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各色店屋历史介绍
最具特色的新加坡各色店屋保留着小城两百年的历史血脉。这些二三层的店屋，在街道两侧整齐排列，给人一种很舒服的根绝。它们被涂成多种颜色，或靛青、或粉、或黄、或纯白，在热带的阳光的照耀下，格外吸引眼球。
新加坡各色店屋历史介绍
店屋风格变迁：建筑里的新加坡近代史
随着一代又一代华人迁往新加坡，华人逐渐成为城市人口的主体，占据高达75%的人口比例。店屋的风格，也随着时间起了变化。
最初的店屋都是简单的两层小楼，装饰和用料都相当简单。早期的新加坡只是东印度公司印度总部的一个小分支，非常不起眼。早期来新加坡投机的华人并不愿意在店屋上过多投入，造出来的店屋自然相当简陋。
给店屋带来转机的是数千公里外的埃及。随着苏伊士运河的开通和蒸汽船的使用，欧洲与远东的贸易骤增。新加坡东西方枢纽的作用愈发凸显，在初露端倪的全球贸易中，成为一个重要的港口。英国政府决定把新加坡从印度当局独立出来，直接管辖。随着公共设施和政府管理的投入，新加坡的治安状况好转，人口贩卖、强迫卖淫和地下帮会被压制。移民来的华人开始有了定居的想法。他们改变了传统的两层小楼制式，把店屋建成三层或者两层加一层阁楼。店屋的装饰也开始模仿英国人的公共建筑，染上了西洋风。
20世纪初新加坡迎来了经济大繁荣，橡胶和锡是两大功臣。从南美移植来的橡胶树很适应当地的气候。随着美国工业发展，橡胶成为重要的进口原料。而马来西亚锡矿的开发，则得益于新兴的罐头产业。一大批新加坡华商抓住了这个好机遇，在马来西亚开橡胶园和锡矿，运往新加坡加工，再销往全世界。快速富裕起来的华商在店屋上彰显自己的财富和品味。他们在店屋正面堆叠上大量中国风味的浮雕和装饰，使用夸张的造型，形成了所谓的“中式巴洛克”风格。
到了1930年代，现代主义又在世界范围内推动了装饰风艺术(ArtDeco)。建筑模仿工业产品的样子，采用几何图形和流线型装饰。装饰风艺术是由一批留学西方的建筑师引进的。由于新加坡当局更加严格的规范，传统匠人推出建筑市场，改由留学西方的建筑师接手。另一方面，华商的财富在世界性大萧条中遭到打击。装饰风建筑样式简单，既省工又省钱，正好减轻店屋主人的负担。到了四五十年代，坚固的钢筋混凝土提供了更加廉价的建屋方案。店屋变得现代而单调，失去了过往的风格。
店屋的风行还有深层次的原因。英国人最初规划新加坡时，按照管理殖民地的经验，把不同种族划分为不同片区。中部的大片土地留给了欧洲人，而边缘地区分别划出中国人、印度人和马来人的小片居住区。然而，华人社区人口迅速膨胀到数万，欧洲人却不到百人。在狭小而拥挤的华人社区中，“临街”成了珍贵的商业资源。正面狭小的店屋成为人们共享“临街”权利的最可行方式。
多元混搭风：总督莱佛士造就的“混血”新加坡
如果奠基新加坡的莱佛士爵士能多划出土地给华人，或许就不会有店屋的横行。但这也不能怪莱佛士。在新加坡开发伊始，这里只是一座满是热带雨林的小岛，他最初担心的并非人口拥挤，而是如何吸引人来这座荒岛。
莱佛士是英属东印度公司的雇员，担任苏门答腊岛的总督。这位出身贫寒家庭的英国人有着独特的思考方式。
十九世纪初的荷兰依然是马六甲海峡的霸主，在当地拥有一支庞大的舰队。英属东印度公司小心地避免任何和荷兰人的冲突，莱佛士却对此嗤之以鼻，自行决定在新加坡建立自由贸易港。正当莱佛士的同僚为他担心时，伦敦却传来好消息：英国政府支持这一行动，并用苏门答腊岛上的殖民地与荷兰人交换新加坡。当时的英国刚刚战胜拿破仑，算是荷兰的恩人。荷兰人虽不情愿，也只能把一个天然良港拱手相让。
早期的新加坡缺乏资源，但自由贸易的政策吸引了周边的民众。毕竟，免税是个谁都能听得懂的大好事。这里很快成为马来人、印尼人、印度人、华人的聚集地。就连一些成熟的殖民地，如乔治城和马六甲，也掀起了前往新加坡的移民潮。移民人口按照莱佛士的规划，定居在新加坡河附近的各个社区。随着新加坡殖民地的稳定和繁荣，商人开始从各地运来大量建材，移民也从临时的茅草屋住进了简单的两层店屋。这个小岛殖民地，总算是艰难地存活了下来。
莱佛士精力充沛地为新加坡制定蓝图。他规定店屋的建筑标准，如楼层高度、地基材料、牌匾位置等等。按照规定，店屋的临街面要留出五英尺(5feet)的公共空间，也就是著名的“五脚基”。为了预留五脚基，店屋的一楼后缩，只留下两根柱子来支撑上层的楼房。各家店屋的五脚基相连，成为连续的走廊，从街道的一端直通到另一端。在炎热多雨的热带，走廊可以为行人遮阳挡雨，成为不受天气影响的商业通道。五脚基成功地解决了当地的气候问题，因此被大量效仿。就连没有强制规定的乔治城和马六甲也开始广泛使用五脚基。而从南洋返乡的华人，也在华南地区建起类似的骑楼。
店屋虽窄，但都保留中国建筑中常见的天井结构。有的店屋按照中国传统，采用完全开放的天井，从三楼直通一楼，成了一个小型庭院。有的店屋在天井上支起小亭盖，以避免水涝和过强的日照。在狭长且两侧封闭的店屋中，天井改善了采光和通风。而在炎热午后，店屋的高墙和天井又创造出幽深清凉的环境，让店屋成为热带小城的乐居地。
由于超强的实用性，岛上居民都开始采纳店屋的形式。土生华人、移民华人、马来人、印度人会根据自己的口味，装饰出形式各异的店屋。华人在店屋的正面挂起牌匾和灯笼，在墙上刻上松、竹、梅、龙和麒麟。伊斯兰教徒在房顶绘出星月和植物标志，在房檐留下连续的木饰。马来风味的木雕、希腊罗马式的柱头和拱圈、殖民风格的盾牌和勋章，爬满了店屋的正立面。百叶窗、推拉窗、滑窗、玻璃窗竞相登场。不同风格的元素甚至会混搭在一起，共同装饰同一间店屋，留下别样的混血魅力。
店屋主人：南洋华人的生计与生活
“店屋”的名字来自于“下店上屋”的功能。临街的一楼成为商业店面，销售商品、开办餐饮、设立钱庄。主人还会在一楼设置厨房和客厅，二楼以及更往上的阁楼往往是居室。由于新加坡处于人多房少的紧张状态，主人往往会把楼上的空间分割，分给不同的租户。富裕人家会家传数套店屋，全凭收租来维持生计。就连门口区区的五脚基，主人也会出租给各色小摊贩。
店屋中容纳的，是大批下南洋的华人。十九世纪后半叶到二十世纪初，中国的封建皇朝崩溃，民国在动乱中风雨飘摇。从鸦片战争到太平天国，从义和拳到辛亥革命，中国经历了长达百年的动荡不安。闽粤沿海的居民为了躲避战乱，纷纷下南洋。这些避祸的华人为刚刚开埠的新加坡提供了重要的人力资源。英国人的管理和海军保护让新加坡成为一个可以安心赚钱的地方。华人移民们希望在这里赚取一份家业，等到祖国安定时再回归家乡。
新移民的华人往往会租住在店屋。白天，华工们做着码头的苦力和人力车的脚夫。晚上，他们与挤在同一屋子里的同乡闲聊。人们交换着家乡的时事，也渐渐熟悉了这个光怪陆离的小城。一些头脑精明的华人会看准时机，利用新加坡的贸易条件，创建自己的事业。有的人靠倒卖燕窝发了家，有的人靠从中国贩来土产致富，有的人凭手艺赚了钱。无论是何种途径，华人致富的第一个动作都是买地建屋，兴修起自己的堡垒。而没有混出头的华人，买不起一张回程的船票，只能做着无尽的苦工，最终老死在五脚基下。
那些拥有了店屋的华人，就有了继续发展的根基。在陌生的环境中，华人只能抱团取暖。而店屋中的家庭，就是抱团的最小单元。第一代移民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也说不上几句英文，难以参与政府事物。即使经济上富足，这些华人也只能从事商业。另一方面，移民来自天南地北，不同地域之间隔阂不浅，言谈间都带着几分谨慎。有了自己的店屋，华商们更喜欢躲在自家店屋里赚钱，一心营造自己的小家庭。看似开放的店屋，却隔着看不见的高墙。
店屋凭借一招鲜，包办了从生产到生活的全部活动。主人在一楼的柜台上卖货，妻子躲在厨房置办晚饭。小孩子在楼上踢踢踏踏，隔着窗看街道上熙熙攘攘的行人。重病的老人送往“死人街”停放死人的店屋，等待过世。
在早期鱼龙混杂的华人社会中，店屋成为卖淫和鸦片馆的场所。江湖帮会的混混们，也借着天井的光，在店屋中插香炉开堂口。欧洲人因此觉得店屋区犯罪频发，卫生堪忧，纷纷避而远之。而华人则乐得欧洲人走远远，不要打扰了自己的生意。
即使凭借店屋在海外安身立命，华人依然抱着一颗叶落归根的心。他们密切注意着祖国的动态，准备在时局稳定时回乡。华商还提供了大笔资金，支持同盟会和其它革命党。抗日战争爆发时，五脚基下的华工都慷慨解囊，捐助蒋介石抗日。然而中国持续动荡。这些盼着回乡的华人，大多终老于店屋中。
二战爆发前，店屋达到巅峰，构成了新加坡的主要市貌。但灾难悄悄降临。
日本人偷袭珍珠港的同时，启动了“南进行动”。这一行动旨在获得东南亚的石油，正是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的根本目的。新加坡作为英国统治东南亚的中心，遭到日本飞机的狂轰乱炸。大量采用木结构的店屋遭到严重破坏。日本人的坦克最终从马来西亚开到新加坡的中国城。日本宪兵队踹开一间间店屋的大门，抓走数万华人枪决，以报复南洋华人对抗日活动的资助。
随着日本战败和新加坡独立，破旧的店屋成了旧时代的象征。被马来西亚踢出联邦的新加坡既缺乏资源，又没有军事保护，时时处在被吞并的危机中。国父李光耀开始了一系列激进的改革，用强力的手段推动发展，以谋求岛国的生存空间。
在发展的大旗下，店屋成了落后的象征，被整栋整栋地拆除。政府以低价征收相关土地，为公共住屋计划做准备。一座座高大的楼房取代了过往的店屋。民众们迫不及待地住进了干净、便利但样式单一的组屋，店屋则日渐稀少。
大建设一直持续到八十年代，新加坡已经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但这座制造业发达，满是银行和跨国公司的现代都市，却失去了吸引游客的魅力。曾经急着告别过去的新加坡人才惊醒过来，想起要保护所剩无几的店屋。
中国城、小印度和甘榜格南被划为历史保护区。在政府的强力政策下，店屋得到全面的翻新。新型建筑材料替代了脆弱的木结构，现代化的排水和空调设施也被引入店屋。店屋的墙面上漆上了清新的颜色，各色装饰也翻修一新，成为欧美游客最趋之若鹜的观光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