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三光政策”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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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三光政策”的形成：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是一场欲使中华民族亡国灭种的疯狂野蛮的屠杀和掠夺，他们人性沦丧、兽行肆虐，对抗日根据地军民实施杀光、烧光、抢光的暴行罄竹难书，那么，日本对华的“三光政策”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呢?

　　1940年夏秋，日本帝国主义乘德国法西斯军队在西欧和北欧迅猛推进、美国尚未完成战略准备、西方诸国无力东顾之机，积极准备实行南下政策，攫取英、美、法等国在东南亚和西南太平洋的殖民地，以期早日实现“大东亚共荣圈”。

　　为放手南进，日军大本营妄想早日解决中国问题，使中国成为其“南进”的后方基地，于7月23日发出“迅速处理支那事变”的命令，为此，一面加紧对国民党政府的军事讹诈和政治诱降，扬言要“南取昆明，中攻重庆，北夺西安”;一面集中主要力量继续进攻抗日根据地，特别是在华北，侵华日军疯狂推行所谓“肃正建设计划”，以铁路作柱、公路作链、据点作锁的“囚笼政策”，企图分割摧毁各抗日根据地。

　　至1940年7月，日军在华北新建修复铁路2300千米，公路1.5万千米，新建碉堡据点2700多个，以进一步巩固其占领区。

　　为粉碎日寇这一恶毒的“囚笼政策”，争取华北战局更有利的发展，并影响全国的抗战局势，配合正面国民党军作战，八路军总部发动了著名的“百团大战”，遭受沉重打击的日军惊呼，“对华北应有再认识”，随后从华中正面战场抽调2个师团加强华北方面军，对华北各抗日根据地进行了更大规模的“扫荡”，并实施所谓的“烬灭作战”，杀戮居民，对粮秣、房舍及其他物资设备进行彻底的破坏，也就是最初形式的、有系统的、有组织的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作战”。

　　日本学者新村出主编的《广辞苑》(1955年第1版)收录了“烬灭作战”一词，将“烬灭”解释为“烧尽灭绝”，意即“烧光杀光”。

　　1940年11月16日，八路军总部通电全国，揭露日军在“扫荡”中实行杀光、烧光、抢光的野蛮暴行;24日，《新华日报》第一版刊登了题为《粉碎日寇对华北“烬灭扫荡”的新阴谋》的社论，指出：“日寇称其近日对华北进行的为‘烬灭扫荡’或‘焦土扫荡’，其内容便是：逢屋便烧，逢人便杀;俾其扫荡区域，屋归于烬，人归于灭……日寇对华北的兽行，决不单是报复(注：指百团大战)，也决不单是军事企图。而是在其‘和平攻势’失败而增加局部军事逼迫的策略下，直指华北八路军的。”

　　当天该报的第二版还刊登了我华北军民痛歼暴敌，粉碎日寇“烬灭扫荡”，以及日寇在“扫荡”中所犯下的烧杀奸淫抢掠的种种暴行，这是在“三光政策”这一用语正式出现前对“三光政策”最早的揭露。

　　1941年1月16日，日军大本营批准《大东亚长期战争指导纲要》，提出要“继续对中国进行压迫，力求在昭和16年(1941年)夏秋之季，以军事、政治、谋略的综合压力，解决中国事变”。

　　2月，日本华北方面军参谋长联席会议明确今后“肃正的重点，仍然在于剿共”，在华北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实施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相结合的“总力战”，并调集除关东军外侵华兵力的75%和全部伪军进行大规模的“扫荡”“清乡”和“蚕食”。

　　据统计，1941年至1942年的两年间，华北日军组织千人以上万人以下的“扫荡”132次，1万人至7万人的大“扫荡”就达27次之多，有时在同一地区反复“扫荡”3至4个月。

　　“扫荡”的伎俩更是五花八门，诸如“铁壁合围”“捕捉奇袭”“纵横清剿”“反转电击”“辗转抉剔”“梳篦清剿”“拉网合围”“马蹄形堡垒线”“鱼鳞式包围阵”等，虽然日军在作战命令和作战术语中并未有“三光政策”或“三光作战”一词，而称之为“烬灭作战”“彻底的肃正作战(讨伐)”“彻底覆(讨)灭”“讨灭作战”等，但毫无疑问，它们“实际是非常接近、或是几乎完全一样的”。

　　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可谓是“三光政策”的始作俑者，而将其“发扬光大”的则是号称日本“三杰”的老牌侵华头子冈村宁次。

　　1941年7月，冈村宁次接替多田骏出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扬言“要在4个月彻底消灭华北的共产党和八路军”，为此，他纠集日军5个师团、6个混成旅团的大部和伪军共7万余人，用其在朝鲜和东三省的“剿共”经验，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进行毁灭性的大“扫荡”，其规模之大、频率之高、手段之狠毒，都是空前绝后的。

　　日军在“扫荡”中惨无人道地推行“三光政策”，制造了多起惨案，甚至灭绝人性地施放毒气，进行细菌战，在东起山海关、西至古北口的长城沿线，制造了东西长350余千米、南北宽40余千米的无人区，如1941年1月，日军血洗河北省丰润县潘家峪村，一次集体屠杀群众1300余人，焚烧房屋千余间，1942年5月至7月，在对冀中区的大“扫荡”中，日军残杀、伤害、抓走群众高达5万多人，当时的华北地区，呈现出“无村不戴孝，处处是狼烟”的惨景。

　　“三光政策”给华北抗日根据地带来惨重的损失，最困难时根据地面积缩小1/3，冀中、冀南、冀鲁豫、鲁中、冀鲁边等抗日根据地变成了游击区，有的还变成了敌占区，人口也由5000万锐减至2500万，八路军由40万减至34万，敌后抗战进入到极端困难时期。

　　1941年7月7日，延安出版的《解放日报》在第二版刊登了朱德总司令撰写的《八路军新四军抗战第四周年》一文，指出：“敌后经济的特点，是敌人的封锁和毁灭政策。在封锁方面，则隔断我各抗日根据地的联系，隔断城市与乡村的来往，在毁灭方面实行其‘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口号，这种经济上的封锁摧残，其为祸之烈，在敌后方显然比我后方要厉害得多。”这是目前可以查到的对“三光政策”最早的正式表述。

　　这一时期，在《解放日报》《新华日报》(太行版)《晋察冀日报》《八路军军政杂志》等我党我军主要报刊的社论、评论、消息，以及中共中央文件和领导人的讲话中，不断出现“三光政策”这一用语，并做了更形象、更具体的描述与揭露。如1942年1月15日《解放日报》第三版刊登的《敌寇在华北的强化治安运动》一文指出：“所谓‘三光政策’就是敌人每次‘扫荡’我根据地时，常挨村洗劫，将男女杀光，东西抢光，房屋烧光，造成一片焦土，使我军民无法安居，形成所谓‘无人区’。

　　在实行‘三光政策’时，日军特别注意对生产工具与牲畜之破坏与掠夺，企图根本摧毁生产，以饿死军民。”“三光政策”作为侵华日军野蛮凶残、奸淫烧杀、抢劫掠夺、无恶不作的代名词，为抗日根据地军民家喻户晓了。

　　在战后日本出版的刊物及书籍中，也出现了“三光政策”这一用语，如《百科事典》《广辞苑》等均收录了“三光政策”一词，并解释为“日华战争中，日本实行的残酷的非人道战术，是中国的叫法”。

　　综上所述，“三光政策”是在百团大战后，侵华日军有组织有计划地实行带有战略意义的极其恶毒的政策，妄图彻底摧毁抗日根据地军民的战斗意志及物质基础，进而霸占全中国的阴谋计划的组成部分。

　　然而，作为推行“三光政策”的急先锋、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刽子手冈村宁次，在其战后所著的回忆录中竟然无耻狡辩，诡称：“1941年11月3日的明治节，向司令部全体高级军官作了训示，首先朗诵明治天皇所作诗句‘国仇固当报，仁慈不可忘’，然后带领大家高呼‘灭共爱民’，在那以后，我认为贯彻爱民方针至关重要，又提出了‘戒烧、戒淫、戒杀’的标语训示，这条标语并非出自我的发明，而是借用了清军入侵明朝时的禁令。”俨然将自己装扮为“三光政策”的反对者。

　　尤为甚者的是，冈村还倒打一耙，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三光政策”的无情揭露污蔑为“日、中的共产党把我的三戒标语篡改成‘冈村宁次的可杀、可烧、可抢的三光政策’大肆宣传”，妄图颠倒黑白，欲盖弥彰。

　　相关资料介绍：

　　三光政策，是指在中国抗日战争期间，侵华日军、特别是华北方面军，自1939年秋开始，针对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根据地进行以杀戮当地居民、对粮秣房舍等物资进行彻底的抢劫、焚烧和破坏为目标的军事行动，并将这一作战方式逐渐系统化、规模化、长期化。中国共产党的党政通告和传播媒介，将日军这种以毁灭抗日地区人力物力、摧残抗日军民抵抗意志为目的的军事策略，简要概括为“烧光、杀光、抢光”，即“三光”。这一最早由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提出的策略，由其继任冈村宁次推向顶峰。1941年7月10日，冈村宁次提出“三光”政策。三光政策即烧光、杀光、抢光。为日本侵华期间实行的一种惨无人道的政策。见人则杀，见物则抢，无法带走之物则烧。

　　“三光作战”是日军对于我一定的抗日地区内杀戮居民与对粮秣房舍与其他物资设备的彻底破坏的总称;它是由中共的党政通告与传播媒介根据日军对根据地大规模“扫荡战”中残酷的屠杀与破坏的事实而对其战术予以简括化的一个中国名词。日本的作战命令与作战术语中则称之为“烬灭作战”、“彻底的肃正作战”、“彻底毁灭”、“彻底的扫荡”、“彻底击灭”、“讨灭作战”等等。

　　日本侵华时期，日本侵略者对八路军敌后抗战活跃的华北地区，由于始终找不到对付八路军敌后游击战的有效方法，相反，在八路军的广泛打击下不断遭受损失，极大地动摇著日军的殖民统治并牵制着其兵力的调度使用为了扑灭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力量，对抗日根据地进行了疯狂的扫荡。1940年以后，这种扫荡更为频繁、更为酷烈。

　　在扫荡中，日军实施了所谓的"烬灭作战"。"烬灭"，就是烧尽灭绝，烧光杀绝的意思，这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