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政策是怎样对蒋介石诱降的
日本发起的诱降攻势，其规模最大的是1939年底的所谓“桐工作”计划，这次会谈，中国方面是在蒋介石和戴笠的直接领导与策划下秘密进行的，日方的首席代表是今井武夫，此人当时是日本驻中国派遣军主管情报及政务的课长，接下来一起看下日本政策是怎样对蒋介石诱降的?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政府和蒋介石集团之间的关系扑朔迷离，在公开场合，日本曾把蒋介石骂得狗血淋头，而背地里却又把他当成“迷人的伴侣”。
抗战初期，蒋介石喊过一些诸如“牺牲到底，抗战到底”的漂亮口号，曾几何时，却又与日本眉来眼去，勾勾搭搭，还干了一些“同室操戈”的勾当，深得敌寇的嘉许，究其原因，是日寇对蒋介石集团采取了军事打击和政治诱降的两手策略，迫使蒋经常首鼠两端。
抗战时期，在降日、卖国的问题上，蒋介石与汪精卫有着根本的区别，他最终没有投到日寇的怀抱里，这是人所共知的，但是，日本政府对蒋介石集团诱降、日蒋相互勾结的内幕以及诱降未遂之原因却又鲜为人知。
纵观抗战八年，日本政府对蒋介石集团的诱降，大体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从抗战爆发到1938年10月武汉失守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是：日本采取强硬的对华政策，对蒋介石集团的基本方针是以武力威压为主、政治诱降为辅。在此阶段，侵华日军的疯狂进攻迫使国民政府对日作战比较努力，也比较顺利地形成了全国军民抗日战争的高潮，一时出现了生气蓬勃的新气象。
起初，日本的如意算盘是速战速决，但是，由于“中国人民的抵抗出乎意料的激烈”，使日寇到处受阻，日本政府预感到侵华战争将要旷日持久，拖下去对其十分不利，遂决定在进行军事打击的同时，通过外交途径，引诱蒋介石集团投降，并请当时的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出面“调停”。
1937年11月5日陶德曼向蒋介石递送了日本提出的“和平条件”，其纲要是：“事实上承认满洲国;缔结日华防共协定;停止反日;停止特殊贸易、自由飞行。”上述条件，蒋介石认为除承认伪满以外，其余不算太苛。12月2日，蒋召集白崇禧、唐生智、徐永昌、顾祝同等党政军首脑开会，全体一致认为，只要不再有其他条件，原则上同意以此为“和平谈判”的基础。
但是，就在诱降露出希望之光的时候，情况发生了变故，12月13日日军攻占了南京以后，其政府中的强硬派气焰十分嚣张，突然又追加了一系列苛刻的条件：对伪满由“事实上承认”变为“正式承认”;扩大华北、内蒙古与华中的非武装地带;承认内蒙古自治与华北特殊政权并保证驻兵;必要的赔偿，同时还勒令限期答复，否则将对中国采取“断然措施”。
对上述条件，国民党政府不敢贸然答复，拖到1938年1月13日才转告日方，要求对每一条款作出具体说明，待仔细研究后才能作出确切决定，日本政府很不满意，近卫内阁于1月16日发表第一次对华声明，明确宣布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决意另外扶植傀儡政权为其所用，至此，陶德曼“调停”宣告失败，中日双方召回大使，两国断绝外交关系。
第二阶段：从1938年10月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
这一阶段的特点是：中日战争已转入战略相持阶段，日本对国民党政府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即“从武力第一转变为重视政治策略”。
1938年10月下旬，日军相继攻占了广州、武汉，随着占领地域扩大，守备兵力增加，带来了作战兵力的不足，日军已无力再发动大规模的会战了，为了尽早结束战争，日本政府提出要不惜任何努力，加强对国民党政府诱降，即“诱导重庆政府放弃它的抗战主义而转向全面的和平主义”，面对日本政府的新一轮诱降攻势，蒋介石在考虑如何应对之时，担任国民党副总裁和行政院长的汪精卫却捷足先登，于1938年12月18日秘密逃出重庆，投到日寇的怀抱，并于1940年3月在南京建立了汪伪政权。
对此，蒋介石虽然十分恼怒，但在行动上却也不甘落后，他也在不断寻求“和平”的机遇，尤其是1939年春到1940年冬之间，日、蒋接触、会谈极为频繁，连蒋介石自己也承认：那时，日本“至少每月一次间接及非正式的表示求和之意，并日益提出较优惠的条件”。
日本发起的诱降攻势，其规模最大的是1939年底的所谓“桐工作”计划，这次会谈，中国方面是在蒋介石和戴笠的直接领导与策划下秘密进行的，日方的首席代表是今井武夫，此人当时是日本驻中国派遣军主管情报及政务的课长，中方首席代表是重庆行营参谋处副处长陈超霖，日、蒋代表先后在香港、澳门举行了15次会谈，形成了“意见书”，并整理了“备忘录”，其要点是：中国以承认满洲国为原则，日本对中国尊重主权独立及领土完整;中国立即放弃抗日容共政策，在停战同时发表声明;日华两国缔结防共协定……;日本于恢复和平之同时，尽可能迅速撤兵等。
因为上述要点，与中国代表的“和平意见”大同小异，其精神实质基本吻合，所以蒋介石比较满意。
1940年6月8日，日方又提议举行由坂垣征四郎、蒋介石、汪精卫三人出席的最高级会谈，会谈场所在上海、香港、澳门任选一处，6月22日，中方答复原则同意最高级会谈，但会谈地点坚持在长沙，日方很快作出反应，同意选址长沙，但要对方写出书面保证，不得危害日、汪代表的安全。
由于蒋介石“怕会谈如果不成功会被日军所暴露”，授人以柄，对己不利，所以拒绝写出书面文件，由于日、汪代表担心安全无保障，自然不敢前往，另一方面又因为日、蒋、汪三方会谈的事走漏了风声，使蒋介石受到多方面的责难，有人甚至强硬地主张要公开发表相互勾结的信件，使蒋十分害怕，鉴于上述诸种原因，使日、蒋双方历时十多个月的会谈告一段落，又一次只开花而未结果。
第三阶段：从1941年12月到1944年7月东条英机内阁垮台
此阶段的特点是：由于日本挑起了太平洋战争，企图从中国战场抽调其主力用于对美、英作战，因而对国民党政权加紧了诱降活动，但却未能如愿。
日本政府为了推行“以战养战”、“以华制华”的方针，对蒋介石集团软硬兼施，恩威并重，加紧诱降活动，企图充分利用太平洋战争初期日军作战顺利的形势，对重庆政府再次施加政治压力，逼迫其就范。
1941年12月24日，日本政府制定了《促使重庆屈服的工作方案》，要求“运用形势的变化，特别是利用作战的成果，乘机促使重庆政权屈服”，“当重庆方面发生动摇时，及时把谍报工作的重点转移到诱降工作上去”。
鉴于日军在太平洋战争初期暂时获胜的情况，蒋介石的思想确实“发生动摇”，担心美、英、苏三国万一都被打败了，后果不堪设想，因此不愿意与日本断绝联系，于是，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一方面不断向美国施加压力，提出：“中国对日作战牺牲重大，如再不援救，中国便单独媾和”，以此索取更多的美援;另一方面，又派遣亲信打入汪伪组织，或者收买汪伪政权的要人，通过他们与日本发生联系，暗中取得谅解，对此，蒋介石称之为“三面政策”。
日本政府也很体谅重庆政权的“苦衷”，一方面与其达成默契，另一方面指使汪伪政权与重庆政权勾结，鼓吹蒋汪合流。
1942年底，日军在瓜达卡纳尔岛遭到失败，敲响了日寇走向末日的丧钟，为此，日本政府再次放宽条件，向蒋介石集团抛出如下诱饵：“如果全面和平实现，日本不仅撤退在华全部军队，而且还要放弃辛丑条约所规定的驻兵权”。
由于蒋介石惯于骑抗日、亲日的“两头马”;加之又害怕此举得罪美国，导致美援泡汤，所以迟迟不同日本达成“和谈”协定，对此，日军统帅部甚为恼火，遂于1944年5月发动了豫湘桂战役，此役使国民党军队损失惨重，蒋介石政权处境十分不妙，连美国人对蒋也滋生了要扶植新人、取而代之的念头。
但是，就在蒋介石内外交困的时候，日寇又猛然醒悟：“消灭了蒋介石政权只会使中国的权力均势对共产党有利，而日本人是把共产党当成比重庆更大的敌人的。”
因此，日、蒋之间很快又达成了一项协议：只要重庆在其他地区不抗击日军，则日军保证蒋介石辖区为“不受侵犯的安全区”，从此，重庆政权在抗日问题上，便走上由“看战”、“观战”。
第四阶段：从1944年7月小矶国昭组阁到1945年8月日寇无条件投降
这一阶段的特点是，日本的国际地位急剧下降，国家命运陷入垂危，已是气息奄奄了，但是，日寇为了垂死挣扎，急于寻求与重庆政权“和谈”成功，以全力应付美、英的强大反攻。
小矶组阁以后，十分痛切地感到日、蒋“和谈”的重要性，1944年9月5日，日本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决定通过汪伪政权对重庆政权进行再次诱降。
日本的条件是：“全国和平后”，“同意蒋介石返南京，建立统一政府”;废除日、汪签订的《日华同盟条约》;“不干涉中国的一切内政问题”;“如果在中国的美、英军队撤退，帝国也撤退全部军队”;“满洲国不改变现状”，但“把香港让给中国”等。
10月初，汪伪政权的考试院长缪斌访问时任侵华日军副总参谋长的今井武夫，自称受重庆政府委托，想努力于日华和平谈判，请对方作好安排，一切准备就绪以后缪斌飞往东京谈判，缪提出的条件是：日本要取消南京政府和建立留守政府，重庆政府还都南京，并要求日本停战撤兵等。
但是，当小矶召开最高战争指导会议讨论上述条件时，遭到了陆军、海军、外务等大臣及统帅部的反对，使谈判归于流产，不久，小矶内阁亦被迫总辞职。
1945年4月，冲绳失陷，日本举国惊恐，继小矶后任首相的铃木内阁，对汪伪政权诱降重庆工作无明显成效甚为不满，决定绕过汪伪政权，“以异常坚定的决心断然进行对重庆工作以求实现停战”，经过一番活动，6月，国民党第10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15集团军司令官何柱国邀请今井武夫到河南会谈，当今井到达河南新集站时，仍然受到隆重接待，并“在极为友好的气氛中”会谈。
新集站会谈结束后一个多月，日本即宣布无条件投降。
日本历史学家臼井对此作出评论：与其说那是一次胜利者与战败者之间的会谈，还不如说是为了合作对付共同敌人，中国共产党的两个朋友之间的会谈，这是对日、蒋勾结的又一幅生动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