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朝伊尹辅政

　　商朝的建立，除了商汤的贤良，夏桀的残暴之外。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人物，那就是伊尹。接下来小编就跟大家聊聊伊尹辅政。

　　人物生平

　　伊尹生于公元前1649年，名挚，“尹”是官职名，等同丞相，也就是他后来担任的职位。伊尹是生于夏朝晚期，后辅佐商汤讨伐夏朝，建立商朝，是当时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据记载，伊尹在商朝为相长达五十余年，死时正好100岁高龄。

　　伊尹辅政

　　成汤在位十二年后去世了，死后由外丙即位。自外丙经仲壬至太甲几代执政时间都很短，商朝的大权实际掌握在伊尹的手里。伊尹努力教太甲如何做一个好君王，但是太甲不遵汤规，横行无道，被伊尹流放到桐宫(今山西省万荣县)，令其悔过和重新学习汤的法令。三年后，迎回太甲复位。商的统治又呈现出清明气象。伊尹为贯彻商汤的治国方略、使商王朝长治久安作出了不懈努力，伊尹因此也获得了“大仁”、“大义”的美名。太甲死后，传位于其子沃丁，其后历经太庚、小甲、雍已、太戊四代，商朝统治曾一度衰落，直至太戊执政期间，商朝才再度兴盛起来，出现了继成汤之后最好的政治局面，因此商人称太戊为“中宗”。商朝中期，国力衰败，诸侯不朝，各种矛盾交错，危机四伏。盘庚为了挽救王朝的危机，于大约公元前1300年不顾当时权贵的反对，强行将都城迁至殷，并进行改革，推行成汤的政治，革除奢侈恶习，使局势得以安定，政治、经济、文化开始迅速发展，史称“盘庚迁殷”。从此，直到商亡的二百七十三年间再未迁都，所以商朝又称做殷商或殷朝。武丁即位后，大力选拔人才，任用傅说、甘盘等贤能志士，征服了周围各方国，大大地扩充了商朝的疆域。这段时间，商朝的政治、经济、文化都有了空前的发展，达到商朝后期的鼎盛时期，史称“武丁中兴”。武丁之后的商朝，开始逐渐走向了衰亡。至帝辛(商纣王)时，商王朝终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帝辛于公元前1075年即位。他天资聪颖，不仅体格魁伟，而且能言善辩，但好酒色、喜淫乐，“以酒为池，悬肉为林”。除此之外，商纣王非常残暴，制定了很多严刑峻法。纣王在危机日益加深时，还大规模地对周边部族用兵，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加速了商王朝的灭亡。在现在看来，商纣王对历史的贡献也不可忽视。他开拓山东、淮河下游和长江流域，使商朝疆域得以扩展，促进了中原文明的传播。公元前1046年，西方周族在周武王的领导下，在牧野一举击溃商军，从而结束了商王朝的统治。

　　商王朝在政治、经济以及科学等各方面都比夏代有了长足的进步。从我们考古出土的殷墟遗址来看，商朝已完全脱离了原始部落的生活方式，由游牧而改为定居。农业和畜牧业都有了一定的发展，开始了人工养殖淡水鱼。手工业全部由官府管理，分工细，规模巨，产量大，种类多，工艺水平高，商朝的的青铜冶炼和铸造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其中，在安阳发现的“后母戊鼎”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大的青铜器。除此之外，商朝人已经发明了原始的瓷器，洁白细腻的白陶颇具水平，造型逼真，刻工精细的玉石器表现了商代玉工的高超技艺。在殷墟中还出土了大量的占卜龟甲，上面的文字是我国已发现的古代文字中时代最早、体系较为完整的，因此称为甲骨文。甲骨文继承了陶文的造字方法，是商朝后期王室用于占卜记事而刻(或写)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现在还形成了专门研究甲骨文的学科“甲骨学”。

　　在商朝统治的同时代，古埃及王国的统治已进入鼎盛时期，古希腊的迈锡尼文明正在崛起，两河流域的古巴比伦帝国也在崛起。它们和商朝东西辉映，对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军事贡献

　　伊尹在军事方面的活动，主要是参与了灭夏战争的策划、准备与实施。关于汤灭夏之战，史料欠缺，现今所知的有关记载亦多是语焉不详，尤其是对战役战斗的记载极少，难以全面详实地叙述，但关于灭夏战略的谋划、准备和实施，古文献中略有涉及。通过对这些文献资料的归纳，我们可以看出伊尹在灭夏之战中所起到了重要作用及其对军事认识的深刻和驾驭军事的杰出才能。他对中国军事发展所作出的巨大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将人心向背的政治因素用于指导战争。

　　人类社会自从有了阶级和国家之后，政治与军事便形成了一种密切的关系，政治的兴衰与战争的胜败密不可分，而人心的向背正是政治形势的反映，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心向背的内容和表现形式又各有不同。在夏商之交，中国处于奴隶社会发展时期，当时社会生产力不高，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生产部门——农业的生产水平还很低，还具有对自然不可抗拒的依赖性。有神论的唯心世界观在人们的头脑中占据统治地位，唯天是尊，唯天是教，人们认为上天是人世的最高主宰，一切自然现象和人类行为都受上天支配，这反映到政治上就是神权政治。最高统治者以上天之子自居，其权力和行为被视为上天意志的体现，因此，每有重大举措必祈请上天，祭祀神祖，以求福佑。每次战争更是如此，战前除向上天和神祖祈祷外，还要占卜请示，以决定行动和指导作战。但就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伊尹通过对过去战争的总结，隐隐约约地发现政治与战争的关系，意识到人心向背对战争的影响，于是开始冲破天命思想的束缚，把注意力用于研究人心向背这一因素在战争中的作用，初步形成了“视民知治不”(《史记·殷本纪》)的思想，即把民众是否拥护最高统治者，看作是衡量国家统治兴亡的一个重要尺度，进而将这一思想用于指导灭夏战争。

　　为了弄清民众对夏桀的态度，伊尹前往夏任官，借机探察民情。当他看到桀“不恤其众，众志不堪，上下相疾，民心积怨”的情况后，即大胆判断“夏命其卒”，认为夏已出现了灭亡的征兆，因而与汤共同下定灭夏的决心。在战争准备期间，伊尹仍以此为指导，一方面极力宣传夏之暴政，进一步促使人们对夏的厌恨;另一方面针对“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的现实，强调广布仁德，宽以治民，并采取一系列具体措施(参见前文汤灭夏之战)，对内扩大民众的拥护，对外争取其他方国的支持，颂声四起。不少方国归附，从而收到了抑彼扬己之功，使人心背夏而向商，九夷不起即为明证，为灭夏战争的具体实施提供了有力的保证。

　　人心向背影响战争的观点，在今天看来是众所周知的公理，但在三千多年前的奴隶社会，却是前无古人的创造。伊尹第一次认识到这一点并用于指导战争，不能不说是对中国军事发展的重大贡献。

　　第二，“上智为间”的谋略。

　　间谍情报战，在现代战争中已不新鲜，但在中国古代早期战争或者说在伊尹之前则是未曾有过的。当然在人类早期战争中也注意到了侦察敌情的重要，但在神权统治时代，这种侦察只是纯军事的战场侦察，而没有深入到敌人内部从事情报搜集和瓦解敌人关系的工作。只有当伊尹认识到民心向背对战争的作用之后，才以到夏任官的名义打入夏王朝内部开展情报工作。如果说伊尹第一次赴夏是为了侦察夏王朝的政情民情，以便制定灭夏计划的话，那么第二次赴夏则不仅仅是为了了解情况，而且还利用所掌握的情报，联络夏臣和当时已失宠于桀的妹嬉，扩大敌人内部的矛盾，以削弱其实力，为后来灭夏战争的胜利打下了基础。据《竹书纪年》载：桀“命扁伐山民，山民送女于桀，二人，曰琬、曰琰。后爱二人，……而弃其元妃于洛，曰妹(未)嬉氏，以与伊尹交，遂以亡夏。”《吕氏春秋》亦有类似记载，充分肯定了伊尹用间的作用。后来孙武总结说：“能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军之所恃而动也”(《孙子·用间》)。“用间”的重要性随着战争的发展越来越受重视，而伊尹作为中国军事史上“用间”第一人，其功劳不言可知。

　　第三，根据敌我力量变化选择有利战机。

　　任何事物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运动发展的，能否运用发展的观点，根据形势的变化决定行止进退，是谋事成事的关键。对于战争而言，能否正确认识判断形势并选择有利战机显得尤为重要。

　　商汤经“十一征”后，不仅剪灭了亲夏的方国，而且扩大了统治区域，实力大增，灭夏的战争准备工作业已完成。当时夏王朝内部矛盾更加尖锐，呈现出分崩离析之势，在此形势下，向夏发起最后总攻的时机似乎已经成熟。但伊尹为确保战争的胜利，考虑到夏虽然已近末日，然而它为中原之主已历时400余年，其声威余绪，不可忽视;再者商为夏之方国，商伐夏有以下犯上之嫌，没有十分的把握不可轻动，因此认为一定要等大多数方国都不支持夏桀时方可进攻。于是为试探各方国诸侯的人心向背，伊尹建议汤停止向夏进贡，以观反应，桀怒而“起九夷之师”，准备大举伐商。伊尹见九夷等方国仍心向夏桀并听从桀的调遣，因此认为决战时机没有完全成熟，遂与汤复朝贡谢罪，假意忠诚以伺时机。第二年伊尹建议再次绝贡，桀又召诸侯在有仍(山东济宁南)会盟，准备伐商，此次不仅九夷之师不奉夏命(《说苑·权谋》)，而且有缗氏(山东金乡南)首先叛反(《左传·昭公四年》)。伊尹看到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夏桀已完全陷入孤立，认为时机已经成熟，抓住这一有利时机，立即向夏发起总攻，结果大获全胜，一举灭夏。

　　在天命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时代，伊尹不是通过占卜、观象来决定是否发动和何时发动战争，而是根据对客观形势的分析，充分认识人在战争中的主导地位，由人〈即他自己〉来把握和选择战机，实属难能可贵。

　　伊尹在军事上的成就除以上几个方面以外，在前文所述的诸如孤立敌人、壮大自己、迂回包抄和切断敌人后路等都有其独到之处，但其最突出的贡献则在于不受时代的束缚，大胆冲击天命观禁锢，较清醒地认识到人在战争中的主体作用;其战略和选择有利战机均得于人心向背影响战争胜败的观点，这对于中国军事的发展尤其是战略学说的建立，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不愧为中国军事史上第一个军事谋略家。

　　伊尹汤液经

　　伊尹不只是一位贤明的丞相，政治军事方面了得，在医学方面也很有造诣。据传，他发明了汤液，也就是汤药，并且写下了书籍。汉代称之为《汤液经法》，共三十二卷，因为是伊尹所作，所以也叫《伊尹汤液》。

　　从史书可知，伊尹是一名出色的厨师，还是一个医术高超的巫师。据称他发明汤药和他的厨艺也有莫大关系，传说在一次做汤的过程中他突发奇想，把中草药当做食料来熬来煮，从而诞生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份中药汤液。这一故事在后世的医学界广为流传，他的《伊尹汤液》被归于经方派，内容主要是以方剂为主。后来，张仲景的《伤寒论》以及其他许多医学书都引用借鉴了许多伊尹书中的药方，而且引用许多。可惜，该书据说在唐朝以后就失传了，所以无从知晓该书的原文如何。

　　虽然也有人认为汤药只是在伊尹在世时开始盛行，而非他本人发明，但大多数人都坚信伊尹发明了汤药这一点。因此，人们认为伊尹的《汤液经法》是中医方剂学的基础，认为现在中医仍然一直在使用的经方的源头就在这本书。伊尹也被中医们成为“亚圣”，在医学家朝拜的庙宇祠堂里常有伊尹的塑像，甚至有人把他与黄帝、神农并称为“三圣人”。

　　民国时期，有一位杨绍伊先生希望还原《伊尹汤液》的原貌，他根据一些引用该书的中医经典为根据，把伊尹的内容整理出来，重新编写成一本书，取名《汤液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