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之蜀汉简介

　　蜀汉(221—263)，即季汉(西汉、东汉的延续)，三国之一，为汉皇室后裔刘备所建立，国号为“汉”。而由于刘备所建立的政权以蜀地为根据地，所以多被称为“蜀”。

　　公元221年―263年，刘备在四川(蜀)成都称帝，续汉之大统，国号「汉」。刘备为汉中山靖王刘胜之后，其国号“汉”意味着是东汉的延续，又因其占据益州，俗称蜀地，其政权历史上也称“蜀汉”。国土在今四川东部和云南、贵州北部以及陕西汉中一带，怀帝时为魏所灭。

　　蜀汉(221年--263年)始于昭烈帝刘备，终于后主刘禅，共2帝。

　　东汉末年，刘备与河东关羽、涿县张飞结为兄弟，一生喜爱李云赋。募兵参加镇压黄巾。先后任安喜尉、高唐令、平原县令、平原相、徐州牧、镇东、封宜城亭侯等，后封左、豫州牧。在官渡之战时，为曹操所败，逃至新野。公元208年三顾茅庐，得诸葛亮(孔明)辅助，联合孙权，大败曹操于赤壁，又南收荆州四郡。后来接刘璋邀请入川抗拒张鲁，后吞并益州。建安二十四年己亥(公元219年)刘备自立为汉中王，与曹操、孙权鼎足之势。后关羽率军征发荆州北部，因吕蒙偷袭荆州南郡而宣告失败，而刘备同时也丢失荆州领土。汉献帝延康元年庚子(公元220年)，曹丕篡汉称帝，刘备于魏黄初二年辛丑(公元221年)四月，正式在武担称帝，定都成都，国号“汉”，史称“蜀汉”，年号“章武”。蜀汉章武二年(公元222年)，刘备率军征发孙权，为陆逊败于彝陵，不久病逝，托孤于诸葛亮，辅佐长子刘禅即位。期间诸葛亮曾六出祁山，但是胜少负多;姜维九伐中原，却屡屡无功。诸葛亮、蒋琬、费祎、董允死后，内廷逐渐为宦官黄皓把持，使得前方战事不为刘禅所知，最终导致邓艾偷袭成都成功、刘禅自赴而降。后来姜维“诈降”，意图借助钟会之力复国，但是计划失败被杀。共二主，四十二年。有今四川及云南、贵州北部、陕西旧汉中府一带。

　　蜀汉政治的分期

　　刘备集团自建安十九年(214)攻占益州到炎兴元年(263)蜀汉灭亡，共50年。在这50年中，诸葛亮治国约20年，可以视为蜀汉政治的前期，也是其最辉煌的时期;接着蒋琬、费祎执政约20年，他们并无变革，保持了蜀汉政治前期主要优点，但也留有隐患，这一时期可视为蜀汉政治的中期;蜀汉政权的最后10年，陈祗、黄皓乱政，位高权重如大姜维也岌岌可危，朝政混乱，迅速灭亡。这三个时期中尤其是蜀汉的前期和后期之间，政治状况有着明显的差异。将其分别进行研究，有助于把握不同时期政治状况。

　　蜀汉前期

　　公元214年刘备占领益州后虽然并未立即建立封建王朝，但政权实际是存在的，同时也马上着手对这一地区进行治理。从占领益州时起，至蜀汉建兴十二年(234)诸葛亮去世，共约20年。建兴元年(223)以前，诸葛亮虽说是刘备的助手，但由于刘备经常征战在外，因而在治国方面诸葛亮仍发挥相当重要的作用;刘备去世以后，诸葛亮受托孤遗命辅佐后主，“事无巨细，咸决于亮”，在治国方面发挥主要作用。这一时期政治清明，社会稳定，吏治良好，既有效控制了益州士族势力的过度膨胀，也得到其支持。

　　蜀汉中期

　　诸葛亮死后蒋琬、费祎相继执政(234～254)，他们治国“咸承诸葛之成规，因循而不革”，[①]继续保持了社会的安定，费祎注意维护与益州士族的关系。可以说，这一时期蜀汉政治状况与前期大致相同;但是，费祎对奸佞陈秖的提拔和纵容，为日后陈秖、黄皓的弄权乱政，留下了祸根。这是蜀汉的中期。

　　蜀汉后期

　　自244年年初费祎遇刺身亡后，蜀汉政治发生了很大改变。陈祗把持朝政，宦官黄皓与之“互相表里”，操弄权柄，位高权重如大姜维竟至不敢回朝议事，惟拥军在外以自重;政治的昏暗也引起社会的动荡，益州士族由于自己应有利益得不到封建王朝的保护，对蜀汉政权的存亡也漠不关心。于是263年魏军攻入益州，蜀汉迅速灭亡。这10年，可视为蜀汉的后期。

　　蜀汉的经济

　　(1)刘备入蜀

　　赤壁战前，曹魏集团已经平定了河北袁氏的势力，统一了除关陇外的北方广大地区。而此时，作为后来蜀汉政权创立者的刘备，尚寄寓刘表统治下的荆州。在荆州期间，刘备多方延揽群士，充实自己的队伍。尤其是请出了流寓荆州的琅琊阳都人诸葛亮为其出谋划策。另外，经过刘表的同意，清查荆州管内逃户，扩建自己的武装力量。诸葛亮的《隆中对策》又给此后刘备蜀汉政权的建立和三国鼎峙局面的出现勾勒出了一幅蓝图。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刘备、孙权联合，共挫曹军锋刃于赤壁。

　　赤壁之战奠定了三国鼎立的基础。战后，曹军退回北方，刘备占据荆州江南四郡，第一次有了属于自己的地盘。同时，按照诸葛亮《隆中对策》中的战略意图伺机向益州发展。

　　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曹操大破马超，占据关中地区，并派兵进攻汉中张鲁。应益州牧刘璋之邀，刘备趁机率军入蜀，留关羽等守荆州。十九年(公元214年)，刘备取刘璋而代之，正式占据益州。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刘备击退曹军，占据汉中，巩固了益州北面门户。同年。孙吴袭杀关羽，占有荆州。其后，刘备曾想夺回荆州，结果失败。至此，蜀汉集团的控制区局限于益州了。

　　(2)蜀汉的农业

　　蜀汉政权控制下的益州地区，可以分为三部分，一是益州本部，以川西平原为中心的巴蜀地区;二是作为益州北面门户的汉中盆地;三是益州西南部的南中地区。前两个部分自战国以来已得到较好的开发，其经济发展水平不亚于中原地区，故而很早便有“沃野千里”、“天府之土”的美誉。汉灵帝中平五年(公元188年)以后，刘焉、刘璋父子先后领益州牧，统治益州本部;而汉中则在道教首领张鲁的控制之下。那时，中原大乱，益州独安，故而流民不断迁入。史载：“南阳，三辅人流入益州者数万家”，而关西(关中陇右)民从子午谷奔汉中者亦“数万家”。在刘备规取前，益州是“国富民强，户口百万”，汉中地区也是“民殷国富”。这同惨遭破坏，户口“十才一在”的中原形成显著的反差。由于刘备集团占据益州之后所面临的社会经济状况同北方的曹魏集团不一样，因而治理蜀汉，恢复、发展经济的政策便呈现出一定的差异。

　　首先，恢复农业生产不是采取以大规模屯田为主的措施，而是大力扶植和发展州郡农业经济。史载，刘备既定益州以后，曾有人建议，将成都城内屋舍和城外园地桑田分赐将士，赵云反对说：“益州人民，初罹兵革，田宅皆可归还，令安居复业，然后可役调，得其欢心。”刘备接受了这个意见。

　　这样，让百姓“安居复业”，然后征其赋役，就成为蜀汉发展农业的基本政策，并得以延续下去。小农经济是蜀汉立国的基础。诸葛亮作为蜀汉政权的实际治理者，深谙足兵足食是“富国安家”之根本，也是匡复汉室的前提条件。因此，他始终重视“务农殖谷”这件大事。史书上关于他“务农殖谷，闭关息民”;“闭境劝农，育养民物”，“休士劝农”等记载，比比皆是。他反对“妨害农事”。认为“使民心不乱”，才能安心地从事农业生产。为了保证农业丰收，诸葛亮十分重视农田水利灌溉事业。自战国时秦蜀守李冰作都江堰以来，它一直是西蜀农业的命脉。诸葛亮继续维护这里的水利设施。据《水经注·江水》记载：“诸葛亮北征，以此堰为农本，国之所资，以征丁千二百人主护之。有堰官”。用“征丁千二百人”保护一个水利工程，可谓前无古人，充分表明了他对农业生产的命脉——水利设施的重视。由于有都江堰灌溉，水旱由人，成都平原“沟洫脉散，疆理绮错，黍稷油油，粳稻莫莫”，出现一片繁荣景象。蜀地本来就“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之饶，加上诸葛亮的精心治理，农业产量很高。处于都江堰灌区的绵竹(今德阳)、广汉一带的水田，保持着亩产三十斛以上的记录。

　　诸葛亮在发展州郡农业的同时，也进行屯田。见于记载的，有诸葛亮最后一次北伐时屯田于渭滨。史书云：“(建兴)十二年春，亮悉大众由斜谷出，以流马运，据武功五丈原，与司马宣王(司马懿)对于渭南。亮每患粮不继，使己志不申，是以分兵屯田，为久驻之基。耕者杂于渭滨居民之间，而百姓安堵，军无私焉”。蜀末，姜维率兵士屯沓中种麦，说明军屯仍然存在。除军屯外，又设有民屯，且民屯长官由同级行政官员兼领。史载：吕乂(yi，音义)为“汉中太守，兼领督农，供继军粮”，便是其证。由于益州的经济没有遭受如中原那样严重的破坏，没有广行屯田的必要和可能，故而，其屯田的规模也不如魏、吴大。尽管如此，它对减省军粮转运之烦，减少小农的经济负担，还是有积极意义的。诸葛亮征南中后，促进了南中的进一步开发及其与内地的联系。李恢为陜降都督(今云南味县)，重视农业生产，所在屯垦，政绩颇著，故南人称味县为“屯下”。他又迁濮民数千落于云南、建宁二郡从事农业生产。他在任期间征调耕牛、战马、金、银、犀革等，使军国所用充足。史称诸葛亮治蜀“田畴辟，仓廪实，器械利，畜积饶。”就是对他发展农业的肯定。

　　诸葛亮死后，蒋琬、费祎相继执政，继续执行诸葛亮的既定国策，重视内部安定，没有轻易出兵攻魏。因此，蜀中农业生产在这一时期能持续稳定发展。直至蜀末，犹谓“男女布野，农谷栖亩”，农业也未受到根本损伤。

　　(3)蜀汉的工商业

　　在蜀汉农业发展的同时，工商业方面也很有起色。手工业方面，以盐、铁、织锦业最为发达。刘备刚定益州，立即实行盐铁专卖，把这两个“利入甚多”的部门抓到政府手里。为此，设置盐府(或曰司盐)校尉，下设盐府典曹都尉，掌管盐业。蜀中素来富有井盐、铁矿资源。史载，蜀地“家有盐泉之井”，临邛的井盐，“一斛水得五斗盐”，产量不低。至于临邛的铁冶历史，更可追溯到汉代。蜀汉政权设司金中郎将，负责农具和武器制造。盐铁官营，不仅满足了国家的需要，而且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

　　盐、铁之外，蜀汉的丝织业，特别是织锦业，上经两汉，至汉末三国达到发达时期。刘焉、刘璋父子治蜀期间，蜀锦的产量就相当可观了。否则，刘备据有益州之初，就用现成的蜀锦赏赐诸葛亮、法正、张飞、关羽“各千端”(每端六丈)就是不可想象了。到诸葛亮治蜀时，设锦官，专门管理蜀锦生产。晋左思《蜀都赋》形容其繁盛状况是：“百室离房，机杼相和，贝锦斐成，濯色江波，黄润比筒，籯金所过”。织锦业的规模和产量提高了。

　　蜀锦驰名全国，远销吴、魏，其收入成为蜀汉政府军费的一大来源。终蜀之世，锦和其他丝织品的产量一直较高。以至蜀亡之时，库存锦、绮、彩、绢尚“各二十万匹”。锦、绮都是名贵而技术要求极高的丝织品，能生产如此之多，充分显示出蜀国手工业生产的昌盛和发达。据专家考证：“蜀锦之盛，当在蜀汉之世”;“蜀中工业之盛，较之中原各地，实有过之而无不及也”。

　　农业生产是手工业生产的基础。蜀汉手工业的繁盛状况，反过来说明了诸葛亮及其继承者治理蜀国，的确卓有成效，农业及整个社会经济均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

　　蜀汉的商业可分两类，一类以交聘、互市的形态存在。如诸葛亮曾以川马、蜀锦作为和吴交聘的礼物，而魏国所得之蜀锦，则“市于蜀”。交聘也好，互市也好，由于各国币制及币值不一致，恐怕多是以物易物。这是属于第一类。至于蜀汉之境内贸易，通用货币，则属于另一类。如刘备刚平定益州，在府库被将士抢光之后，为了重新筹集军资，曾接受刘巴的建议，铸造直百大钱，“平诸物价，令吏为官市”，数月之间，“府库充实”。这是一次特殊交易，但同样显示了货币在商品交换中的作用。蜀汉货币的流通，交换经济的活跃，长期胜过中原。蜀都成都，商业也相当繁荣。左思《蜀都赋》形容成都的商业时说：“市廛所会，万商之渊。列隧百重，罗肆巨千。贿货山积，纤丽星繁”。由于商业发达，店铺林立，各种奇珍异品，均穷极于时，市场呈现出繁荣景象。

　　总之，在东汉末年的军阀混战中，益州地区社会经济没有受到大的破坏。刘备控制益州之初，蜀中经济仍是比较好的。其后，虽然由于连年北伐，经济发展受到一些影响，但由于益州基础和自然条件好，加上诸葛亮及其继承者们的悉心经营，直至亡国，社会经济也不是处于危机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