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北伐的结果及影响

　　太平天国北伐亦称太平军北伐，是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天国癸好三年)至五年间，太平天国派兵挺进华北、企图攻取北京的一次重大战略行动。下面是学习啦小编为你整理的太平天国北伐的结果及影响，希望对你有用!

　　太平天国北伐战争经过

　　北伐主力

　　中国清朝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天国癸好三年)至五年间，太平天国派兵挺进华北、企图攻取北京的一次重大战略行动。

　　三年春，太平天国定都天京(今南京)后，于派兵西征的同时，派天官副丞相林凤祥和地官正丞相李开芳等率军2万余人，挺进华北。北伐军由浦口出发，经安徽蒙城、亳州(今亳县)入河南，克归德(今河南商丘)，因无船不得渡黄河，乃循南岸西趋，于五月二十一抵汜水，征得数十条船，开始抢渡黄河。二十六日，主力渡过黄河(一部未得渡，南返安徽)，占温县，围怀庆(今河南沁阳)，与城内外清军相持两月。七月二十八，北伐军撤围西进，经垣曲入山西，过平阳(今山西临汾)、洪洞、黎城，东入直隶(约今河北)，克临洺关(今河北永年)、邢台，北上藁城，东占深州(今河北深县),稍事休整后即东进沧州，于九月二十七占领静海和独流镇，在此屯驻待援(前锋一度抵达天津西杨柳青)。

　　北伐军深入直隶，清廷震动，即命胜保为钦差大臣，率军由南而北追赶，并命惠亲王绵愉为奉命大、僧格林沁为参赞大臣，率军由北而南迎堵。北伐军占据静海、独流后，胜保即设大营于良王庄，僧格林沁设大营于王庆坨，进行围堵。

　　北伐军以流动作战见长，一旦在静海、独流驻止下来，即迅速陷入清军的重围。时值隆冬，军资匮乏，又久等援军不至，处境日益艰难，乃于四年正月初八突围，南走河间县束城镇;一月后又突围走阜城。清军马队紧追不舍，北伐军再度被围。

　　洪秀全、杨秀清得知北伐军抵达天津附近后，才着手组织援军。四年正月初七，夏官又副丞相曾立昌等率领援军由安庆出发，经河南永城、夏邑渡黄河，由江苏丰县入山东北上，于三月十五攻克临清，北距阜城仅200余里。但临清城内粮械被敌军焚毁殆尽，城外又有胜保部清军赶到围困，曾立昌等遂迁就部分新成员的畏敌惧战情绪，竟置北援任务于不顾，二十六日弃城南走，途中屡战不利，一退再退，以致溃不成军，被清军和地主武装截杀甚众，曾立昌等牺牲。援军的溃散，使北伐军的前途更加险恶。

　　林凤祥、李开芳被困于阜城，不知援军已到临清。四月初九，北伐军自阜城突围，进据东光县之连镇。当天，清军又赶到围困。林、李为分敌兵势，由李开芳率600余骑突围南下，袭占山东高唐。胜保所部当即赶到，又将高唐围住。从此，林、李分驻两地，顽强抗击清军。五年正月十九，清军攻陷连镇，北伐军将士大多阵亡，林凤祥被俘后解送北京，英勇就义。僧格林沁立即移兵猛攻高唐。二十九日，李开芳弃城南走茌平县之冯官屯。僧格林沁又率数万清军赶到，围攻两月未克，最后只得在四周筑起堤坝，从百里外引水浸灌，冯官屯顿成泽国。四月十六，李开芳等被俘，在北京遭杀害。至此，北伐军全军覆没。

　　北伐援军

　　太平天国夺取南京后，为彻底摧毁清王朝的统治，天王洪秀全与东王杨秀清委派天官副丞相林凤祥、地官正丞相李开芳为主将，由扬州出师北伐。北伐军至浦口，又与春官正丞相吉文元等部会合，全军2万人，先后北上。其目标是直捣清政府的老巢北京，以夺取全国政权。北伐军遵照“师行间道，疾驱燕都，无贪攻城夺地”的战略方针，一路转战江苏、安徽、河南、山西、直隶数省，10月底便胜利到达天津附近。由于天津地方官绅组织团练武装拼死抵抗，加上清廷所派钦差大臣胜保和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先后率军赶到，以优势兵力对北伐军竭力堵截，致使北伐军进攻天津受阻，不得不由攻势转为守势，逐渐陷于被动不利的境地。由于时届隆冬，天气寒冷，又缺衣少食，北伐军遂于1854年2月主动南撤，3月上旬到达阜城，吉文元战死。至5月，北伐军又退据东光，坚守待援。

　　1853年秋、冬间，洪秀全、杨秀清已接到林凤祥、李开芳进军不利急切请求派援的报告，遂积极筹备，抽调队伍北上应援。至1854年初，先后调集京防军及扬州撤回天京的一部分军队，并从安徽西征军抽调部分军队，组成北伐援军。北伐援军计15军，7500人，由夏官右正丞相曾立昌、夏官副丞相陈士保、冬官副丞相许宗扬等统率。其任务是“去救旧弟兄，救回急速回南京”(《山东近代史资料》第1分册，第10页)。为尽快与北伐军会合，2月4日，北伐援军从安庆出发，3月10日，进入江苏砀山、萧县。13日开始，援军大队人马由丰县蟠龙集、包家楼、丰工二坝等渡口渡过黄河，北进山东。这时，由于途中皖北、豫东捻军及清军溃勇、苏北鲁南饥民、失业民夫纷纷加入，北伐援军人数已激增数倍，达三四万人。3月17日，援军攻克丰县。18日又行军数十里，进入山东单县境。

　　当时署单县知县卢朝安闻讯纠集地主团练武装，前往阻击。北伐援军知敌有备，遂避实击虚，绕省界而行。卢朝安伺援军大队已过，在刘集、曹马袭击了援军后队。后队援军仓促应战，牺牲数百人。大队人马及时“折回接仗”，乡勇溃不成军，被打死300余人，残部在卢朝安率领下逃回县城。(《单县志》，民国十八年石印本，卷6，第25页)援军遂北上进攻金乡。

　　先是，金乡知县杨郑白等闻知北伐援军行抵丰县、砀山县间之包家楼时，以为“河无船”，太平军不会飞渡“黄河天险”。3月18日，援军击败单县乡勇，挥戈北上，占领曹马集，“距金(乡)城四十余里”。杨郑白仓皇失措，匆忙“会官绅，分派守御”。19日黎明，援军先锋数骑驰抵金乡城下劝降，“手(持)黄旗招曰：‘开城降者不杀，否则屠。’”杨郑白见援军先锋人数甚少，竟“立斩之，骈以徇”，激起援军怒火。援军大队直逼城下，“环城数匝”。杨郑白等企图负隅顽抗，援军则“攻百方”。战至午后，援军扎云梯进城，杀杨郑白等官吏。(《金乡县志略》，同治元年刻本，卷9，第5页)此后，援军分兵进击嘉祥、巨野，大队人马在金乡停留了两天，略事休整。21日便拔队北上，再攻巨野。署巨野知县朱运昌、学官辛本杶等率团民固守。援军凭其优势兵力，展开猛攻，终于破城门而入。朱运昌以下教谕、典史、外委、把总、民团首领等人均为援军所杀(《巨野县续志》，民国十年刻本，卷4，第5页;卷5，第21页)。

　　北伐援军的北上，引起清朝统治者的极大不安。为尽快扫除太平军对京畿统治中心的严重威胁，清廷一面谕令僧格林沁和胜保的王牌军对付北伐军，一面又一再令山东地方大员，将山东主要兵力和防务重点置于直隶鲁北一线，及时协助僧格林沁和胜保大营进剿或堵截北伐军。北伐援军突然逼近山东时，山东巡抚张亮基和布政使崇恩仍奉命率兵驻扎直隶景州一带，而鲁西南一带只有少量地方营兵和民团乡勇支撑防局，兵力极为薄弱，这就为北伐援军乘虚北上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援军一再攻城陷地，迫使清政府组织兵力南下阻击。3月20日，清廷先派绥远善禄统兵南下山东，同时张亮基亦率练勇2000人由德州南下济宁。这两部分官兵不及5000人，而援军这时已达4万余众，加上山东各地农民起义军的响应，使得这两位清廷大员不敢应战，只好听任援军北上。

　　23日，援军克郓城。24日，兵力分两路：一路赴梁山、寿张，一路沿运河赴东平而北。25日，两路大军在张秋镇会合，寿东主薄韩怡与阳谷主薄史荣曾等被歼灭。一时，“运河东西弥望皆贼”，援军声威大震。

　　北伐援军原计划“循运河北上”，取道东昌、德州等地以达阜城，“嗣知西之东昌，东之东平，俱驻大兵”，遂改变战略，决定改道临清州。故大军虽过阳谷30余里，仍然“复向西南方”，攻打阳谷县城。于是，援军在张秋镇留驻两日后，便于27日黎明直逼阳谷县城。这时，刚抵任5天的阳谷知县文颖，以“城备久驰，堞垣倾圮可通行人，乃号召乡团为守御之计”，同时又向拥兵驻扎东昌的绥远善禄“连禀请援”，而善禄“迄迁延不发”。文颖只好与官绅率300名未练之勇登陴守御。当时，文颖自守东门，教谕李文绶守北门，营尉守西、南两门。但援军“至如潮涌，守陴者皆哭”(《阳谷县志》，民国三十一年铅印本，卷13，第18页)，援军“破南门而入”，300名未练之勇一击即溃，知县文颖“被伤落马”，“旋为(太平军)所获”，终被杀死在街上。典史徐风喈自不量力，携子率勇与援军巷战，被援军“并戕于街”。守北门之李文绶被俘虏后，以恶语中伤太平军，也被处死。

　　28日，北伐援军进攻莘县。时“人民先期逃散，典史一月前引疾”，官府所调署知县将至，“闻警折回”，惟已撤任之前任知县廖锡纶“带同丁役上城遥望”，及见太平军“蔽野而来”，丁役作鸟兽散，廖锡纶成了孤家寡人，遂“驰赴府城告急”，被太平军追至，中枪几堕马，带伤加鞭狂走40里，方侥幸保住性命(《山东近代史资料》第1分册，第20页)。援军入南门，出西门，驻扎城外，出榜安民，同时分派千余人到张鲁集一带筹集粮草。

　　29日，援军由莘县起行，北赴冠县。知县傅士珍开始还“会僚佐，集绅董，筹商防御之策”，并“招募义勇，巡防捍卫”。至其“登城遥望，见(援军)人马蜂拥匝地而来”，忙“率官绅士兵列陴守御”。及援军兵临城下，傅士珍犹“指挥兵勇，施放枪炮”。援军“分四股攻城，枪子炮子驰集城上如雨”。同时，援军“又出飞梯不计其数，从南门左右缘城而上”。傅士珍率兵勇拼死抵挡，使援军攻南门不下。但其他城门的援军却“俱用云梯”，“从烟焰雾雨中肉搏而登”，蜂拥而上，先将东门攻开，继破西门，嗣后又下南门。不久，援军旗帜插遍城中。傅士珍被俘，援军一再“好言劝慰”，傅反破口大骂，致全家均被处死。教谕、训导、千总、典史等官吏也先后为太平军所毙。其后，援军又进至清河县小滩地方。

　　30日，援军拔队北行。4月1日，在距临清5里的马市街安营，遣数千人往攻临清州城。于是，临清战役由此开始。

　　临清州地处南北水陆要冲，商贾云集，士民富饶，为山东重要商业城市。由于临清城区“门楼雉堞，皆整齐坚实”，因而在援军到达之前，远近士绅豪民即“多避入城，街衢填溢，房舍不能容，至用苫席搭盖，釜灶露列”，致使城内居住者达数十万人(一说十余万人，见龚铨《耕余琐闻》第二集，第19页)，“桥孔庙门，略无隙地”(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第142页)。与此同时，知州张积功在战前亦曾预先防备。他自1853年秋抵任后，即“延绅士姜毓杰等为团长”，训练团勇2000名，协镇营兵数百，城内营兵数百，复招在城丁壮得万人。另外，“城中积谷可给年余，仓库及商民财物以亿万计。大炮罗列多门，砖石均积尺许，灰瓶沸汤备撒浇”(《山东近代史资料》第1分册，第28页)。及闻太平军来攻，张积功等一面缮城守御，一面飞书乞援。清廷见状大惊，急派胜保等由阜城经德州南援，张亮基、善禄亦率部赶至，而山东布政使崇恩更由武城郑家口抄近路潜入城中，指挥防御，企图固守临清城。同时，清廷抽调贝子德勒克色楞等率军赶赴临清。

　　面对清军的堵截，北伐援军毫无畏惧。早在3月29日，援军克冠县之后，即派一小股队伍，“称善(禄)兵至州城”，知州张积功信以为真，遂令“在土城暂住”。31日，援军大队开来，“前称善(禄)兵者列队出迎”，渡过惠通河，一举夺取州城南侧的土城，更“据典肆攻打南门，复于城南筑十余木城，一日而就”(同上书，第26页)。4月1日，援军开始攻打西门;次日，援军“知(敌)援兵徒空名”，乃“悉数诣城围攻”，终于“由典肆掘地雷陷南复城”。在援军强大攻势下，企图在城内固守的崇恩吓破了胆，遂不顾张积功等人死活，急率所部官兵出北门逃往夏津。张积功“闻复城陷，崇恩去”，亦吓得丧魂失魄，“投入井，绅民救，得不死”。此后，张积功及守城参将武殿奎严御于内，而胜保、善禄屯于临清之北，张亮基兵驻于临清东南，崇恩所部屯于夏津，形成所谓“各路大军咸集于外”，对援军形成包围的局面，清廷内部多“恃为无虞”。但援军在数量上占了绝对优势。清军这时所投入的兵力尚不足3万人。胜保、张亮基、善禄等统兵大员相继请求“多调官兵”，以为“非有官兵四五万，不能合围”(《中兴别记》卷13，第217页)。张亮基还要求“将调赴扬州之兖、曹营官兵一千名仍调回营，以本省之兵为本省防剿之用”(《清实录山东史料选》，第1253页)。同时，清军各部间还互不统属，相互矛盾，兵无斗志，根本不是援军的对手。先是，善禄在援军攻西门时不敢出战，反往无太平军处驻扎，“邻村皆被刮”;继而在援军攻打南门复城时，又有崇恩及所部出逃夏津，驻扎临清之北的善禄部亦“若不闻知”，听任太平军进击而不往救援。胜保则在南下以来瞻前顾后，不敢应战，其所派“入城协守”的400名川勇，亦常在城上与援军对话，随时有倒戈投降之可能(《山东近代史资料》第1分册，第26、29页)。因而连日来援军越战越勇，“分数股且攻且敌”，大致是“分半外向抗诸军，分半攻城益急”，使得清军“内外左右不能兼顾”(同上书，第20页;《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捻军》，第4册，第14页)。

　　为早日破城，4月9日，援军开始在南门外挖地道。11日，在地道安置地雷。12日夜，援军在南门外暗暗集结2万余人，以备“闻地雷发动城陷即行入内”。是夜二更，传令点放。次日黎明，“以地雷崩临清西南垣十数丈”，一时“张焰灼天”，援军便在张积功等猝不及防而胜保诸军受阻不能来援的情况下，蜂拥入城(《太平天国资料汇编》第1册，第32页)。这时原与援军有联系的400名川勇亦奋起响应，“倒戈作内应”，协助援军“将守门官兵杀尽”，州官张积功等文武官员10余人丧命，援军一举攻克临清城(《山东近代史资料》第1分册，第27、13页)。而这时城外清军各营却坐视不救，好像不知道援军已将州城攻陷一样。临清的攻破轰动省城与京城。咸丰皇帝大怒，将主将胜保、崇恩、善禄等人褫职，仍“命剿贼自效”(《清实录山东史料选》，第1270页)。

　　在攻占临清前，援军粮草、火药等已感缺乏，本欲破临清后以取得粮草给养及弹药补充，却不料州官张积功等人在城陷时，“将粮食聚于一处，外围火药……尽焚之”(《山东近代史资料》第1分册，第21页)，援军“踞一空城无所得”。其后，清军又“谋断其饷粮，设长围以蹙之”(《太平军北伐资料选编》，第7页)，致使援军粮食、火药“日益不继”，造成给养严重缺乏，极大地削弱了战斗力。这时援军的成分已相当复杂，有北进途中所吸收的捻军、幅军、清军溃兵、饥民及各地农民起义队伍，新兵人数很快超过原有太平军人数。而这些新兵大多保留着自己原有组织和领袖，因而不愿服从指挥和约束，肆意破坏军纪，无论在胜利面前还是在给养缺乏、清军以重兵威胁之际，多数新兵都经不住严峻考验，其原始性和破坏性很快就暴露出来。如破临清时，新兵即不乏抢掠和残杀行为，这些新兵因腰缠金银，再也不愿北上，反“彼此暗约，千百成群，乘间陆续潜逃”。太平军将士尾追劝说往往又转为所伤。同时，援军领导集团软弱无力，消极据守，延误时机。4月15日，援军攻击胜保兵营，由于胜保营外有伏炮，致援军很快被击退。此后，双方连日鏖战，官军屡获胜仗，援军却连战失利，伤亡颇多。

　　起初，援军仍有“要出城上阜城去打救旧兄弟”之意，但侦知官兵人多，北路备严，便不再前进。在北上“被官兵阻扼”，困守又“火药、粮食见少”，官军却围而不退的情况下，援军决定退出临清，“遂传令二十四日(4月21日)夜间分股退出”，同时在城中扎草人迷惑官军。其间，新兵乘夜纷纷逃遁，约计数千人。

　　22日，援军大队人马退至李官庄，入村内扎营。胜保、德勒克色楞、善禄等各率军追至，并乘援军立足未稳，直前接仗，援军失利，死伤千余人。但援军拼死抵抗，击伤德勒克色楞及营总等将领。23日，援军在李官庄再住一日，又与官兵接仗。24日，援军由李官庄退走清水镇，官兵紧追，双方在途中交战，官军再度击败援军。是役，官兵仅被打死百余人，而援军却有千余人战死。据载：援军在清水镇，因有四名将领“误传号令，以作行止”，曾立昌等欲将其斩首，以严军纪。不意其他部将“求情不准，各喧嚷欲散”。曾立昌等“恐众离心，遂置不问，自此号令不行，众司马亦不甚管束，任听裹胁者潜逃”。另外，援军留清水镇三日，迭与官兵接仗，受伤甚多，“无食可掠，悉皆忍饿”，因而形势对援军越来越不利。但是，就在这样的困境下，尚有2万余人的援军，仍保持着相当的实力和机动作战能力。曾立昌为挽回败局，鉴于“官兵沿途追赶，人马倦殆怠，又连获胜仗，将卒骄惰必弛备”，便抓住战机，组织了一次偷袭。据载：28日夜，曾立昌组织了千余名具有丰富作战经验的太平军战士，“各携火球，名先锋炮”，“乘黑暗中，近各官兵帐篷纵火，火随风烈，各营盘顷刻延烧，官兵奔避，声如山裂”(《山东近代史资料》第1分册，第22页)。是役，援军烧毁胜保军桂明所部5座营盘，胜保狼狈逃往馆陶，远避其锋，而后队官兵及随营粮台纷纷撤退(《东华续录》咸丰朝，卷34，第6页)。

　　援军夜袭官兵的胜利，并不能挽回败局。本来，曾立昌等想乘此胜利鼓励部众乘势北上。他对众将士说：“趁此追杀，不难将官兵一网打尽，从此返辙北上，直抵阜城绝无阻滞，乃转败为胜之机也”(《山东近代史资料》第1分册，第22页)。多数将领亦以为然。但许宗扬等部分将领却说：“众心欲南趋，北行恐多逃亡。我则深入，不如南行。明旦迅发，官军未能追也”(《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捻军》第4册，第17页)。表示“坚不相从(北援)”。双方“争执不决”。但逃跑主义最终占了上风。曾立昌等“俱不能制，徒为之长叹不已”(《山东近代史资料》)。援军遂被进一步引上了绝路。早在26日，曾立昌等即欲“传令起身”，可许多将士表示：“官兵已撤，连日辛苦，欲休息一日而后行”，曾立昌等亦无可奈何。(第1分册，第22页)27日，援军由清水镇至冠县时，武生马昌图纠合乡勇，“各持枪械以待”，胜保则“亲督马队官兵亦俱赶上”，援军在前后夹击下显得兵单难支，仓皇应战，结果伤亡惨重，被杀二三千人，加上官兵追得紧，众人逃散(同上书)。在这种情况下，曾立昌企图严肃军纪，“责令违教致败，欲行诛”，“杀一二以徇众”，无奈部从大哗，竟“争杀立昌”(《中兴别记》卷13，第226页)。虽经劝止，但这种情况说明援军将领已不能统带败兵，局面已不可收拾了。

　　于是，“众尚万余”的援军，在火药、粮草严重缺乏的情况下继续南奔。当援军“自冠县起身赴莘县”时，“各头目擅自分股，每人或带千余人，分路四窜”，方便了官兵与乡勇团练的截杀。大股走到冠县三里庄，又遇官兵追赶，双方再度交手，结果，完全处于劣势的援军不堪一击，加上兵力分散，不能相顾，被追兵杀得大败，重要将领陈士保阵亡(《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捻军》第4册，第17—18页)。这更加速了援军的崩溃。

　　援军自冠县动身以来，沿途在冠县、莘县、观城、阳谷等地连遭袭扰。5月1日上午，援军经阳谷逃至张秋镇，仍因兵力分散，沿途多人“被官兵民团擒斩击毙”(《寿张县志》光绪二十六年刻本，卷10，第8—9页)。是日中午，援军大股退至东平州，在义和集一带为知州吴炜所率乡勇等截杀200余人，而尾追于后的胜保军恰又赶上，援军被迫再战，又“被斩散千人以上”。2日黎明，援军乘夜逃往西南之郓城，胜保等军“乘夜纵火”，援军伤亡又及千人。这时的援军已溃不成军，“饥疲无形”，仍分若干股南撤，郓城知县王煊“督练勇团丁截于途，歼灭二千余众”(郓城县志》卷14，第39—40页)。援军不敢再战，“由距(郓城县城)十八里驰骤而过，分股南窜”。其后，援军“惟……五六百人为大股，外此多则百余人，少仅一二十，有匿废寺庐屋，有伏麦陇林麓”，数不及万(《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捻军》第4册，第18页)。大队人马又自靳口南下，为东平民团截击，伤亡数百。至汶上，援军又遭团练分击于皇甫集、齐家岗;前队则很快逃至巨野，代理知县郭壑、在籍侍卫田在田、民团首领孙兆魁等各率众先后邀击，援军损失400余人。胜保复追至，援军溃奔独山、羊山，傍晚进入金乡。代理金乡知县胡春华及济宁知州黄良楷等击援军于李家庄、葛家村、化雨集、菜园庄、李家楼、石佛坊诸处。嗣后援军又被击溃于陈家楼，遂逃往江苏境。3日，援军残部二三千人进入丰县，占县城，复“起筑木城，意图拒守”。胜保等“督饬兵勇分攻四门，抛施火罐、喷筒，木城之内西南北三面同时延烧”。援军坚守两日，于5日夜突围而出，奔至丰北堤口支河一带，始以水浅可渡，遂决意渡河，不意“河水陡涨，湍湍甚急”，“河泥淤住马足”，背后官兵追及，“枪箭齐施”，援军英勇不屈，“全数跃马入水”，主将曾立昌指挥残部过河，亲自断后，以拒追敌，敌骑大至，立昌力竭，乃跃马入黄河死难。

　　渡过黄河的援军尚有将士一两千人。他们击溃清河防军，沿途冲破团练武装的堵截，经江苏入河南境，复入皖北，于5月20日抵达蒙城。最后，许宗扬带一些部众于8月间辗转回京复命，以北援失败而被收入天牢(《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3册，第62页)。援军自2月出发至5月失败，以七千余众，骤增至三四万人，又由三四万人减少到一两千人，可谓胜利得快，失败得也快。究其因，与沿途乱收新兵，缺乏粮草及指挥者的软弱有关。

　　太平天国北伐的战争结局

　　太平天国北伐军，全军覆没

　　太平天国北伐失败原因

　　北伐军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太平天国的领导者于攻占金陵(今南京)后，对革命形势缺乏清醒的认识，贸然派出 2万余精锐，深入华北，谋取北京，结果陷入清军重围;加之后援部队派出过迟，且于中途溃散，北伐军遂失去了突围南返的希望。这是太平军自起义以来所遭到的一次最大损失。

　　北伐军及其援军的全部覆没，这是太平天国自金田起义以来在军事上所遭到的最严重的失利和挫折，对整个太平天国革命战争所带来的影响甚大，教训也极为深刻。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战略决策错误。太平天国的领导者在刚刚占据金陵一隅之后，就以区区二三万之众，远离后方，进军数千里，深入清王朝的腹心地区，冀图控制一二个外围要点，坚守待援，然后再增兵攻占北京，这完全是一种轻敌冒险的战略决策。战略上的这种错误决策，又未能及时察觉和改正，以致前方将士虽然英勇善战，也难以挽回失败的命运。

　　第二，援军派出过迟。洪秀全等决定待北伐军到天津扎住之后，再发援兵，这在当时的交通、通信条件下，显然失之过迟。如果后续部队早日派出，与先遣部队互相策应，即使不能直下京津，也可与河北、山东、河南、安徽等地蓬勃发展的人民革命运动相结合，建立革命基地，与敌人进行争夺中原的斗争。这样，北伐军和援军仍有获胜的希望。

　　第三，机械执行指令。北伐军打到天津外围之后，即遵照出发前洪秀全等给予的指令，在静海、独流停止待援，从而失去了根据实际情况机动作战的特长，陷入了被动挨打的困境。在从静海到冯官屯十五个月的被迫南撤过程中，一味单纯地进行阵地防御作战，虽然善于迅速构筑各种野战工事，但毕竟经受不住清军大炮的连续轰击，以致始终处于被敌军追赶、包围的不利状态。林凤祥、李开芳等如能根据前线实际情况机断行事，并通过机动作战，有计划地伏击尾追之敌，给敌军以歼灭性的打击，北伐军或不致全军覆没。

　　太平天国北伐战争意义

　　太平军北伐, 孤军远征, 长驱六省，虽为精锐之师，但后援不继，终不免全军覆没。广大将士英勇奋战，震撼清朝心脏地区，牵制大量清兵，对南方太平军和北方人民的斗争客观上起到了支持作用。

　　北伐军是失败了，但这支远离天京孤军远征的队伍，在地形、气候、民情均不适应的情况下，忍着饥饿和寒冷，与优势的敌军进行了近两年的艰苦奋战，大部分将士最后英勇牺牲或慷慨就义，发扬了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在太平天国革命战争史上写下了极其悲壮的一页。英雄们的鲜血没有白流。他们的长驱北伐，不但在政治上扩大了太平天国革命的影响，推动了北方人民的起义，而且牵制了数万清军，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天京周围和西征战场的军事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