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早期的侵华方针
日本早期的侵华方针是怎样的?从《田中奏折》来看日本早期侵华战略的方针的话又是怎么样的?下面是学习啦小编为大家精心推荐的日本早期的侵华方针相关信息，希望能够解答您的疑问。
日本早期的侵华方针：
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思想和政策是由来已久的，1552年和1597年，丰臣太吉两次发兵侵略朝鲜，妄图以朝鲜为跳板，侵略中国，征服亚洲，他的狂妄侵略行径被朝鲜人民和朝中联军彻底粉碎。
到了18世纪90年代，本多利明的《西域物语》竭力鼓吹入侵堪察加、库页岛和满洲。
1823年，佐藤信渊在其《宇内混同秘策》一书中宣称：“皇大御国乃天地间最初成立之国，为世界各国之根本”，因此，皇国号令世界各国之“天理”是不言而喻的，根据这一“天理”，日本要首先并吞满洲，继而将中国全部领土划入日本版图，尔后从东南亚进军印度，合并世界各国。
19世纪50年代，吉田松阴曾主张：急修武备，一俟船坚炮足，北割满洲之地，南取台湾、吕宋诸岛;又叫嚣：与俄美讲和，乘此间隙培养国力，转而掠取朝鲜、满洲、中国，“致对俄美贸易中之所失，亦可由略地朝鲜满洲而取得补偿。”
1872年末到1873年，西乡隆盛、板垣退助等人为了“将希冀内乱之心转移于外，行兴国之远略”，最初计划侵略台湾，随后计划侵略朝鲜。
1874年，大久保利通实施了西乡等制定的远征台湾计划，悍然侵犯我国台湾，日本侵略军登陆后，对台湾人民进行了残酷的屠杀，事后，又从我国获取50万两白银的“赔款”。
1875年作为“征韩论”的发展，武装侵略朝鲜，制造了“江华岛事件”，这些强盗行径，说明日本政府推行的“富国强兵”国策，就是一个扩张侵略的国策。
日本陆军参谋总长山县有串在其1880年写的《邻邦兵备略》中曾明确地说：“查兵之多寡，较诸国之贫富尤为当务之急”，“强兵为富国之本”，所以，在推行这一国策的初期，就迫不及待地对中国和朝鲜进行了扩张侵略，日本资本主义大体上是经过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在1897年至1911年这段时间发展成为帝国主义的。
经过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日本吞并了朝鲜，夺取了台湾和库页岛南不，取得了辽东半岛的租借权，成为帝国正义五个列强之一。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台湾、吞并朝鲜后，就阴谋独占整个中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垄断资本大发战争财，经济实力急剧膨胀，成为公认的“帝国主义暴发户”，进入20年代，发生了战后第一次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日本受到这场危机的冲击，日本统治集团决定发动大规模侵略中国和亚洲的战争，以摆脱经济和政治危机，争夺新的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并全面控制中国进而控制亚洲，称霸世界。
1927年6月27日至7月7日，田中义一以首相兼外相的身份，在东京主持召开了“东方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外务次官森恪、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陆军次官田俊六等，这次会议完全是田中义一为制定侵华政策而召开的。
田中在7月7日的一次会上宣称：“……有关我国对华政策的实施的具体办法，本大臣和各位另行商议”，在这次会议之前，田中等人与参谋本部、陆军省和外务省的一些极端军国主义分子，就“大陆问题的解决办法”进行了秘密磋商，并确定了“把满蒙从中国分割开来，划为单独的区域，在这个土地、地区上渗入日本的政治势力”的方针。
在这一方针的驱使之下，关东军参谋长斋藤恒于1927年6月1日，向日本当局提出了《关于对满蒙政策的意见》，强烈主张“帝国此刻必须以扶植其在东三省和热河特区的实力为对华政策的基点”，田中在7月7日的会议上，以“训示”的形式提出了明确的侵货方针《对华政策纲领》。
在公开发表的“纲领”中，一开头就公然将中国领土区分为“中国本土和满蒙”，妄图把中国东北分割出去，变为日本的殖民地。他宣称：“关于满蒙尤其是东三省”，是一个“在国防上及国民生存上有重大利害关系”的特殊地区，有“特殊的考虑”的责任。
1927年7月25日，田中义一提出了世界历史上罕见的极其露骨的侵略计划“满蒙积极政策”，世称《田中奏折》，这个秘密文件的主要内容是阐述侵略中国的方针政策。
《田中奏折》提出日本新大陆政策的总战略是：“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日本获取全中国的资源以后，“就可以进而征服印度、南洋诸岛、中小亚细亚以至欧洲”，“大和民族在亚洲大陆显露身手，掌握满蒙的权利则为首要关键。”
《田中奏折》提出日本“应开拓满蒙富源，以培养帝国恒久的繁荣”，为此，日本必须千方百计地取得满蒙的土地商租权、铁路建筑权、矿权、林权、对外贸易、海运、金融权等;日本人自由出入满蒙;设置日本政治、财政、军事顾问和教官;大力奖励朝鲜移民;派遣军人潜入蒙古，控制旧王公等。为了管理满蒙的事务，日本政府要设置拓殖省即殖民部。
《田中奏折》认为：“日本除采用'铁血'政策而外，而能排去东亚的困难”;“将来欲制中国，必以摧毁美国势力为先决条件，”“不得不与美一战”，最近将来，在北满地方必与赤俄冲突，因此，日本计划以军事为目的，迅速修建几条具有战略价值的铁路，把满蒙与朝鲜连成一体，加强对我国东北的经济掠夺。
《田中奏折》提出的侵略步骤是：第一期夺取台湾，第二期夺取朝鲜，第三期夺取满蒙，第四期征服全中国，第五期征服全世界。
该奏折写道：第一期征服全中国，第五期征服全世界，该奏折写道：第一期征服台湾，第二期征服朝鲜，皆已实现，唯第三期征服满蒙以征服中国全土，……则尚未完成，奏折继而提出侵略中国的具体办法。
后来，日本军国主义即按此计划，以“铁血主义”即武装侵略的方针，并通过“贸易”、“移民”、“开拓”、“经营铁路”、“经营厂矿企业”等等一系列侵略形式，不断扩大和加强其在我国东北地区的侵略范围和势力。
直至30年代发动“九·一八事变”，用武力侵占了我国东北，制造了伪满洲国傀儡政权，继而，又发动了“七·七事变”，对我国进行全面的武装侵略战争，所有这一切都说明，自“东方会议”以来，田中的罪恶侵华计划已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动一步一步地变成了现实。
相关资料介绍：
《田中奏折》原件称《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这份秘密文件据说是爱国志士蔡智堪利用日本政党的关系，和他在日本经商多年的朋友关系，冒着生命危险潜入日本皇宫内的皇室书库，用了两个夜晚抄录完成的。在1929年末经南京《时事月报》披露以来，其真伪问题已争论了半个多世纪。
《田中奏折》据称由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在1927年7月25日呈给昭和天皇的秘密奏章，不过该奏折在多年后，现已被很多学者认为是虚构而不存在的。被认为日文原本的《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实际上是由参谋本部铃木贞一少佐应外务省次官森恪写的一个关于对中国问题的备忘录。虽然铃木贞一是昭和军阀的核心领袖之一，日后贵为企划院总裁，28个甲级战犯之一。但当时他还不为中国人所知，在中国发表的时候就了田中义一的名字，以达到宣传效果。这份文件的发表对揭露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起到很好的宣传效果，打消了一部分人对日本的幻想。是一份宣传战的杰作。
山浦贯一编《森恪》一书，全文刊登了铃木于1940年的谈话:"在召开东方会议的时候，我在参谋本部工作。森恪说要见我，我就同他见了面。问他是什么事情呢?森说:'政治家不同军部真正打成一片，要解决大陆问题是很困难的。无论如何，必须恳切会谈。……'于是，我就问森，是不是真干。他说，真的干。我说，真的干我确有想法。森表示了他自己对东方会议的想法。总之满洲的治安由日本负担，以此为中心，把一切干起来，就是说，要解决满洲问题，举凡土地问题、商租权问题、各种纠纷问题，都要从头到尾，一切加以解决。森的意见就是这样。对此，我说解决满洲问题这样就行，但从形势来看，我有我的看法。于是森叫我把意见写出来。这个方案，仅就方针而言，是把满洲从中国本土分割出去，成为另一个地区，使日本的政治势力进入这块土地、这个地区，并使之成为东方和平的基础。这一点应当成为日本应该干的一切内治、外交、军备以及其它所有政务的政策中心。……我把这点告诉了森，森恪立刻表示同意，说:'那就这么干吧!'现在有点重复--森恪回答说，但现在突然把这个方案拿到内阁讨论，大臣不会赞成。我说:说服大臣不正是政治家的任务吗?森说:'总之，这一点我一个人的力量办不到。刚巧驻奉天总领事吉田(茂)在东京，同吉田商量一下吧。'于是我同森、吉田一起见了面。
但是吉田说:这样做必须使美国无可插嘴，刚巧斋藤博从美国回到东京，和斋藤商量一下，怎么样?斋藤很了解美国的情况。但是赤裸裸地提出这样的想法，不仅内阁，就连元老、重臣都不会答应，因此必须在这个方案上包上一层糖衣，包什么样的糖衣呢?那就和斋藤商量一下吧。于是，我们中间又加进斋藤，进行聚会。结果，斋藤执笔修改我所写的方案。就是说，一个用糖衣包起来的方案。根据斋藤的想法，日本要在满洲工作，打下不让美国说三道四的外交基础。根据这些，吉田和斋藤做外务方面的工作。就是说，所谓东方会议是使这种政策执行起来具有糖衣包起来的作用。
于是，吉田对元老、重臣进行游说;森负责内阁和政界方面;斋藤对外务省和美国做因势利导的工作。成就了这样的事情。"值得特别指出的是:铃木贞一1940年谈话不仅是"东方会议的内幕史"(山浦贯一的评语)，而且详尽、具体地揭示了"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方案炮制的经过和真相。
"当时在参谋本部作战课工作的步兵少佐铃木贞一受森恪的委托，与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以及当时任陆军大学教官、不久调任关东军作战参谋的步兵中佐石原莞尔等人商量之后，归纳出日本应当采取的有关满蒙政策的积极意见。森与铃木带着这个意见同日本驻奉天总领事吉田茂会晤，进行磋商。吉田认为:这个侵略计划过分赤裸裸了，在国内外都通不过，需要用糖衣包裹起来;认为进行这一工作的适当人选是当时赐假归国中的日本驻纽约总领事斋藤博。因此，吉田介绍了斋藤。就这样，铃木将陆军少壮参谋对满蒙积极政策的主张归纳为文件，斋藤将它加以修改而成。"
铃木两篇谈话是日本现存的重要的第一手资料。虽然两者繁简不同，但基本内容是一致的。在认为田中奏折确实存在的学者眼中它是重要的证据，足以证明:《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原件是日本官员森恪、铃木贞一和吉田茂等一伙人炮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