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历史：日本战败后的政治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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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历史：日本战败后的政治体制：
日本天皇1945年8月15日宣布“终战”，随即铃木贯太郎内阁总辞职，皇族东久迩宫出来组阁。
按照日本历史学家一般分类法，此时，日本的近代史已告结束，进入了现代。
1、日本的“近代”结束，并不容易
1945年8月9日，第二颗原子弹爆炸，苏联亦宣布对日开战，深夜，日本“御前会议”在宫中位于地下10米深处防空洞里一间大约15坪(一坪等于3.306平方米)的房间里召开，迫水久常记录下此时的裕仁天皇，“陛下步履沉重，满脸通红地走了进来，至今仍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有数根头发垂在他的额头”。
这次会议讨论是否接受《波茨坦宣言》，在最后的投票中，接受与拒绝票比为3比5，陆军大臣阿南惟畿的“本土决战”、“一亿玉碎”占了上风，拒不投降在票决中占据优势，裕仁说，“那么，朕说一下自己的意见吧，朕的意见是赞成外务大臣的意见(接受《波茨坦宣言》)”。
第二天，铃木贯太郎打电报给联合国各成员国，表明准备接受《波茨坦宣言》，在这份电报里，加上了“在不包含要求变更天皇国家统治大权之条件得到谅解的前提下”这一附加了条件的谅解事项。
8月13日，联合国对该电文所做的正式答复反馈回来，这份复电回应说：天皇与日本政府“subject to”联合国司令官，subject to——日本外务省将其翻译为“置于……控制之下”，而陆军方面则译为“隶属于……”按此译意，军司令部总长丰田、参谋总长梅津以及陆军大臣阿南三人认为，如此将无以“护持国体”。
外务大臣东乡认为可以“护持国体”，但铃木与枢府议长平沼商量后，心态发生变化，他们对能否“护持国体”亦持疑问，是否接受《波茨坦宣言》，承认投降，仍有变数。
8月14日上午，召开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与阁僚会议联席御前会议，“丰田、梅津两位总长以及阿南陆相仍主张‘玉碎’战法”，此时，裕仁再次表示决定接受《波茨坦宣言》，日本终于认败!在这次会议上，裕仁表示要亲自站在麦克风前面发表讲话，宣布“终战”。
大江健三郎当时还只是一个十多岁的孩子，后来他回忆在山区村庄听天皇讲话的情景，“大人们围坐在收音机四周，哭着，孩子们集中在外面积满灰尘的路上，低声说出他们心中的疑惑。最令我们困惑和失望的，是天皇居然用人的声音说话……就在某个夏日，那令人畏惧、无所不在的可怕力量突然变成了一个普通人，叫我们怎么能够相信呢?”
比大江大三岁的石原慎太郎，听到天皇以凡人的声音在广播中讲话，反应跟大江差不多，“战争中，他们教育我们，为天皇而死是光荣的;可接下来我所知道的全是忏悔、民主和美国相处等等，大人们显得既肤浅又虚伪”。
这两个当时为天皇“玉音”而震惊的孩子，后来走上了截然相反的“左”、“右”两条道路，日本“现代”的开端，以这种“玉音”/震惊的方式启幕，已经预示着未来的日本无可逃遁地将挣扎于天皇是人/神两极之间的虚无地带。
裕仁三代之前，不足百年的时间，事情似乎并不如此，1857年，美国第一任驻日总领事汤森·哈利斯与幕府谈判要求签订通商条约，幕府无法抵挡哈利斯的利诱与威胁，同意签署，但幕府为了在条约签字前得到朝廷的敕准，要求哈利斯宽限签字时间，哈利斯无论如何也无法理解这时为何还需要天皇的裁可，他在日记中写道：“他们(幕府高官)在谈到天皇时，无不使用近乎轻蔑的口吻，而当我使用日本人对天皇表示尊敬的某些词句时，他们哈哈大笑起来。据他们说，天皇既没有钱，又没有政治权力，在日本受到尊重的东西，他什么也没有，他不过是个一文不名之士。”
被蔑视的天皇，亦为日本之传统，德川家康于元和元年(1615年)以大阪夏之阵消灭丰臣氏后，立即制定《禁中并公家诸法度》17条，禁止朝廷参与政治，从而牢固地掌握了幕府干预朝廷内部事务的手段，留给朝廷的，只是任官叙位、规定历法和改元等有名无实的权限。
200多年后，德川家族不肖子孙终于抵抗不住外国与西南外样雄藩的压力，决定“大政奉还”，幕府强权传统被改正过来，露丝·本尼迪克特观察，“王政复古”的结果是，“天皇位居顶峰”重享权威，而此时政治家们的“废藩置县”，从制度上消除了“忠于藩主和忠于国家之间的矛盾”，天皇成了日本武士及全体国民惟一之神。
2、战败后的日本能否维持天皇之地位
战败后的日本，还能维持天皇之地位——“护持国体”吗?这是一个问题。
1945年9月17日，盟军总部迁到东京，这时总部有人向麦克阿瑟建议：可否把天皇叫到总部来，让他的权威亮一亮，麦克阿瑟说：“这样会使日本的人心产生反抗，把天皇看成殉教者，我不叫他，等他来，过几天，天皇会亲自来见的。”果如麦克阿瑟所料，裕仁通过吉田外相问询他是否可以来拜会麦克阿瑟，10天后，裕仁天皇亲自去到美国大使馆。
裕仁与麦克阿瑟的此次见面那张合影——“麦克阿瑟选择了土黄色军服，开着领口，没有表示军衔的装饰或徽章，他直盯着镜头，脸上毫无表情;一只手随意地插在口袋里，另一只手搭在臀部，裕仁在他身旁，只有的肩膀那么高，他穿着燕尾服，笔直而僵硬地站着。”——引发持续而广泛的议论。
从美国人的角度，约翰·内森解读这张照片，“麦克阿瑟似乎要强调照片中所暗示的令人惊讶的权力差异，他(麦克阿瑟)对《芝加哥论坛报》说，‘日本已沦为第四流的国家。再也不可能东山再起、成为世界强国了’”。
麦克阿瑟在被询问何时作为答礼回访天皇时，他答道：“在没有签订和约和结束占领以前，我不会去访问天皇。如果去访问，会被人们解释为天皇的地位与代表盟国的我的地位同等了，现在，毕竟是不同等的”。
从日本人的角度来看这张照片，升味准之辅承认，“对日本政府和国民是一个强烈的冲击”——这张照片由盟军总部发给各报社和通讯社，并登于各报的头版通栏。日本内相闻讯，立即下令禁止各报发行，但盟军总部指示内相收回了禁令，在天皇通过广播发布投降的声明后，这张合影为什么会令日本内相如此紧张?权力差异固然是因素之一，但约翰·内森的观察是，“(这张照片)无法想象的是，进一步证明了那个令人迷惑的想法：裕仁天皇也是个平凡人”。
也就是这次见面，麦克阿瑟有了决定历史走向的第一个判断：“我感到一种不安：我是不是在开始表明我不想把天皇作为战犯来起诉的立场。当时，在一部分盟国中，特别是在苏联和英国，把天皇列入战犯的呼声是相当高的，现在，在这些国家提出的首批战犯名单中，第一名就是天皇，我清楚地知道这样的不公正行动将会产生什么样的悲剧性后果，所以我强烈地反对了这种行动……”。
同样这次见面，麦克阿瑟描述他“受到了极大的感动”——而这段记录后来又被反复引用——天皇讲出了如下的话：“我是作为国民在战争过程中于政治和军事两方面所做出的一切决定和行动的全面负责者，把自己交给您所代表的各国的裁处而来访问的。”当时裕仁与麦克阿瑟见面，除去两人，就只有日本翻译奥村胜藏，天皇侍从长藤田尚德，“几天后，外务省整理出来的会见纪要送到我处，我记得大概有5页”，藤田凭记忆描述天皇对麦克阿瑟表示的意见，“战败了的战争的各种责任都要追究，但责任全在我。文武百官均为我所任命，所以他们没有责任。我自己将来如何，这都没有关系，我把自己交给您了。”
这两人回忆天皇表示“负责任”的说辞，在日本外务省档案解密后遭到挑战，这份2002年10月终于公开的天皇与麦克阿瑟会谈记录，没有记录天皇要承担责任的任何文字。
东京大学文学教授小森阳一拒绝相信有天皇“负责任”的任何说辞，他用《天皇的玉音放送》一整本书来梳理各种材料，证明这只是一次“信息操作”，而目的则是证明，“裕仁没有战争责任”，显然，天皇是否有表示承担战争责任的事实，未来仍将是争论的核心问题之一，但那段历史，已然证明裕仁天皇成功脱责，“护持国体”成为事实。
麦克阿瑟没有犹豫他最初“强烈反对(将天皇作为战犯)”的态度，在给美国陆军总参谋长艾森豪威尔的密电里，麦克阿瑟陈述说，“根据最大限度的彻底调查，截止战争结束，天皇参与国事的方式大部分都是被动的，他只是机械地应从辅弼者的进言。”继而麦克阿瑟甚至威胁地预测后果，“若是起诉天皇，必然会在日本国民之中引起巨大骚乱，无论你怎样想象其影响都不为过，假若排斥天皇的话，日本将有可能瓦解，哪怕最小限度地估计，至少也需要100万军队，而且还得无限期地维持下去。”从现实利益角度思考问题与选择对应之策的麦克阿瑟，其判断得到另一位学者露丝·本尼迪克特的支持，她从研究者的角度分析说，“保留天皇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不过，现实的政治运作，远非仅凭一人之念(哪怕是麦克阿瑟的念头)，即可实现。
1946年初，日本币原喜重郎内阁主导下起草的宪法草案，由于“太多地模仿原来的明治宪法”、“过于保守，过于维持现状”而与当时GHQ(联合国占领军司令部)的思路、联合国方面的对日评价大相径庭，于是，有了“麦克阿瑟三原则”：
①、天皇居于国家元首的地位
皇位世袭，天皇依据宪法行使其职务及机能，但必须顺应宪法所体现的国民的基本意思。
②、废止作为国家主权之一的战争
日本放弃作为解决本国纷争之手段的战争，进而乃至放弃作为保卫本国安全之手段的战争，日本将其防卫委于现在正在不断推动世界的更为崇高的理想，绝不认可日本的任何陆海空军，绝不给予日本军任何交战权。
③、日本的封建制度要终结其机能
贵族的权利，除皇族之外，皆不及于现在生存者一代以上，华族的地位，今后皆不伴随任何形式的国民的或者市民的独自的政治权利。
3、预算形态效仿英国制度
当时深悉内情的约翰·达瓦回忆说：“天皇地位问题的提出并非偶然，那是麦克阿瑟最为关心的事情，至于放弃战争或是废止封建制度等，对他而言都是次要的，在他看来那些只不过是解救天皇制以及天皇个人，获取世界各国支持的必要条件”，根据这种种当事人亲历者的材料，小森阳一的结论是，“放弃战争是保留天皇的交易材料”。
麦克阿瑟1950年元旦的《年头声明》(此时国际形势又生变化，冷战开始形成)公开表明：“宪法的这些规定，无论别人列举多少这样那样的理由，都绝对不可以解释为全然否定我们面对对手发动的攻击时，进行自我防御的不可侵犯的权利的文件。”这一说法，日本史家评论说，“事后成了绵延不断的解释改宪的突破口”。
保留天皇(日本宪法前八条条款)、放弃战争(宪法第九条)——日本的“现代”由此被规定了，此后，日本种种的“现在”的问题多数与这两条相关，小森阳一的观察是，“围绕历史认识而展开的斗争，成了上世纪90年代日本最前沿的政治性课题，而且，这件事也体现了战败后该国的精神结构”，日本的“课题”，影响的并非仅仅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