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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智慧的驭人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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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世宗爱新觉罗·胤禛,满族,是清朝第五位皇帝,入关后第三位皇帝,下面是学习啦小编为大家精心推荐的雍正智慧的驭人之术,希望能够对您有所帮助。

  雍正帝的简介:

  清世宗爱新觉罗·胤禛(yìn zhēn)(1678年12月13日-1735年10月08日),满族,是清朝第五位皇帝,入关后第三位皇帝,清圣祖康熙第四子,母为孝恭仁皇后,即德妃乌雅氏,1722-1735年在位,年号雍正。

  雍正在位时期,平定了罗卜藏丹津叛乱,设置军机处加强皇权,实行"改土归流"、"火耗归公"等一系列铁腕改革政策,对康乾盛世的连续具有关键性作用。去世后庙号世宗,谥号:敬天昌运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宽仁信毅睿圣大孝至诚宪皇帝,葬清西陵之清泰陵。

  雍正智慧的驭人之术:

  雍正皇帝的驭人之术是有一套的。他作皇子时(当时还是叫“胤禛”,为方便起见,本文且一律叫“雍正”),建立了智囊团,养了一群谋士。一般来说,对自己的智囊,应该是沟通无间、坦诚相待,这样才能让他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但雍正对这些“奴才”,保持了很深的城府,对他们的忠诚建议和“金玉良言”,不仅不轻易赞成,甚至还时时敲打他们、加以训斥,以显示自己的高明和贤良。

  他常常是那样底气充沛、义正辞严,简直就是圣人的化身。这当然是一种假象,但我们可别小看这种虚伪。在权谋社会中,这有时也是一种力量,可以给人带来好名声、带来更多的支持者。

  雍正对戴铎“十启”的处理,可视为他矫情地呵斥下属的经典案例。

  戴铎是雍正豢养的一个谋士。这个人在历史上名声不显,现在知道他的人不多了。但这个人做了一件让历史不会忘记的事,就是他在自己的主子还是皇子时,给主子上了“十启”(十份建议),劝主子去夺取皇位,并献上了自己的一些对策办法。

  对这些建议,雍正是怎样表现的呢?这位高明的主子表现出一副高深莫测的样子。戴铎上第一启的时候,是康熙五十二年,正是各皇子争夺皇位的关键时期,在这份折子里,戴铎说了许多表忠心、拍马屁的话,同时提出了四点建议:一是要搞好父子、兄弟之间的关系。“孝以事之,诚以格之,和以结之,忍以容之,而父子兄弟之间,无不相得”。二是要和臣僚、下属搞好关系,广积人脉。三是不要掺和是非,不要计较小利。四是要多奖掖提拔优秀人才,为自己的未来打造一支队伍。

  雍正内心里非常想当皇帝,对于这几条忠恳建议,却表现出一副很淡漠的样子。他的批覆大意是:这些话虽然是金石之言,但对我却一点用也没有。我若有当皇帝的心,断不会这样行事的,况且这(当皇帝)是一件苦差事,避之都惟恐不及,哪里还会主动去追求?至于君臣利害、终身荣辱的关键,根本不在于这个事情(当皇帝)。我只想无祸无福,至终保任,所以你就为我放心好了。像你这样的居心和言语,以后不可再有,慎之慎之。

  这段话说得很艺术,既把自己想当皇帝的心思掩埋起来了,又教训了下属。如果传到外面,还可以让人们看到他淡泊功名利禄的圣人形象。这对于他自身的发展来说,实在是一股力量,有很大的推波助澜作用。

  戴铎的第七启也写得颇有意思。这一启写于康熙五十六年,大意是,雍正要成就当皇帝的大业,必须找一处练兵屯粮之所。戴铎自陈愿意去台湾,“替主子屯聚训练,亦可为将来之退计”。

  对于这个建议,雍正更是大义凛然,将其驳斥了一通。雍正说:“我以国士待你,比骂我还厉害。你若如此存心,不是非灾,必遭天谴。我劝你好好做你的道罢。”显然,雍正对戴铎这个折子里的建议很不以为然。但他难道真的不想给自己留一条后路吗?其实,他早就在西北边陲放置了自己的心腹大将年羹尧,哪里还用得着你戴铎?这借势一骂,又给自己的公众形象加了分。

  再来说说戴铎的第九启。这一启写于康熙五十七年。这一年,康熙的宠臣李光地被从福建召回,传闻是为了商量立太子的事,戴铎怕别人当了太子,仗着与李光地相熟的面子,秘密地向李光地探听消息,并向其建言,夸耀自己的主子“聪明天纵,才德兼全,且恩威并济,大有作为”,同时还对李光地许诺,“大人如肯相为,将来富贵共之”。

  戴铎此启主要就是向雍正汇报这件事,借机还分析了几个王爷的优劣和当皇帝的可能性,他的本意当然是无比忠诚地希望自己主子当上皇帝。雍正的反应怎样呢?只见他批道:“我在京时,如此等言语,我何曾向你说过一句。你在外如此小任,骤敢如此大胆。你之死生,轻若鸿毛;我之名节,关乎千古。我作你的主子,正正是前世了。”

  这段话批得很口语化,一副生气的样子活灵活现地表现在眼前。这种生气当然是装出来的,他这一骂,把自己不想争皇位的姿态骂了出来,既可以让自己的兄弟们放松警惕,还可以让自己的形象更加高大。中国文化讲究不争名利、以义为重,雍正对下属这样的训斥正好迎合了大众心理。雍正继位后,让人把戴铎的“十启”汇编成册存盘,其意大概是想让后人知道,自己并不想作皇帝,你看戴铎这厮当年不断地劝我当皇帝,我不都是在骂他吗?

  雍正玩权术的手段很多,自然不止于对“十启”的批判。康熙晚年时,内心里极度渴望皇位的雍正爱上了佛教,把自己搞得神神道道的。这实际上也是一种掩饰,以在众兄弟面前表明自己无意逐鹿皇位,松弛对手们的戒备。待继位并把异己排除干净后,他不仅拜了喇嘛高僧为师,还自己选刊佛学书籍,展现出虔诚的模样。但在现实中,他的苛酷严刻却是出了名的。各种武侠小说描绘的“血滴子”,各种史料中记载的文字狱,无不诉说?雍正时代的严厉与毒辣。因此,他信佛也不过在掩饰自己的残忍,假托慈悲而已。佛学在这里也变成了雍正的一件道具。

  应该说,虚伪是一些人的生存常态,确实帮助一些人达到了自身的目的。唐朝诗人白居易写过一首《放言》:“赠君一法决狐疑,不用钻龟与祝蓍。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现实还真是这样,假如雍正没当上皇帝呢?我们是不是也以为他说的那些是真的?—就是当前,还有多少人在我们的身边作着虚伪的表演呢?但我们却茫然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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