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六下江南评价

　　清朝乾隆皇帝曾于1751年到1784年六次巡幸江南，每次一般都要到江宁府(今南京市)、苏州府、杭州府、扬州府，后四次还巡幸了浙江的海宁。乾隆帝的祖父康熙帝在位期间也曾六次巡视江南。下面是学习啦小编为你整理的乾隆六下江南评价，希望对你有用!

　　六下江南的乾隆帝图片

　　乾隆六下江南历史背景

　　早在清军入关时，曾对顽强抵抗的江南人民进行过大规模的屠杀，因此江南地区的反清情绪异常高涨。从康熙皇帝开始，清朝的统治者就采取了各种方法，如设立博学鸿词科，征调明朝遗民编修明史等，极力笼络前朝尤其是江南地区的文人士大夫。康熙皇帝曾六次南巡。一心想要效仿祖父的乾隆也有过六次南巡，并且前两次和他的祖父康熙一样，以浙江杭州为终点，还登上绍兴会稽山祭禹陵而还，意在炫耀国力、安抚江南民心、视察耗费巨大的钱塘江海塘工程。

　　江南主要指长江三角洲地区，尤其特指江浙长江以南至钱塘江口，加上扬州一带，江浙两省的核心地区，有时也包含安徽东南部及江西东北部。清代前期与中期最繁华的是江宁府、苏州府和扬州府，还有杭州府。

　　这里古称吴越，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江浙两省地盘虽然不大，人口也不很多，大约只占国土面积和总人口的2%，但它自古以来就是著名的鱼米之乡，其经济和人文在全国均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清朝两省上交的赋银赋粮分别达到全国赋银总数的20.8%左右和赋粮总数的30%左右，盐课银占全国盐课银总数的68%左右，关税占全国税额总数的一半。这里出产的丝绸和茶叶历来是宫廷内外的高档必需品，饮食也被认为是明清两朝宫廷菜系的正宗，国宴仍保留相当比例的扬州苏州菜谱。

　　江浙人文茂盛，是中国文化最发达地区，才子学者之多，数倍数十倍于其他省份。仅以关系到政局和学术文化界的科举而言，从顺治三年到乾隆六十年的150年里，共举行了61科，其中，江浙两省出了51位状元，占全国状元总数87%;出了38 位榜眼，占榜眼总数62%;出了47位探花，占探花总数77%。再就大学士九卿督抚来看，江浙两省出了很多大学士和尚书总督巡抚，像状元出身的吕宫、徐元文、于敏中等都任至大学士。另一方面，江苏、浙江又是明末遗民活动的中心，反清思想和反清言行一直不断，发生了多起文字狱。没有江苏、浙江这两个省巨大的财政收入和绅衿支持，清朝的统治是很难巩固的。牢固控制住江浙，充分利用江浙的财力人力和物力，来发展其"盛世"，这就是乾隆六下江南的根本原因。

　　乾隆六下江南南巡目的

　　六下江南大体上包括以下几个方面:蠲赋恩赏、巡视河工、观民察吏、加恩士绅、培植士族、阅兵祭陵。

　　游山玩水

　　"艳羡江南，乘兴南游"，游玩享乐或许是现代人对于乾隆帝六次南巡原因的第一反应。乾隆帝贵为帝王，骄奢靡费。加之当时南方众多城市，人口稠密，物产丰盈，经济繁华，无论是名胜古迹景色还是美女，都可以说是堪称当时之绝。他为"眺览山川之佳秀，民物之丰美"而六下江南。

　　减免税赋

　　乾隆帝期间多次下谕，蠲免江浙、安徽上千万两银。第一次南巡时，谕免乾隆元年至十三年江苏积欠赋银228万两、安徽积欠 30万余两，及浙江应征银30万两。二次南巡，谕免苏、浙、皖三省二十一年以前积欠钱粮，又免浙江漕银20余万两。三次南巡，谕免二十二年至二十六年三省积欠钱粮，又免浙江漕银等项27万余两。四次南巡，谕免江苏、安徽钱粮143万余两及浙江13万余两。五次南巡，谕免江苏、安徽三十九年至四十四年欠银130余万两。六次南巡，谕免江苏、安徽欠银130余万两。总计六次南巡免银在1000万两以上。

　　但是，另一方面讲究排场，开支巨大，劳民伤财，负面批评不少。每次南巡历时四五个月，随驾当差的军人3000名左右，约需用马6000匹和船四五百只，还有几千名民工，用掉了上百万银两，还给民间带来了极大的骚扰。

　　巡视河工海防

　　以皇祖之心为心的乾隆帝，也像其祖父康熙那样，极其重视河工海防，把它视为六巡江南的一个主要任务。江苏、安徽、浙江经常发生水灾，乾隆七年，黄河、淮河同时涨水，江苏、安徽的海州、徐州等府50余州县"水灾甚重"，灾民多达700~800万人。在乾隆写的御制《万寿重宁寺碑记》和《南巡记》里，他着重讲到，"南巡之事，莫大于河工"，"六巡江浙，计民生之最要，莫如河工海防"，"临幸江浙，原因厪念河工海塘，亲临阅视"。这些话并非空谈，而是乾隆倾尽全力大兴河工的历史实际的真实概括。河工兴修规模之大，投入财力物力人力之巨，兴修时间之长，乾隆可以称之为古今惟一的帝王。以经费而言，每年河工固定的"岁修费"，多达380余万两，约占每年朝廷"岁出"额数1/10强。临时兴修的大工程，又动辄用银几百万两，像蔺阳青龙岗之工，"费帑至二千余万"。

　　在乾隆四十九年的御制《南巡记》里，他对多年大兴河工的情形作了总结，主要是四大工程。第一项大工程是定清口水志，加固高堰大堤，基本上保护了淮安、扬州、泰州、盐城、通州等富庶地区免受水淹。第二项大工程是陶庄引河工程，在陶庄开挖一条引河，宽80~90余丈，长1000余丈，深一丈余，以防止黄河河水倒灌清口。引河开成以后，解决了"倒灌之患"。第三项大工程是在浙江老盐仓一带修建鱼鳞石塘，历时三年，花银数百万两，修建好鱼鳞石塘4100余丈。第四项大工程是将原有范公塘一带的土塘，添筑石塘，修了三年多。这对保护沿海百姓生命财产安全，起了重大作用。五六十年以后，陈文述对比当年海塘利民和海塘失修灾害加剧时，写下有感而作的《议修海塘》诗说:

　　叹息鱼鳞起石塘，当年纯庙此巡方。

　　翠华亲莅纾长策，玉简明禋赐御香。

　　列郡田庐资保障，万家衣食赖农桑。

　　如何六十年来事，容得三吴骇浪狂。

　　另外，《南巡记》里还提到将高家堰的三堡、六堡等原来用砖砌的堤一律改为石堤，徐州城外添筑石堤直至山脚。仅据《清高宗实录》的记载，六巡期间，乾隆对黄河、淮河的河工及浙江、江苏的海塘，下达了数以百计的上谕，指示治理，动用了几千万两帑银，完成了多项工程，对减少洪灾、保护百姓田园庐舍和生命安全，起了不能抹煞的重大作用。

　　礼仕和科举人才

　　南巡期间，乾隆对礼遇致仕大臣和"培养士类"做了大量工作。他重新起用或擢用办事实心颇有政绩的大臣，像原任大学士的陈世倌、史贻直和大学士管江南河道总督的高斌，都是当时的能臣，仅因小过或一时不顺上意，而被降被革被致仕，使其才干无所施展，于国于己皆有损害，借南巡之机，乾隆谕命他们三位都官复原职。原礼部侍郎沈德潜乃江南文坛泰斗、大诗人，原刑部尚书钱陈群诗书皆优，二人皆为乾隆帝所赏识器重，在江南甚至在中国文人士子中影响很大，可以说是德高望重。乾隆南巡时，对二人十分优遇，既赐沈德潜御诗，又为沈主持的紫阳书院题额"白鹿遗规"，并亲写长诗相赐，还加沈德潜礼部尚书衔，给俸，谕令钱陈群依其原官刑部尚书给俸。这在缙绅中当然会产生良好影响。

　　更重要的是"培植士类"。主要措施有二:一是增加生员名额。六次南巡，大约增加江苏、浙江、安徽三省生员名额5664名。也就是说，每次南巡增录的生员，相当于每三年一次录取的名额1/4左右。二是考试敬献诗赋的士子。试题均由乾隆亲出。第一次考试江苏、安徽、浙江进献诗赋的士子时，江南(江苏、安徽)取了一等5名，依名次顺序是蒋雍植、钱大昕、吴烺、褚寅亮、吴志鸿。浙江取中一等3名，即谢墉、陈鸿宝、王右曾，均特赐举人，授为内阁中书。以后五次南巡，每次取中的士子，名额又多了一些。

　　通过这六次的考试，清政府发现和培养了一批饱学之士，他们之中的一部分，有的成为政界能臣，有的学界泰斗，有的诗文书画大家。先以第一次取中的八位士子来看，江南一等第二名的钱大昕，历任编修、侍讲学士、学政、少詹事，精研经史，诗文特优，著作等身，撰《南巡盛典·金山》。

　　写了《唐石经考》、《二十二史考异》(100卷)、《元史艺文志》、《潜揅堂文集》(50卷)、《诗集》(20卷)等几十种著作，被公认为有清一代经史权威、学界泰斗、文坛大家、诗词巨匠。谢墉，浙江一等第一名，历任编修、内阁学士、殿试读卷官、吏部侍郎、上书房行走、国史馆副总裁、四库全书馆总阅。另外，褚寅亮、王右曾等人也是著述甚多，成就很大。

　　以后第二、三、四、五、六次取中的士子，也是人才济济。像孙士毅，历任四库全书总纂官、云南巡抚、两广总督、吏部尚书、大学士。王昶，历任鸿胪寺卿、大理寺卿、左副都御史。特别需要强调指出的是，考取的士子中，不少人参加了《四库全书》的编辑工作，有些人还是重要人物，对编纂《四库全书》做出了突出贡献。仅据初步统计，名列四库全书馆任事官员的便有十六七位，他们是副总裁沈初，总阅官谢墉，总纂官陆锡熊、孙士毅，总校官陆费墀，翰林院提调官冯应榴，武英殿提调官韦谦恒，总目协勘官程晋芳，纂修官、分校官金榜、王念孙、张培、鲍之钟、沈叔埏、杨揆、赵怀玉等。

　　其他

　　南巡期间，乾隆还在苏州、杭州、江宁、嘉兴等地多次阅兵，检阅军队操练，整饬营务，对所到之地的地方官员予以考核奖惩升降。另外，他还游遍江南名胜，观古赏景，悦目怡心，赋诗唱和，题字留念，广写匾额。

　　看过关于乾隆时期的电影的观众都知道，雍正帝曾以女儿与海宁陈氏儿子相换，也就是说乾隆帝实际上就是海宁陈氏之子。从史书记载我们可以看得出，乾隆帝六次南巡，四次亲临陈家，详问家世。这可以说明此时的乾隆已然对于自己的身世有所怀疑，并想去搞清楚。

　　乾隆六下江南评价

　　乾隆帝在位六十年，曾六次南下巡视。他在《御制南巡记》中说:"予临御五十年，凡举二大事，一曰西师，二曰南巡。"乾隆帝把南巡作为他生平最重要事功之一。他六下江南，开支浩繁，成为乾隆中叶国势渐衰的原因之一。

　　六下江南，有得有失，有利有害。通过六巡，乾隆帝相当清楚地了解江南的官风民情，又大兴河工，广蠲赋税，礼遇致仕大臣，培植士子，宣扬了圣恩，对争取缙绅士民，安定江浙，保护百姓的身家性命财产，发展生产，丰富文化，创造和延续"大清全盛之势"，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是，另一方面，开支确实十分巨大，每次南巡，历时四五个月，随驾当差的官兵一般是3000名左右，约需用马6000匹和船四五百只，还有几千名役夫，用掉了上百万银两，还给民间带来了极大的骚扰。乾隆对此也很了解，他在四十九年的御制《南巡记》里，既讲述了"西师"、"南巡"两件大事成功的原因，又明确指出，不具备君主之"无欲"、扈驾人员之"守法"、官员之"奉公"、民人之"瞻觐亲切"这四个条件，不可言南巡。过了十几年，他对南巡的劳民伤财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对军机章京吴熊光说:"朕临御六十年，并无失德，惟六次南巡，劳民伤财，作无益，害有益，将来皇帝南巡，而汝不阻止，必无以对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