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为何不用“科举制”
对于中国的科举制，日本曾经顶礼膜拜，被推崇为“最先进的选拔干部制度”，可是日本为何最后弃用“科举制”?下面学习啦小编就告诉大家日本为何不用“科举制”，希望能够对您有所帮助哦。
日本为何不用“科举制”：
在黑暗的中世纪，科举制可谓世界政治迈向“三公”(公开、公平、公正)的“伟大创举”，效仿中国科举制，日本曾于公元701年颁布《大宝律令》，搞了“贡举”，从形式到内容与唐朝科举几乎无异。
然而，到了明朝，科举制不再为日本研习，因为这项制度自诞生以来，就没有解决好两个难题，或者说，根本解决不了两个难题，在明朝愈发无解。
后人在总结科举制死亡的原因时，多指这种考试制度日益僵化而走向末路，没错，这是科举制死亡的一个元素，但不是全部。
科举制死亡的致命原因，不在于后天，而在先天，考题的僵化是死亡的前兆，先天缺陷的不治才是必死深刻原因。
以“完善的文官制度”而言，中国虽然首创科举制，但这只是解决了普通官员选拔问题，“最大的官”和“主考官”问题并没有解决。
在“最大的官”——皇帝天马行空的情况下，科举考试左右不了特权皇族的沉浮，而保证的只是平民阶层入仕的相对公平。
科举制比起没有“准考证”、公平竞争形式都没有的贵族政治世袭制来，是进步，所以能在中国延续1300余年寿命，但在“强盗”(明唐甄《潜书》语：自秦以来，凡为帝王皆贼也)主考的情况下，它毕竟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最大公平。
中国以科举制为核心的官僚政治在没有比较、没有制度竞争的情况下延续了千年，但是，世界迈向近代，宪政问世，此政不进反退，顿现颓势。
明中国中后期，封建官僚制度的两大不治之症——“守旧”与“腐败”愈演愈烈，在这种体制下个人权力与其地位成正比，为了达到向上爬的目的，官员只能墨守成规而不敢有任何逾越;同时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当然更不愿做任何革新。
所以，保守就成为封建官僚克服不了的共性。
十七世纪，当西方文艺复兴开花结果之时，东方华夏王朝却再次被“鞑虏”征服，入关的女真奴隶主对没落的封建官僚政治备感新鲜，一头扎进去无法自拔。
“鞑虏”入住中原二百年后，西方坚船利炮和宪政一起敲开了东方大门，让东洋诸国见识了“洋才”的不凡——“首相”是第一要“选”的官，主考官是议会和选民。
宪政制度下的官员真正是“权为民所系”，其执政水平和行政效率当然要高出封建官僚许多，相形之下，东方官政的生命力，已到了垂暮之年，宪政取代官正，已是大势所趋。
关于近代政治大趋势，在东洋国中，日本比中国拿捏得准，1840年，代表东方文明的清国与代表西洋新文明的英国交手，清国完败，洞察一切，善于学习的日本看在眼里，记在心头、他们由此认清“汉才不敌洋才”事实，并从中发现，“洋人”发明的宪政是个好东西。
于是，日本的知识武士精英，一边加剧对旧政中国鄙夷，一边为本国的政治另寻新路……。
相关资料介绍：
科举是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由于采用分科取士的办法，所以叫做科举。具有分科考试，取士权归于中央所有，允许自由报考(即"怀牒谱自荐于州县"，与察举制的"他荐"相区别)和主要以成绩定取舍三个显著的特点。科举制从隋朝大业元年(605年)开始实行，到清朝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举行最后一科进士考试为止，经历了1300年。
科举制度在中国实行了整整一千三百年，对中国以至东亚、世界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隋唐以后中国的社会结构、政治制度、教育、人文思想，莫不受科举的影响。
科举原来目的是为政府从民间提拔人材。相对于世袭、举荐、九品官人法等选材制度，科举考试无疑是公平、公开及公正的方法。最初东亚日本、韩国、越南均有效仿中国举行科举，越南科举的废除还要在中国之后。16至17世纪，欧洲传教士在中国看见科举取士制度，在他们的游记中把它介绍到欧洲。18世纪时启蒙运动中，不少英国和法国思想家都推崇中国这种公平和公正的制度。英国在19世纪中至末期建立的公务员叙用方法，规定政府文官通过定期的公开考试招取，渐渐形成后来为欧美各国彷效的文官制度。英国文官制所取的考试原则与方式与中国科举十分相似，很大程度是吸纳了科举的优点。故此有人称科举是中国文明的第五大发明[32]。今天的考试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仍是科举制度的延续。
从宋代开始，科举便做到了不论出身、贫富皆可参加[33]。这样不但大为扩宽了政府选拻人材的基础，还让处于社会中下阶层的知识分子，有机会透过科考向社会上层流动。这种政策对维持整体社会的稳定起了相当的作用。明清两朝的进士之中，接近一半是祖上没有读书、或有读书但未作官的“寒门”出身。但只要他们能“一登龙门”，便自然能“身价十倍”。历年来千万莘莘学子，俯首甘为孺子牛，目的多亦不过希望能一举成名，光宗耀祖。
科举为中国历朝发掘、培养了大量人材。一千三百年间科举产生的进士接近十万，举人、秀才数以百万。当然其中并非全是有识之士，但能过五关斩六将，通过科考成进士者，多数都非等闲之辈。宋、明两代以及清朝汉人的名臣能相、国家栋梁之中，进士出身的占了绝大多数。明朝英宗之后的惯例更是“非进士不进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科举成为高级官员必经之路。利玛窦在明代中叶时到中国，所见负责管治全国的士大夫阶层，便是由科举制度所产生。
科举对于知识的普及和民间的读书风气，亦起了相当的推动作用。虽然这种推动是出于一般人对功名的追求，而不是对知识或灵性的渴望;但客观上由于科举入士成为了风尚，中国的文风普遍得到了提高。明清两朝时，中国的读书人以秀才计，大部份时间都不下五十万人;把童生算在内则以百万计。[来源请求]当中除少数人能在仕途上更进一步外，多数人都成为在各地生活的基层知识份子，这样对知识的普及起了一定作用。而且由于这些读书人都是在相同制度下的产物，学习的亦是相同“圣贤书”，故此亦间接维持了中国各地文化及思想的统一和向心力。
科举所造成的恶劣影响主要在其考核的内容与考试形式。由明代开始，科举的考试内容陷入僵化，变成只要求考生能造出合乎形式的文章，反而不重考生的实际学识。大部分读书人为应科考，思想渐被狭隘的四书五经、迂腐的八股文所束缚;无论是眼界、创造能力、独立思考都被大大限制。大部份人以通过科考为读书唯一目的，读书变成只为做官，光宗耀祖。另外科举亦局限制了人材的出路。唐宋八大家都是进士出身;但到了明清两朝，无论在文学创作、或各式技术方面有杰出成就的名家，却多数都失意于科场。可以推想，科举制度为政府发掘人材的同时，亦埋没了民间在其他各方面的杰出人物;百年以来，多少各式菁英被困科场，虚耗光阴。
就算在科举被废除以后，它仍然在中国的社会中留下不少痕迹。例如孙中山所创立的中华民国宪法中规定五权分立，当中设有的考试院便是源出于中国的科举考试传统。另外，时至今日科举的一些习惯仍然可以在中国大陆的高考中看见。例如分省取录、将考卷写有考生身份信息的卷头装订起来，从而杜绝判卷人员和考生串通作弊、称高考最高分者为状元等等，俱是科举残留的遗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