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治世康乾盛世

　　"康乾盛世"，又称"康雍乾盛世"，是中国清王朝前期统治下的盛世。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回光返照，同时也是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的最后一个盛世。在此期间社会稳定，经济快速发展，人口增长迅速，疆域辽阔。但因制度僵化，闭关锁国，使得这一局面无法长久。下面是学习啦小编为你整理的清代治世康乾盛世，希望对你有用!

　　康熙画像图片

　　清代治世康乾盛世的基本含义

　　康雍乾盛世，亦称"康乾盛世"。是我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前期统治下的繁盛社会。历经三帝:康熙、雍正、乾隆，起于康熙二十年(1681年)平三藩之乱，止于嘉庆元年(1796年)川陕楚白莲教起义，持续时间长达115年。康雍乾盛世时期，中国社会稳定、农业繁荣、人口激增、疆域扩大。但是，政治倒退、思想禁锢、文化凋敝、科技停滞。故而，关于"康雍乾时期"是否可称"盛世"，历来争议颇多。

　　清代治世康乾盛世的历史评价

　　"康雍乾盛世"是一个不完美的盛世、平庸的盛世。

　　首先，"康雍乾盛世"在中国历史的纵向看，其盛世规模只有量的增加而没有质的改变;其次，从世界的横向看，康乾盛世时期的中国的政治制度、思想文化、科学技术、经济质量都已落后于西方，这是文景之治、汉武盛世、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当时是世界领先)、仁宗盛治、洪武之治、永乐盛世(当时是世界第一)没有出现的情况。还有，盛世下的清朝有很多弊端:不少学者还认为以下几条导致明朝末年兴起的思想启蒙运动和逐渐上升的资本主义发展趋势在清代遭到无情的扼杀:①落后的满清统治阶级在政治上未沿宋明的发展趋势，反而重复汉唐专制，实为倒退;②采取了文化高压政策，大兴文字狱残害知识分子;③更加重农抑商。中国从此进入一个死气沉沉而昏暗的时代，被欧洲人称为"中国的中世纪"。当"康乾盛世"正在进行时，欧洲爆发了工业革命。

　　不过康乾时代贡献仍十分卓著，如康熙时代统一台湾，平定三藩，抗击沙俄侵略，三征噶尔丹，建立起多民族的统一国家，使疆域空前扩大。雍正时代广泛实行"摊丁入亩"税制，使经济、人口迅速发展;还有改土归流，加强了国家对边疆地区的管理，促进了当地少数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乾隆时代继续改进和完善各项制度，使人丁繁多，国家富庶起来，而且开辟新疆，这时清朝的疆域仅次于元朝，但实际有效控制区域超过了中国历史上的任何时期。经康乾百余年的发展，人口已超过3 亿，占当时世界人口的2/5，是明朝最多人口数的2倍，比清初人口最少时增长了5倍。

　　"康乾盛世"的到来，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是由于康雍乾三位皇帝的个人素质，他们凭借自己的才能延缓了封建社会衰败的进程但是却改变不了其衰败的命运，"康雍乾盛世"的繁荣可以说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回光返照、落日余晖。

　　清代治世康乾盛世的盛世疆域

　　国家统一，社会才能安定，百姓才能安居乐业，这是一个盛世到来的基本条件，而"康雍乾盛世"之所以叫盛世，很大原因是符合这一条件。在清代，统一问题，尤其是边疆少数民族地方政权和中原地区中央政府的关系问题长期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像北方游牧民族，自准格尔葛尔丹一统漠西，即在中亚一带建立相对统一的政权组织，与中原地区相抗衡。康熙有过不彻底的短暂的大一统，但不久即被分裂，到了乾隆二十四年(公元1759年)，一统新疆为标志，才恢复了前几代的疆域，这时的"康雍乾盛世"从此达到了繁荣的顶峰。在康雍乾盛世中，中国的总面积达到过1300多万平方千米。成为当时世界最辽阔的疆域，它西跨葱岭，西北到巴尔喀什湖，北接西伯利亚，东北达外兴安岭及其库页岛，东临太平洋，东南至台湾岛及其附属岛等，南到曾母暗沙。学者王鸣盛在《平定准噶尔赋》赞扬清廷:"天祚神圣，六合雍和;中外褆福，寰宇一家。文轨齐于要荒，声教讫于幽遐"，即是对这种景象的歌颂。然而为了"鼎盛"，康雍乾三代却付出了一定的代价。乾隆的"十全武功"也给国家造成了一定的财政压力。

　　清代治世康乾盛世的农业方面

　　清朝前期的100多年里，农业生产的持续发展，耕地先表现在荒地的大量开垦、耕地面积的扩大。1661年(顺治十八年)，全国耕地面积为526万顷;1722年(康熙六十一年)就突破了明代最高耕地统计数字，达到851万顷;到1725年(雍正年)，全国耕地面积为526万顷;农业种植方法的进步，使粮食产量大幅度提高。广东部分地区收获早稻以后，又插晚稻;收获晚稻以后，再种油菜或甘薯，一年三熟。江西土薄，早稻收获以后不能续种晚稻，就种荞麦，一年两熟。由于南方多熟种植的推广，每年可增产粮食60多亿公斤。专门从事蔬菜生产的农民增多了。北京郊区的菜农，利用"火室"、"地窖"等设备，在冬季栽培韭黄、黄瓜等新鲜蔬菜，拿到市场上出卖。乾隆年间，原来不种棉花的河北一些地区，栽培棉花的占十之八九。清朝前期，甘蔗种植遍及东南沿海各省。广东一些地方种植的甘蔗，往往上千顷连成一片，远远望去像芦苇一样。

　　人口的大量增加一个重要原因是美洲植物玉米、番薯、马铃薯的推广。玉米、番薯、马铃薯等多种农作物 从明代就自美洲经南洋输入(由于地理大发现)。明代徐光启的《农政全书》详细记述了番薯的种植、贮藏、加工法。讲到番薯育苗越冬、剪茎分种、扦插、窖藏干藏等技术，是最早系统介绍番薯种植法的著作。此后清人陈世元撰《金薯传习录》，记述了冷床育苗，包世臣《齐民四术》中记述了翻蔓技术，番薯种植技术逐渐完善。玉米、番薯等高产作物的推广养活了更多的人口。

　　清代治世康乾盛世的人口

　　康乾时期之所以能以盛世得名，人口的大规模增长是主要因素。康熙时期中国人口重新突破1亿，乾隆五年清查人口时，全国人数1.4亿，到了乾隆二十七年，已经超过2亿人，乾隆五十五年突破3亿大关，人口增长原因有三点:第一，明末引进的高产作物玉米、番薯的大面积种植，使得粮食产量能够养活大量人口。第二，社会长期安定，百姓有了休养生息的时间;第三，"盛世滋丁，永不加赋"，"摊丁入亩"等税收政策的实行，使百姓可以毫无顾忌的生殖繁衍。虽然清朝人丁兴旺是个不争的事实，也客观证明了清朝康乾盛世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高峰。但是，人口的增长并没有和人口素质提高同步，中国人在清代的黑暗统治中渐渐失去了活力，愚昧和落后开始成为西方人看待中国人的代名词。并且给中国带来巨大的人口压力，饥民、流民现象开始频繁起来。使中国后来的工业化时期人口失去了增长的空间，从而严重制约了工业化进程。

　　清代治世康乾盛世的手工业

　　明末清初，因长期战乱，手工业生产也遭到严重破坏。大约经过五六十年的光景，到康熙中期以后，手工业才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

　　丝织业在清代手工业中占有重要地位。当时江宁、苏州、杭州、佛山、广州等地的丝织业发达。虽然清朝统治者在江宁、苏、杭设有织造衙门，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江南丝织业的正常发展，但清代民间丝织业还是发展很快。如江宁的织机在乾、嘉时达到三万余张，而且比过去有许多改进，"织缎之机，名目百余"，所产丝织品畅销全国。即使在偏远的贵州，丝织业也得到很大发展。道光时，贵州遵义绸"竟与吴绫、蜀锦争价于中州"，招致了秦、晋、闽、粤各省客商竞来购买贩运。但整体而言，清代丝织业已落后于明代。

　　清代的棉织业在江南一些地区也日益发达。棉纺织工具有显著改进。如上海的纺纱脚车，可"一手三纱，以足运轮(名脚车)，人劳而工敏"。织布机也有一些改进和革新。当时的棉布生产，无论数量或质量都比以前有很大提高。上海的"梭布，衣被天下，良贾多以此起家"。苏州的"益美字号"，因大家誉其"布美，用者竞市"，"一年消布，约以百万匹"，结果"十年富甲诸商，而布更遍行天下"，"二百年间，滇南漠北，无地不以益美为美也"。苏布"名称四方"，可见信誉之广。无锡也盛产棉布，乾隆时，"坐贾收之，捆载而贸于淮、扬、高、宝等处，一岁所交易，不下数十百万"，有"布码头"之称。

　　清代，江西景德镇仍是全国制瓷业的最大中心。到乾、嘉时，不说官窑，单"民窑二三百区，终岁烟火相望，工匠人夫不下数十余万"。除景德镇外其他各地的制瓷业也都发展起来。据统计，乾隆时全国著名陶瓷品产地共有四十余处，遍布各地。如直隶武清、山东临清、江苏宜兴、福建德化、广东潮州等地的窑场，都有很大的规模，所产瓷器色彩鲜艳，精美异常。

　　制糖业在台湾、福建、广东、四川等地都很发达。康熙至乾、嘉之际，台湾的种蔗制糖极盛，每岁产蔗糖"六十余万篓"，"篓一百七八十斤"，内销京津及江浙各省，外运南及吕宋，东至日本等国。广东的蔗糖也贩运四方。此外，浙江、江西、江苏等省的甘蔗种植和制糖行业，也日益发展起来。

　　矿冶业在清代也有进一步发展。云南的铜矿，贵州的铅矿，广东、山西、河南、山东的铁矿，开采的规模都比较大。如云南的铜矿，至乾、嘉极盛时，全省开办的铜厂有三百多处。其中有官督商办的大厂，也有私营的小厂。"从前大厂(砂丁)率七八万人，小厂亦万余人，合计通省厂丁，无虑数百十万，皆各省穷民来厂谋食"。1740年(乾隆五年)至1811年(嘉庆十六年)间，云南铜矿的最高年产量达到1467万余斤。乾隆时，贵州铅矿年产黑铅也达到1400多万斤。广东的铁冶规模也很大。广东佛山镇的铁器制造业也很发达。那里有铸锅业、炒铁业、制铁线业、制钉业和制针业等行业，而尤以铸锅业最为有名。所铸铁锅不仅行销国内各地，而且也大量输出国外。

　　清代前期，商业贸易十分繁荣，各种商品行销海内外，四方流通联系更加密切。如河南、东北的棉花供销各地，而棉花却又仰给于外省。广东佛山镇的各种铁器，行销全国，当时有"佛山之冶遍天下"的说法，其他如苏州的丝、棉织品，南京的绸缎，景德镇的瓷器，广东、台湾的蔗糖，安徽、福建、湖南的茶，也都行销各地。特别是江南丝织品，清代比明代有更广大的国内外市场。例如南京所产的绸缎，几乎行销遍全国。当时中国的手工业产值占全世界工业、手工业产值的30%。

　　棉桑等经济作物只准种在"不可以种植五谷之处"。粮食以外的作物尚且要禁，何况工商。清朝皇帝认为"市肆之中多一工作之人，则田亩之中少一耕稼之人"，多次表示"招商开厂……断不可行"，"矿厂除严禁之外，无二议也"(中国历代君主都是这样认为的，主要是由于当时生产力所决定) 。

　　清代治世康乾盛世的文化

　　学术文化的凋敝是康雍乾时期中国文化的显著趋势。学术在任何时候都是客观社会生活在精神领域的集中体现。与表面"繁荣"的社会形势不同的是，康乾时期的学术文化表现出与盛世不协调的凋敝气象。明末发达的哲学一夜之间似乎消失了，传统儒学的人文关怀也消失得无影无踪。而以考经证史为重要特色的考据学兴起，推动着学术向着无聊的方向发展。考据学对清代学术的败坏，不但表现为它彻底断送了古代哲学的发展，也表现为它促使知识界彻底地进入了"考古期"。清廷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制造了几百起的文字狱，(连"清风明月"四字都可以导致文字狱，想象力倒是很丰富)还将百万以上的知识分子流徙到穷山恶水的满洲。康雍乾对文人的极端摧残焉能不导致文化的凋敝?于是乎八股与考据得以茁壮成长。

　　清代治世康乾盛世的质疑与否定

　　康乾盛世由于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封建王朝的鼎盛时期，但却备受争议。史学家戴逸在肯定"康乾盛世"提法的同时，也曾指出其四方面消极因素:闭关锁国、重农轻商、禁锢思想、轻视科学，称之为「盛世的阴影」。。而到了乾隆后期，贪污腐化现象严重，有著名的贪官和珅。批评者认为，这期间，尤其是雍正、乾隆年间的「文字狱」压制了人民的思想，造成科学技术、思想与文学艺术的倒退。批评者提出的例子包括:科学技术方面:明清时期火器的使用以及接纳西方先进科技成果的态度天差地别;文化思想方面:明朝中后期蓬勃发展的人文主义思想被彻底扼杀，导致具有浓厚人文主义思想的中华文化逐步退化成为只会歌功颂德的奴性文化。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在《四库全书》的编纂中对古籍的大量篡改删除抽取销毁。吴晗曾经哀叹，"清人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矣。" 第一个对康乾盛世提出质疑的人大概是鲁迅，他看了外国人的一些记载，怀疑康乾盛世完全是文字狱吹出来的。

　　盛世饥荒

　　康熙元年，吴川大饥。二年，合肥饥。三年春，揭阳饥。秋，交河、宁晋饥。四年春，曹州、兖州、东昌大饥。夏，惠来饥。秋，怀远饥。冬，乌城饥。六年，应山饥。七年，无极大饥。十年夏，海盐大饥。秋，临安、东阳大饥。十一年，永康、峡江、大冶饥。秋，遂安、汤溪大饥。十二年，乐亭大饥。十三年春，兴宁、镇平、京山大饥。十四年，东光饥。十五年春，大冶饥。夏，连平饥。十六年春，嘉应州大饥。夏，郧县、郧阳、郧西大饥。十七年秋，曲江饥。十八年春，真定府属饥。夏，兴宁、长乐、嘉应州、平远饥。秋，无为、合肥、庐江、巢县、博兴、乐安、临朐、高苑、昌乐、寿光大饥。冬，满城饥，十九年春，江夏大饥。夏，大同、天镇饥。冬，万泉、遵化州、沧州饥。二十年夏，儋州、永嘉饥。二十一年春，桐乡饥。冬，信宜、真定、保安州饥。二十二年春，宜兴饥。秋，单县饥。二十三年春，济宁州、剡州、费县饥。秋，巴县、江安、罗田饥。二十四年春，沛县饥。二十五年秋，恭城大饥。冬，藳城大饥。二十六年，博兴大饥。二十七年秋，蔚州饥。二十八年春，高邑、文登饥。夏，潜江大饥。秋，龙门饥。二十九年夏，黄冈、黄安、罗田、蕲州、黄梅、广济饥。秋，襄垣、长子、平顺饥。三十年春，昌邑饥。秋，顺天府、保安州、真定饥。三十一年春，洪洞、临汾、襄陵饥。夏，富平、盩厔(周至)、泾阳饥。秋，陕西饥。三十二年夏，庆阳饥。秋，湖州饥。三十三年，沙河饥。三十四年，毕节饥。三十五年夏，长宁、新安、藳城饥。秋，大埔饥。三十六年夏，广宁、连平、龙川、海阳、揭阳、澄海、嘉应州大饥。秋，庆元、龙南、潜江、酉阳、江陵、远安、荆州、郧西、江陵、监利饥。三十七年春，平定、乐平大饥，人相食。夏，济南、宁阳、莒州、沂水大饥。三十八年春，陵川饥。夏，婺源、费县饥。秋，金华饥。三十九年秋，西安、江山、常山饥。四十年，靖远饥。四十一年春，吴川大饥。夏，沂州、剡城、费县大饥。冬，庆云饥。四十二年夏，永年、东明饥。秋，沛县、亳州、东阿、曲阜、蒲县、滕县大饥。冬，汶上、沂州、莒州、兖州、东昌、郓城大饥，人相食。四十三年春，泰安大饥，人相食，死者枕藉;肥城、东平大饥，人相食;武定、滨州、商河、阳信、利津、沾化饥;兖州、登州大饥，民死大半，至食屋草;昌邑、即墨、掖县、高密、胶州大饥，人相食。四十四年，凤阳府属饥。四十五年春，汉川、钟祥(钟祥)、荆门、江陵、监利、京山、潜江、沔阳、郧县、郧西饥。四十六年秋，东流、宿州饥。四十七年，平乡、沙河、钜鹿饥。四十八年春，无为、宿州饥。夏，沂城、剡城、邢台、平乡饥。秋，武进、清河饥。四十九年，阜阳饥。五十年，通州饥。五十一年，古浪饥。五十二年春，苍梧饥，死者以千计。夏，长宁、连平、合浦、信宜、崖州、柳城饥。五十三年春，阳江饥。冬，汉阳、汉川、孝感饥。五十四年夏，临榆饥;遵化州大饥，人食树皮。五十五年春，顺天、乐亭饥。五十六年春，天台饥。五十七年，广济饥。五十八年春，日照饥。夏，静宁、环县饥。五十九年春，临潼、三原饥。夏，蒲县饥。六十年春，平乐、富川饥。夏，邢台饥。秋，咸阳大饥。冬，兖州府属饥。六十一年夏，井陉、曲阳、平乡、邢台饥。夏，蒙阴、沂水饥。秋，嘉兴、金华饥。冬，怀集饥。 (清史稿·灾异志)

　　​产业状况分析

　　山西产好铁，就向山西的冶铁户征铁，所征之数不断增加。雍正时征2.5万斤，乾隆时增加到5万斤，嘉庆时又增加到20万斤。征铁给的铁价、脚费不到市价的1/6，近于掠夺。潞安府是当时北方最大的丝织业中心，潞绸精美，被满清列为贡品，每年派造的数量，大大超过机户的承受力。明朝盛时，潞安府有机织 1.3万多张，明朝派造3000匹。经过明末]战乱，清代仅剩织机300张，居然还是派造3000匹，致使"机户支价赔累，荡产破家"，逃亡的不少，但清廷并不因此放弃派造，直到机户完全逃光，潞绸在历史上消逝，才算停止。

　　松江棉纺织业的发展，使松江成为明朝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地，"苏松财赋半天下"，苏州、松江两府的田赋位居全国榜首，其上缴中央的钱粮总额超过了浙江全省。当时松江的面积是苏州的十分之三，而赋税额却是苏州的一半，因此，在明代，松江的赋税额为全国最高。然而松江的棉纺织业到清代开始退步，叶梦珠在《阅世编》中说:明朝"标布盛行，富商巨贾操重资而来市者，白银动以数万计，多或数十万计，少亦以万计"，而到了清朝，"标客巨商罕至，近来多者所挟不过万金，少者或二三千金，利亦微矣。"令:"闻开矿之事，甚无益于地方，嗣后有请开采者，悉不准行"。对于不能封闭的冶铁厂，则抽十分之二的重税。到乾隆时，全国合法的铁矿厂只有九十三处了。

　　康乾盛世的工业总产量其实不及明末万历年间。宋朝工商业极为发达，而明朝则有进一步发展，铁产量为北宋的两倍半，棉布取代麻布成为纺织品的主流产品。无论是铁、造船、建筑等手工业，还是丝绸、棉布、瓷器等轻工业，在世界都是遥遥领先，工业产量占全世界的2/3以上，比农业产量在全世界的比例还要高得多，而康乾盛世虽然人口数倍于明朝，然而铁和布匹这两项指标性的工业产品的总产量却始终未能达到到明末的水平。到1840年康乾盛世结束不久，中国工业产量仅为全世界的6%。无论是总产量还是在全世界的比例，都不及200年前的明末。

　　这一时期属于重工业范畴的矿质业也有较大的发展。据统计，康熙元年全国仅有5个矿厂进行开采和冶炼，雍正十三年(1735年)已增至161处，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更发展到了313处。很多被用于制作铁锅，一部风被炼成熟铁，制成铁丝、铁钉和农具等，有的运销海外，时称"佛山之治遍于天下"。"性更加令人难以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