，辽、西夏对宋的威胁相继解除，犹疑不定的仁宗在矛盾和权衡中，先后罢去范仲淹、富弼和认同新政的宰相杜衍，让他们去担任地方官，短暂的“庆历新政”遂告失败。

　　11年前，因上书极谏而谪守睦州的范仲淹为东汉名士严子陵建造了祠堂并写下了“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的绝词妙句。此时，罢相的范仲淹又访问了一位山间隐士魏疏，直白地吐露了自己的心迹：“我亦宠辱流，所幸无愠喜。进者道之行，退者道之止。”意思就是宠辱不惊，进退顺其自然。此后不久的庆历六年，范仲淹应好友滕子京之约为岳阳楼作记，留下了争光日月的千古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对中国士人情怀的完美阐释，也是范仲淹一生的真实写照。

　　仁宗和范仲淹的改革是向宋王朝内部的积弊开战，目的是解决内忧的困扰。要最终实现这些愿望，或许尚可假以时日，而外部边患的压力却是实实在在而又迫在眉睫的。仁宗亲政以来，接连出现了西夏元昊的叛宋和南蛮侬智高的入侵，严重威胁到北宋王朝的统治，此时无良将可用的仁宗急需杰出的军事将领。这样，普通士兵出身的狄青就逐渐进入了求贤若渴的仁宗的视野。

　　狄青是仁宗最为欣赏和信任的一员武将。后世小说把他塑造成一个战神的形象，说他从王禅老祖那里得到兵法和仙术，是受命于天，专门来解除宋朝边患的“武曲星”，他与当世的“文曲星”包拯，被人们一同视为救宋室于危难之中的一代名臣。

　　狄青世代为农，宝元年间，元昊叛宋，便应招入伍，投入抗击西夏军队的战斗。当时宋军经常打败仗，士兵普遍产生了畏惧西夏军队的情绪，士气低落，而狄青每次作战都身先士卒，披散头发，戴着铜面具，手持利刃冲入敌阵，往往所向披靡，从而大大鼓舞了士气。在对西夏战争的4年中，狄青经历大小25战，身上留下了8处伤痕。因作战英勇，狄青得到了当时主持西北战事的韩琦和范仲淹的赏识。二人对狄青礼遇有加，范仲淹还送给他一部《春秋左传》，并告诫他说：“将领若不知天下古今之事，顶多只是匹夫之勇。”狄青潜心苦读，研习历代将帅兵法，自身修养不断得以提高。

　　仁宗得知他的威名和事迹后，打算召他进京询问御边方略，后因战事紧迫，狄青难以离开前线，就让他画出作战地图送至京师。狄青士兵出身，当时脸上仍然留着从军时的刺字。仁宗曾专门下诏让他将脸上的刺字印记用药除去，狄青却这样回答仁宗：“陛下以功擢臣，不问门第，臣所以有今日，是因为有这印记，臣愿意留着印记，用以激励军心，所以不敢奉诏。”仁宗由此更加器重和信任这名爱将。宋夏议和后，仁宗便立刻将狄青升为马军都指挥使，后又授以枢密副使。

　　皇佑年间，广源蛮侬智高入侵，先后攻陷宋朝数州之地，并围困广州达两月之久，朝廷派遣的增援部队屡战屡败，仁宗感到极度失望，又一次想到了狄青。狄青也在仁宗最需要他的时候主动请战，并向仁宗保证，有能力平定叛乱，慨然说道：“我起自行伍，要报效国家，唯有上阵杀敌，愿亲率大军，前往平叛，誓将贼首捕获，押至殿门之下。”仁宗听罢狄青的陈述，非常感动，似乎看到了宋军胜利的希望，便让狄青统一指挥岭南诸军。

　　狄青到前线后，最初按兵不动，令大军休整10天。侬智高得到情报，放松了警惕。不料狄青在侬智高防守松懈的第二天，一昼夜急行军，率大军越过了昆仑关，在归仁铺摆好了阵形。侬智高失去了昆仑关天险，只得拼死力战，其兵势很盛，宋军前锋孙节力战而死，前阵眼看抵挡不住，诸将大惊失色。这时，狄青从容站起，手持一面白旗向上一挥，他从西北带过来的蕃落骑兵从左右两侧同时杀出，直插敌阵。至此，侬智高军全线溃败，狄青挥军掩杀50里，直下邕州城。有关狄青与侬智高归仁铺之战，宋人笔记的记载很是丰富，战况非常精彩，其中尤其强调了狄青善于用智，如在大战前，狄青为了鼓舞士气，暗地里准备好一枚两面均相同的铜钱，誓师时，便用这枚铜钱当众占卜道，若得正面，我军必胜。结果连掷数次，尽得钱的正面，使军士以为必有神助而信心大增;又如连续三夜大设宴会，命军士夜里尽情歌舞，自己则假借醉酒的名义，退席而暗夺昆仑关。其事虽不一定全是事实，但至少表明狄青是一位有勇有谋的战将。

　　狄青能顺利讨平侬智高，除了自身善于用兵，另一方面则离不开仁宗的信任。时人曾有这样一段精彩的评论：“为将之道有三：曰‘智’、曰‘威’、曰‘权’。观狄青讨伐侬智高，狄青可谓是能施其智而奋其威，在当世都是绝无仅有的。然而狄青之所以能够有这么好的发挥，是由于仁宗将指挥大权授予了他。这就是得君之权的典型。假使狄青没有得到君主的专任之权以方便他行事，他何以会创下如此辉煌的战功。”按宋朝惯例，武将领兵出征，一般要遣文臣为副，以宦官监军。仁宗却毅然破例行事，独任狄青全权负责岭南军事。至捷报传来，仁宗大喜道：“朕常观魏太祖曹操雄才大略，然而多是谲诈的手段;唐庄宗李存勖也算是豪杰，行军打仗，基本上没有失败的，但即位后，沉迷于游猎而没有节度，对臣子的赏罚也不讲规则。这两个皇帝，只具备将帅之才，而无人君之量，可惜啊!”显然仁宗对自己知人善任很是得意，在狄青征南凯旋而归不到一个月，更是力排众议，升其为枢密使。

　　仁宗欲拜狄青为枢密使时，朝野舆论大哗。宰相庞籍援引了祖宗先例，劝说仁宗道，曹彬战功卓着，但太祖当时也只是赏赐给他大量金帛，而未予枢密使职位。然而，仁宗居然在大臣们极力反对的情况下，仍将没有什么过失的枢密使高若讷罢免，以狄青补枢密使。狄青被拜为枢密使，何以会有如此的轰动?其原因之一是升迁的速度过快，二则是以武人的身份擢升为枢密使。这两条均与赵宋的祖宗家法相左，完全违背了太祖立国以来防制武人的国策。枢密院为掌控军政的最高权力机构，在重文轻武的宋代，自太祖、太宗以来，武臣出掌枢密院渐成忌讳，最后形成专以文臣为枢密使的惯例。仁宗这一有悖常理的任命为狄青的人生悲剧埋下了伏笔。

　　狄青由于仁宗的鼎力支持，得到这一不寻常的升迁。这一现象既未被朝中大臣所接纳，也引起朝野上下对狄青举止的瞩目和揣测。一次，狄青家夜间焚烧纸钱祭奠祖先，事先偶然忘记了通知负责消防的厢吏，结果厢吏连夜报告开封府。虽然府吏迅速赶到时，“火”已灭了许久，但第二天，城中便盛传狄枢密家夜有怪光冲天。显然，狄青家中的任何异动都会成为控制社会舆论的文人们的谈资和口实。家中夜有怪光冲天，这在中国古代涉及到非常严肃的政治问题，常被看作臣子有图谋不轨之心的自然表象，甚至更被视为改朝换代的征兆。在这种情况下，狄青已然成为功高震主的人物，因而这些谣传对他具有极强的杀伤力。除此以外，各种类似的传闻也相继而起，有人说狄青家里养的狗也长出了奇怪的角;更有甚者，还有人在京师发大水时，见到狄青身穿黄衣坐在相国寺的大殿上，这无异于给狄青穿上了帝王象征仁宗像的“皇袍”。这些谣传除了因为至和、嘉佑年间盛行谶纬巫术外，主要还是基于政治上的不安，朝中大臣甚至包括当年相当赏识狄青的名臣韩琦，普遍担忧狄青有可能功高震主，篡夺皇位。这种担忧正是宋代重文轻武的必然结果。

　　对种种关于狄青的传言，仁宗虽然并非全信，群臣对狄青的攻击和猜测，仁宗也一直有所保留，但他毕竟不能无动于衷，因为这些终究都直接关系到自己的皇位和性命。终于，至和三年(1056)，性情文弱的仁宗又一次在极度的矛盾中，在朝野舆论的巨大压力下做出了无奈的决定，罢狄青枢密使，出外知陈州。据说，狄青将行时，对旁人说：“我此行必死无疑，陈州有一种梨，叫青沙烂，今去此州狄青必烂死。”这表明，狄青似已预感到了不祥之兆，也意识到陈州之行定然不会给自己带来平安。第二年，狄青因承受不了因朝廷疑忌而带来的巨大心理压力，暴病死于陈州，年仅50岁。仁宗得知，悲痛万分，赠官中书令，并亲自题其碑曰“旌忠元勋”。狄青死后得到如此高的荣誉和礼遇，这是仁宗对一代名将的最后交待，更是他内心无限愧疚的流露。

　　范仲淹、狄青是仁宗时代众多历史人物的典型代表，他们的命运与仁宗时期的内忧外患紧密相连。作为文官、武将之杰出者，他们有着某些相似之处，他们都为挽救大宋王朝做出过巨大努力，结局却都带有浓浓的悲剧色彩，这大概与仁宗的性格和他们所处的时代密切相关。

　　作为一个守成之君，仁宗坚守祖宗法度，千方百计地防范朋党，以致他不得不在最后关头放弃了范仲淹的改革。作为一位性情文弱的帝王，在宋朝防范武人的基本国策下，对自己甚为器重的狄青，他似乎也无法改变狄青的悲剧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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