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朝第二十五位皇帝廪辛

　　廪辛，《竹书纪年》作冯辛，姓子名先，是中国商朝第26任国王，前任国王祖甲之子。廪辛以殷为首都，在位6年(《今本竹书纪年》称他在位四年)他死后由弟康丁继位。

　　军事统治

　　商王廪辛时，曾对活动于今晋、豫、陕之间的羌方进行过一些小规模的战争。羌方受到打击后部分降服，部分向西退去。经祖庚、祖甲二王至廪辛、康丁时，羌方在今陕、甘一带重又崛起，屡犯商王朝，常使商戍军遭到很大损失，成为商王朝欲用兵的重点。

　　商王廪辛针对羌方武装力量强悍等特点，战前进行了全面的谋划和布置，一面命戍军暂避敌锋，待机而动，一面组织精锐部队适时增援抗击羌方进犯。

　　由于采取积极防御策略，廪辛、康丁时抗击羌方的战争取得最后胜利，擒杀羌方伯，占领羌方部分土地，并派出与王族关系密切的逐、何等五族戍守。

廪辛

　　但羌方并未被攻灭，武乙及其后的诸王在位时，仍常与羌方发生小规模的冲突。周武王攻纣时，羌方更参加了灭商的联军。

　　商王廪辛、康丁时期(约公元前12世纪)，商军于西部边境地区(今山西、河南西部)抗击西北羌方侵扰的战争。

　　廪辛在位期间，西方一些方国部落不断攻扰商朝，廪辛发兵多次征伐，还征调卫、虎、受等几个部落出兵攻打。但是，始终没有将方国部落征服。

　　外服事务

　　内服是商王廪辛直接统治的王畿地区;外服是由邦伯所管辖的地区，这些邦伯分为侯、甸、男、卫几种，其中许多很可能是方国部落首领而臣属于商者。卜辞所载的侯有近50个，最著名的有仓侯、舞侯、犬侯、侯告、侯专、杞侯等。甸，卜辞称为“田”，“多田(甸)”即指许多甸职官员。男，在卜辞中称为“任”，著名者有而任、戈任、名任、卢任等。卫，作为一种武职，在卜辞中多称为“多射卫”、“多马卫”、“多犬卫”等，亦有单称为“卫”者。

　　卜辞和金文所见商朝的内服官有五六十种，大致可以分为四类。一是“百僚庶尹”。包括地位很高的旧臣、老臣以及商王的近侍之臣。其中还有负责出纳王命的史官。二是“惟亚惟服”。主要是与商王关系密切的军职官员。三是“宗工”。指负责王室祭祀和某些具体事务的官员。四是“百姓里君”。指管理地方上的诸族与普通民众的官员。

　　内服事务

　　廪辛时期，商王朝的职官有中朝任职的内服官和被封於王畿以外的外服官之别。内服官中又分外廷政务官和内廷事务官。最高的政务官，是协助商王决策的“相”，又称“阿、保、尹”。王朝高级官吏统称卿士。三公，则是因人而设的一种尊贵职称、并不常设。另外有：掌占卜、祭祀、记载的“史”，掌占卜的卜、掌祈祷鬼神的祝，掌记载和保管典籍的作册(又称守藏史、内史)，武官之长的师长，乐工之长的太师、少师。

　　内廷事务官是专为王室服务的官员，主要是总管的宰和亲信的臣。臣管理王室各项具体事务，有百工之长的司工，掌粮食收藏的啬，掌畜牧的牧正，掌狩猎的兽正，掌酒的酒正，掌王车的车正，为商王御车的服(又称仆、御)，侍卫武官亚，卫士亚旅，掌教育贵族子弟的国老，掌外地籍田的“畋(音‘田’tian/)老”。外服官主要有方国首领的侯、伯，有为王朝服役的男、有守卫边境的卫。

　　廪辛时期，商朝政治制度的根本特点是内服与外服的划分，生活在商周之际的周公曾经在《酒诰》中这样概述其情况：“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越在内服，百僚、庶尹、惟亚、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君)。”

　　农业发展

　　甲骨文的田字，表明在广平的原野有整治得整齐规则的大片相连的方块熟田。甲骨文“疆理”的“疆”字，象征丈量和划出疆界的田地，“田畴”的“畴”字，像田间按行垄犁耕往返转折，这样的田畴当然不会耕作得很粗放。这些经过疆理整治规则耕作较好并配合有灌溉沟渠的方块田，就是后来的井田。

　　商王廪辛时，商代使用的农具，考古学界一般认为仍以石、骨及蚌制铲、斧、镰、刀等为主，偶尔也发现有一些铜锸、铜铲等青铜工具，但不一定用于农业生产。

　　这些田地主要分布在都邑附近，由商王和诸侯国君直接占有，也有分配给近亲贵族。其他贵族在封邑内也同样经营这样的田地，不过规模要小一些。在国都以外，商王经常派臣民到比较边远的地方去开垦土地。

　　手工业发展

　　商王廪辛时在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在各个生产部门内部分工日趋巩固和日益复杂的情况下，商代的商业也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在周灭商后，据周公说在殷民中有一部分人是“肇牵车牛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这些人就是从事长途贩运贸易活动的商贾。

　　商王廪辛时商朝经济比夏朝有很大发展的表现：农业生产规模一相当大，种植的农作物有粟，黍，稻，麦等。畜牧业发达，饲养六畜，祭祀用几百甚至上千头家畜。青铜冶铸，玉器制作和酿酒等手工业很发达。商业发展到一定水平，交易是用海贝，骨贝，玉贝和铜贝等作货币。

　　商王廪辛时铸造作坊商代手工业生产的发展，比农业更为突出。其中，青铜冶炼技术和青铜器制造工艺的高度发展，更集中反映了当时手工业技术水平和时代的特点。在殷墟和郑州商城遗址，都发现有为王室所专用的青铜器铸造作坊。当时，在这些作坊中都有比较细致的分工，有世代从事生产擅长专精技艺的工匠。生产规模之大和技艺水平之高，是当时世界所罕见的。

　　都城朝歌

　　商都朝歌，始自帝乙。皇甫谧的《帝王世纪》说：

　　“帝乙……徙朝歌，其子纣仍都焉”。皇甫谧的话，又为近人罗振玉通过对殷墟的考释所证实。罗氏说：“《竹书》‘更不徙都’说是错误的”。并肯定“迁沫必在乙之世”(《殷墟书契考释》)。皇甫谧的话也为郭沫若对《戊辰彝铭文》的考释所证实。郭沫若说“徙朝歌乃二十年后之事”(见《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纣都朝歌除史书记载外，还可以证诸淇县古城垣。1984年，全国商史学术讨论会在河南安阳召开，代表们在淇县参观时，中国社会科学院故夏鼎院长曾说：“淇县古城垣是典型的商城”。此外，还可以证诸淇县有关纣王的传说及生活遗迹。朝歌为纣都，还可以证诸1977年在陕西周原出土的商人“庙祭甲骨”。

　　商都朝歌(今河南淇县)，原是载诸史册及地方志的事实。但近几十年，自从甲骨在安阳把墟出土，王国维的《说殷》问世，《竹书》的“更不徙都”说，即被奉为圭臬。中国文术界，遂把洹水南之殷墟，说成是盘庚到帝辛，二百七十三年的帝都，从而抛弃了历来史书所说的纣都朝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