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代中晚期青铜器有什么特色

　　商代中期青铜器介于商代早期与晚期之间，商代晚期青铜器则代表了高度繁荣的青铜文化，因此，商代中晚期青铜器对于研究中国青铜时代从初期到鼎盛的历史具有重要意义。那么商代中晚期青铜器有什么特色?

　　商代中晚期青铜器特点：商代中期铜器

　　发现较为分散，河北藁城台西、北京平谷刘家河、安徽阜南和肥西等地出土的青铜器比较典型。商代晚期的殷墟一期墓葬也有商代中期青铜器伴出。器形特征：爵尾与早期相似，流已放宽，并出现圆体爵;的底部多向下鼓出，平底已较少见，足在空锥状足的基础上，出现了截面为丁字形的足;大口有肩尊，有了较大的发展,出现了厚重雄伟的造型;的体型比例则较早期有明显的降低而呈宽肩的样式;三足的鼎、鬲类器开始出现三足与两耳对称的配足格式;圈足类器的圈足镂孔则普遍有所缩小，新增的器类有瓿。

　　纹饰分为两类：一类是变形动物纹，构图简略，但线条细而密集，与早期纹饰线条粗犷的风格有异;另一类用繁密的雷纹和排列整齐的羽状纹构成兽面纹，双目突出，但头像与体躯仍未明显区分。高浮雕附饰也有较大的发展，特征是线条轮廓浑圆，与晚期有别。一般仍不铸铭文，但个别器物铸有氏族徽记。

　　商代中晚期青铜器特点：商代晚期青铜器

　　武丁至帝辛时之器，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新出的器形有方、高颈椭扁体壶。觥、盂、鼎、鬲、簋、等食器有较大的发展。爵已盛行圆体型式。觚的腹部细长趋势明显。在前段仍是与爵、觚相伴的酒器，后段似已退出酒器组合之列。方发展较快。鸟兽形象的铜器也颇盛行。圈足器类的圈足上的镂孔装饰也出现由退化到消失的趋势。这时期商代王畿和方国均出重器珍品，殷墟妇好墓的三联、偶方、四足觥、鉴尊，湖南出土的四羊尊、虎食人卣、象尊、猪尊、人面方鼎，山西石楼出土的角状觥，安阳西北冈出土的司母戊方鼎都是代表中国青铜艺术的顶峰时代的瑰宝。

　　青铜器铭文也有所发展，尤其在殷墟文化后段，铭文加长，内容趋向记史，据此已能确定一批绝对年代可考的标准器,如传世的廿祀簋、廿祀方鼎、十五祀小臣犀尊、小子卣、其诸器和出土于安阳后冈的戍嗣子鼎等。纹饰趋于繁缛，形成地纹和主纹相重叠的多层花纹。主纹普遍采用浮雕形式，以动物和神怪为主题，地纹普遍采用雷纹。花纹往往布满全器。同时，扉棱和牺首等装饰手法也有很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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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母戊鼎又称司母戊大方鼎，是中国商代后期王室祭祀用的青铜方鼎，1939年3月19日在河南省安阳市武官村一家的农地中出土，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是我国目前已发现的最重的青铜器。该鼎是商王祖庚或祖甲为祭祀其母所铸。因其腹部著有“司母戊”三字而得名，也有人释作“后母戊”，后母戊即商王武丁妻子之一的妇妌(jìng)。

　　“国之大事，在祀及戎”。对于中国先秦中原各国而言，最大的事情莫过于祭祀和对外战争。作为代表当时最先进的金属冶炼、铸造技术的青铜，也主要用在祭祀礼仪和战争上。夏、商、周三代所发现的青铜器，都是礼仪用具和武器，以及围绕二者的附属用具，这一点与世界各国青铜器有所区别。

　　中国商代晚期的青铜器。据传出土于山东省梁山县，藏美国旧金山亚洲美术馆。器高24.5厘米，器口开于背部，盖已失。制作年代约在帝乙、帝辛时期。器物造型为双角犀牛形象。周身光洁不施纹饰。体积感很强，表现出犀牛蹒跚行进的动态。犀牛自身躯体庞大笨重的感觉与作为容器的实用功能要求自然和谐一致。它表现出了商代艺术工匠在观察自然和提炼概括生活方面所达到的水平。

　　小臣犀尊还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它有铭文 4行27字：“丁巳，王省夔京，王锡小臣夔贝，隹王来征人方。隹王十祀又五，日。”记载小臣随从商王参加征伐人方的战争，受赏而作器，时在王十五祀。铭文所反映的历史事件可与同时期的青铜器铭文、甲骨文相印证。 小臣艅犀尊

　　人面方鼎(高38.5厘米,口长29.8厘米，宽23.7厘米，1959年湖南省宁乡县黄村寨子山出土，湖南省博物馆藏)商器体呈长方形，立耳，四柱状足，为商代后期鼎常见的样式。鼎腹的四面各以浮雕式人面作主体装饰，面部较为写实，特征突出，十分醒目。表情威严肃穆，高颧骨，双眼圆睁，眉弯曲，唇紧闭。双耳肥大，上饰勾云纹，下有手爪形纹饰。地衬云雷纹。腹部四角有外凸的扉棱，并带有齿状凸饰，使形体庄重而富于动势。足上部饰兽面纹，也饰扉棱，与腹部呼应，下有三道弦纹。耳外侧饰阴线夔龙纹。整个装饰层次丰富，清晰精致，主题鲜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