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的流言之灾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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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的流言之灾历史：
1768年，正值康乾盛世顶峰，这年春天，江南发生了几起“叫魂”案。
江西小县德清，某人把仇家的姓名八字写在纸上请一个木匠用木桩打入水底而企图置仇家于死命。一些流浪汉偷剪别人的发梢或衣角，即做魇胜之用。这引起了乡民的恐慌，石匠、乞丐、游方僧等高度怀疑对象，或被扭送官府、或被扭打至死。
流言和恐慌传播的速度极快。6月，“叫魂”谣言已经越出长江扩散到了近千里外上游城市的汉阳府。至初秋蔓延到华北，再向西行进，于10月在陕西境内出现。在半年时间里，“叫魂”这个幽灵就盘桓在了大半个中国。
这个既无实际伤害，又无政治企图的流言，却触发了君主弘历的敏感神经，他一口咬定妖术背后存在政治风险，并一手策动了全国性的除妖运动。
3个月来，军机大臣们忠实地推动了对妖术的清剿。可是他们沮丧地发现，最后只剩下一大堆混淆不清的伪证，没有头绪的琐屑细节，以及许多不明不白毙命的囚犯。官僚集团开始怀疑妖党是否存在，军机处的介入，使得真相大白：“所谓的‘叫魂’妖术只是产生于无知又滋长于嫉恨的一个幽灵??至此，本书故事中最初出现的那些角色──既包括受害者也包括施害者──终于都如释重负地退出了历史的记录。”
故事讲完了，深思不能就此打住。美国汉学家孔飞力调度着卷帙浩繁的奏折、上谕、史料，条分缕析，织锦般还原了历史事件，并得出信息掌控与政治能力一致性的结论。这就是其口碑极高的著作《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
对信息匮乏与失真的补救
大清帝国的根基，原来脆弱得经受不起一缕“叫魂”的风。江西德清一句坊间流言，被逐级放大后，竟然搅动了一个庞大帝国的官场，各种行政常规，田赋、科举、河工、盐政、肃贪，都要为其让路，国家机器哗啦啦地开动起来，为其让路，全国大部分地区都感受到了这股妖术气流带来的震动。
将这缕风逐级放大的信息流通道有两个：一是乾隆时期经济发达，民间因商业需要而建立的几乎覆盖全国的信息网络;二是清政府内部的通讯体系。
政府通讯体系所依存赖的组织，是典型的科层制。清朝基层的政权是州县，他们原则上是不能越级同皇帝直接对话的，省级以上的督抚拥有这种权利，也有义务向皇帝本身报告自己负责的地方的情况。
按照制度设置，他们的折子先交到军机处(秘书机构)，军机大臣们在对报告做了初步的判断后，把他们认为重要的报告交给皇帝，通常也附上自己的处理意见，皇帝往往也就根据折子处理意见做出批复。从这个过程来看，显然，皇帝所能得到的，只是官僚希望他得到的信息。
乾隆皇帝很深刻地意识到了自己在信息流通领域内的不利地位，并且采取了许多反措施来对付官僚们的颟顸甚至是有意的隐瞒。
皇帝掌控信息的途径又在常规渠道之外开辟机要渠道，即皇帝和各官之间的个人通讯热线。密折由具折人的私人仆从或驿吏秘密送到皇帝御前，不经过中间官僚。上折人是皇帝特许的部院大臣、封疆大吏和科道，后来放宽到道员以上。密折放在专用的折匣内，甚至加上西洋锁，钥匙皇帝和具折人各一把，他人不得开阅。
各省的清剿奏章雪片般的飞抵乾隆皇帝的御前，在加上他的御批指示后又迅速回到奏报人手中，驿路梨花纷飞，一骑绝尘，一只沉甸甸的木匣，里面装着这个国家最高机密。
这种体制外或半体制外的制度，以自己比较私人的方式直接获得信息或情报,从明朝开始实行内阁(即清之军机处)制度开始，便建立了起来。明朝更侧重于密探制度，即有名的东厂、西厂。清朝皇帝努力建立与地方大员的类似私人性质的“恩情”关系，并鼓励他们直接上“密折”，力图避开制度获得更可信的信息。
一旦升为省级官僚，便标志着他们同皇帝之间建立起了一种以忠诚和依靠为特征的特殊关系。1768年中国的行省官僚是一个由63人组成的很小的精英圈子，弘历通过朱批奏折操纵和牵引他的精英官吏。
千古胶着的信息控制与反控制
乾隆从一开始就对这样一场包含内外两条战线的清剿倾注了全副的精力和热忱。他坐镇北京和承德行宫，通过与各省督抚间的秘密通讯渠道，直接指挥着各省的清剿。乾隆运用其君主权威和帝王手段对他的督抚们不停地激励鞭策和训斥威胁，把这场两条战线的清剿上演得有声有色，紧张激烈。
从表面上看，皇帝处于科层制组织的最高层，又处在信息流通的中枢位置，他所掌握的信息应该比处在基层的官僚更全面、更准确。
恰恰相反。这个金字塔尖的位置恰恰使他处于被蒙蔽的位置。
一方面是君主企图通过控制信息来掌控官僚阶层和百姓;另一方面，官僚阶层通过截流信息来回避君主。在民众和最高统治者之间，信息的传递遇到了官僚阶层强有力的阻遏。
他们“谨慎地隐匿情报，小心地自我保护，隐瞒真相以掩盖人际关系，百促不动以墨守常规程序。一个普通的清代官僚即便并非故意设置障碍，仅以他日常的贪渎和欺饰，就足以让任何一个君主大伤脑筋”。
地方官在处理这些事件时的一般原则是就事论事的，如果没有出人命，就大体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社会动荡。这就是为什么在叫魂危机发生的最初两个月里，没有一个官员主动向乾隆皇帝报告过地方上发生的妖术恐惧。各省官僚的这种默契，织成了一张官官相护的网络，共同对皇帝封锁消息。
最初，官僚们是有意无意地不让皇帝本人知道有巫术事件在地方发生;而后，当皇帝已经知道了这件事情，官僚们又极力让皇帝相信，这些事件是孤立的，地方性的;后来，当皇帝已经强势介入，官僚们仍然尽力地通过过滤信息引导皇帝做出和他们自己一样的判断。
在清政府的政治体系中，官僚不仅是贯彻皇帝意志的工具，也是皇帝获得他的帝国所发生的一切事情的信息的根本渠道。他只有根据官僚们给他的信息来做出判断和决策。
君主通过常规考评制度、私人亲信的秘密奏报、恩典庇护和法律制裁等加强对官僚的控制，而官僚集团则借助信息的截流、转移视线、集团内统一步调、将事件导入到常规化的安全轨道等来进行反控制。这是一场千古胶着的信息战。
弘历之败的“赛点”
全国性的除妖运动，也是一场动员过程，整个事件的展开，是围绕着中国当时的各个社会阶级或阶层对巫术这样一种东西的不同理解进行的，即是赋予意义。
叫魂案的三大参与主体是皇帝、官僚和普通民众，“恐惧”是被赋予的共同意义。但是，恐惧是各不相同的：百姓恐惧的是妖术本身，弘历恐惧的是谋反本身，官僚们则为统治者的恐惧而恐惧。
乾隆版本的恐惧——清朝建国已经100多年，但是清朝初年剃发、易服等强制行为激起的满汉冲突、亡明遗党曾经不屈不挠的反抗、甚至直到乾隆继位也依然在民间传递的“反清复明”的口号，使满族征服者一直保持着高度敏感的政治神经。
当妖术与发辫这类敏感词联系在一起，便触动了最高统治者的敏感神经。乾隆的判断所依据的理由，其实不是巫术事件及它所具有的意义，他判断事情的着眼点，始终是整个帝国的安危和政权体制的正常运行，在他眼中，那些就事论事的官员是“短视”的。
官僚版本的恐惧——在处理叫魂案时，地方官几乎都以它们是孤立事件来对待，因此，他们采取的方法也就很自然的是官场传统的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方式，就事论事地处理，把它的影响尽量地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内。
况且，对大事他们自己无能为力，奏不奏报，相差无大，最终要靠中央军的镇抚。
皇权介入，是他们心生恐惧的唯一理由。轻则革职、重则问斩，决策者的头等大事，就是执行者的头等大事，这是中国官场上亘古未变的逻辑。
当官僚们不得不被搅动起来之后，依然没有放弃对信息权的争夺。这件事情最后不了了之，也是因为军机大臣们很聪明地把一些有倾向性的材料给乾隆，让“他自己”做出了放弃追查的决定。
民众版本的恐惧——1768年，上溯十年，《红楼梦》诞生了，是以盛世危言姿态面世。
虽然清王朝仍在其峰巅时期，但盛世躯壳之下是一个备受困扰的社会。“从一个18世纪的中国普通百姓的角度来看，商业的发展大概并不意味着他可以致富或他的生活会变得更加安全，反而意味着在一个充满竞争并十分拥挤的社会中，他的生存空间更小了。18世纪60年代，中国经济已将大量人口挤入一个不断扩大的下层阶级??人们对于赤贫者的责任感正不断削弱并变得更为模糊。他们感到自己的生活受到了周围种种看不见的趋势的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