镰仓时代的贸易往来

　　镰仓时代是以镰仓为全国政治中心的武家政权时代。接下来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镰仓时代的贸易往来，欢迎大家阅读：

　　镰仓时代的贸易往来

　　平安末期，日本政府规定除了得到许可的入宋巡礼僧外，国人一概不得出海。针对中国商船的频繁来航有违日本紧缩方针的现象，制定了"每三年一航"的规定。但从11世纪开始，庄园制进一步成熟，贸易管理逐渐懈怠，宋商船的来航限制已有名无实。庄园领主和大宰府的商人们不再满足于被动的贸易，开始秘密地向宋派出商船。到了平清盛掌权的平家时代，对外贸易的态度更加积极。

　　镰仓初期，幕府沿用平氏方针，承认民间的自由贸易，日本商船赴宋更盛。到了中期，幕府也开始派自己的商船入宋。《宋史·日本传》中，有宋朝1176年、 1183年、1183年、1200年、1202年日本商船漂至宋朝的记录。"倭人冒鲸波之险舳舻相衔，以其物来售"，由此可推测到当时渡宋的盛况。 日本的贸易最初由大宰府管理，指定鸿胪馆前的海岸为贸易港.宋船入港后，朝廷优先挑选购买宫中所需之物，然后再与民间交易，价格也由政府规定。到了镰仓时代，有力贵族、寺院的庄园扩展到全国，而且拥有"不输不入权"。宋商趁此机会，将船泊于庄园管辖的港口，避开大宰府，直接与庄园主进行密贸易。这样，在九州的博多湾等海岸，出现了很多以庄园为依托的秘密贸易港，而鸿胪馆则渐被荒废。博多、箱崎等贸易港交易繁盛，赴日的宋商也多有长期居留于此者。

　　当时，从宋朝输入日本的商品种类很多，有铜钱、织绢、香料、药品、砂糖、茶叶、珍禽异兽等等，其中铜钱的输入尤其值得注意。从北宋起，宋朝铜钱就开始大量外流，朝廷虽屡下禁令仍难以抑制，到了南宋一度出现了"钱荒"。宋钱在日本流传非常广泛。

　　日本也有很多商品通过宋日贸易输入宋朝，其中以工艺品居多。日本的时绘、螺钿、水晶、扇子、刀剑等精美的工艺品，都极受宋人的喜爱。宋朝的著名诗人欧阳修有《日本刀歌》一诗，赞美日本刀之精。宋日僧侣之间也常互赠工艺品。此外，建造寺院用的杉板、罗木和黄金也是主要的输入品。

　　日本与元朝的关系并不好，由于忽必烈发动了两次侵日战争，致使两国交恶数十年。元日间虽无国交，但民间的商船往来却相当频繁，尤胜宋朝。

　　与宋日贸易不同的是，元朝时期两国民间贸易的商船几乎都是由日本驶往元朝的。元朝仿照宋制，在广州、泉州、庆元设提举市舶司，作为对日的贸易港。但因为地理位置的关系，绝大多数的日本商船都泊在庆元。日本的贸易港仍是博多，所以元日间的商船大都往来于此两港之间。

　　日本船开到元朝后，由当地市舶司发给证明身份的文件--公凭和公验，然后经过市舶司的抽分，方可进行货物交易。

　　元朝输入日本的商品主要有铜钱、经卷、书籍、佛教用具、茶具、绘画等等，其中铜钱仍是主要的输入品之一。据载，"日本遣商人持金来易铜钱" ，说明中国铜钱在当时的日本还是很受欢迎的。虽然元朝政府曾一再禁止铜钱外流，但大量的铜钱还是通过民间贸易输入了日本。元朝的经卷、书籍输入日本的量也很大。元弘年间输入日本的宋版《一切经》，就是日本商船带回的。镰仓时代社会上流传的儒家、道家的经典，如《论语》、《老子》等都是从元朝传入的。佛教用具和茶具在禅僧和上流社会中极为流行。自荣西从中国带回茶种被大力提倡以来，喝茶之风在僧侣中已相当普遍。至于从日本输入元朝的商品，虽无确切资料可考，但估计大体与宋代相同，主要是黄金、刀剑和螺钿、扇子等工艺美术品。

　　镰仓时代的僧侣交流

　　在镰仓时代，中日僧侣间的交往非常频繁，出现了很多名留史册的入宋僧。他们乘商船入宋，学习南宋的佛教和文化，再将其带回日本。

　　镰仓前期的入宋僧，继承北宋时的入宋僧的传统，即巡礼圣地，瞻仰佛迹。江南著名的禅宗五山十刹，尤其是径山、天童山、育王山都是入宋僧必去之处。当时入宋僧主要进修律宗和禅宗。律宗传入日本已久，但到平安中叶以后，日趋势微。镰仓正治年间，俊艿率弟子二人入宋，先后师从南宋五山十刹的高僧学习律宗，留学十三年方回。回国后，在京都开创泉涌寺，弘扬律宗。俊艿是入宋学习律宗的代表人物，其后，他的很多弟子也陆续入宋，进一步传习戒律。禅宗虽然早已传入日本，却一直未能兴盛。因此，禅宗的再次传入也就成了必然的趋势。荣西入宋后，师事黄龙派虚庵怀敞，学习临济禅，回国后开寿福寺、建仁寺，大力倡导禅风，日本禅宗从此开始兴盛，荣西也被尊为日本临济宗的开山之祖。荣西之后，其弟子明全、道元也相偕入宋，道元在宋朝习得正统曹洞宗，成为日本曹洞宗之祖。其后又有圆尔辨圆、无关普门、约翁德俭等日本禅僧相继入宋，宋末时达到入宋僧的高潮。

　　入宋僧除了学习佛教以外，还搜集了很多经书、教义和其它方面的典籍，带回日本，最重要的是宋版《大藏经》。《大藏经》的传入，直接和间接的刺激了日本印刷业的发展。除《大藏经》外，入宋僧还带回了律宗、天台宗、华严宗等宗派经卷上千册。南宋儒学发达，儒家经典也是入宋僧的必携品。俊艿就曾带回儒家书籍 200余册，圆尔辨圆也带回典籍上千卷。这些典籍对于日后五山文学的兴盛起到了重要作用。

　　除经卷和典籍外，入宋僧们还带回了很多宋朝的佛具、艺术品和特产。据记载，曾三次入宋的俊艿，带了佛舍利、普贤舍利、如庵舍利、释迦碑文、水墨罗汉画等物品回日本，其中水墨罗汉像对日本后世的罗汉像有很大影响。在入宋僧的随携品中，特别应该记述的是茶种。荣西将茶种和喝茶的风气从宋朝带到日本，并著《吃茶养生记》，使吃茶之风在禅僧中流行和兴盛，以至后世有"茶禅一味"之说。

　　随着宋日交流的频繁和日本禅宗的兴起，除了日僧的大量入宋外，也有不少南宋僧人前往日本。据学者研究，镰仓时代前往日本的宋僧共有14人 [4] 。最早的是1246年赴日的兰溪道隆和他的弟子义翁绍仁。道隆先到京都，后受北条时赖之邀，去镰仓开创了日本第一个禅宗道场。1253年，时赖在镰仓造建长寺，请道隆任住持。

　　道隆之后，南宋名僧兀庵普宁也于1260年抵达日本博多，后到京都，又受北条时赖之请到镰仓，继道隆之后住持建长寺。虽然普宁在日本只住了五年，却很受北条时赖的尊敬和推崇，他所信仰的禅宗也很快在武士间流行，对后来禅宗与武士的结合起了很大作用。

　　普宁之后，又陆续有无相静照、大休正念、西涧士昙、诠藏主、英典座和无学祖元等宋僧赴日。他们到日本后，在镰仓武士间大力宣传禅风，使很多武士都开始信仰禅宗。当时幕府的执权北条时赖甚至亲自研习禅理，参禅悟道。禅宗"立处皆真、随处为主"的宗旨，使武士们能看透生死，对日本武士道的发展有很大影响。

　　元朝建立以后，特别是文永、弘安之役后，入元的日僧日渐增多，可以查到姓名的有220余人之多。与入宋僧不同的是，入元僧除了研习佛教、体验禅宗生活之外，游览江南的山川风物、体验江南的情趣之美，也是目的之一。江南的名寺古刹就是他们参谒的对象。

　　在入元僧回日的随携品中，有大量元朝禅僧的语录。这些语录，在日本作为范本翻刻重印，被日僧奉为经典，如《景德传灯录》、《五灯会元》等元代广泛流传的书，在日本也十分流行。这些禅宗语录的翻印，促进了日本雕版印刷和出版事业的发展。入元僧还带回了大量汉文书籍。受中国禅僧用文字表现禅法的风习，日本禅僧也开始用汉文作佛偈、写法语，对日本汉文学的发展有不小的影响。

　　除了入元僧外，元朝僧侣赴日者也是络绎不绝，但相对于入元僧来说，数量则要少的多。一些著名的元朝僧人，受镰仓幕府之邀，赴日主持寺院，发扬中国禅宗，对日本文化的各个领域都有很大的影响。

　　最早赴日的元僧是一山一宁。1299年，一山一宁受元朝政府派遣，搭乘日本商船到达日本。他到日本后，幕府执权北条贞时认为他是元朝奸细，将他流放到伊豆，数年后才请他到镰仓，主持建长寺。一山一宁先后在镰仓、京都广开法席，宣讲佛法，历时20余年，极受日本臣民的尊崇。他在日本圆寂后，当时的上皇赐予国师的封号，并赞他为"宋地万人杰，本朝一国师"。一山一宁本身也是一位知识渊博的学者，通晓历史和文学，擅长书法，对日本的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一山一宁之后，北条氏屡屡派人入元，聘请元朝的高僧。清拙正澄、竺仙梵仙、明极楚俊都是受邀而赴日的。清拙正澄于1326年到达日本，先达京都，后到镰仓，也曾主持过建长寺，是渡日元僧中最杰出的一位。他还在信浓建开善寺，并与信浓和其他地方的有力武士关系密切，对武士们的禅宗信仰影响很大。他著有《大鉴略清规》等著作，对日本当时禅林的规矩和日后日本的礼法有相当的影响，武家礼法就是按照他制定的禅林规矩而制定的。明极楚俊和竺仙梵仙于1329年到达日本。他们到达时，已是镰仓末期，战乱不断，但他们还是受到了幕府的优待，受聘为各地名寺的主持。他们积极宣扬禅法，感化了很多公卿武士。他们还擅长宋元诗文，对日本五山文学的发展有不小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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