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历史故事 清朝经典故事

　　清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二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王朝，也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帝制国家。学习啦小编为你整理了清朝历史故事，希望你喜欢。

　　清朝历史故事一

　　乾隆时威名赫赫的大帅福康安征西藏归来，曾有一户部小吏求见他，为了把一张名片递到这位福大帅手中，这人前后也花了十万两的银子。那么，这位小书吏为何要见福大帅，又达到了什么目的呢?据记载：这张名片递上来了，说是来“贺喜求赏”的。福康安何等人，立即发了脾气，“小小的胥役，也来向大帅索贿?这家伙如此胆大，一定有什么说的，且让他进来”。小吏进来后，福康安厉色而问，小书吏也并不怯场，侃侃而谈，竟也说出一番大道理：“索贿肯定不敢，但大帅您此次用兵，用款达数千万之多，此次报销册籍太多，必须多添人手，日夜赶办，要在几个月之内，全部办完并上奏皇上。皇上此时关注西藏的捷报，正在兴头上，定会一喜而定。如仅就部里现有的人手，一桩桩卷宗地申办，办完一件上报一件，没有几年的功夫是不可能完成的。到那时，今天一份奏报，明天一份奏报，皇上天天看你的军费报销案，必定厌烦，那时再有些人乘机发些议论。这么多的军费报销哪会没有一点不合规矩的，到时必兴大狱。我这是为大帅您考虑，并不是为户部这些小吏着想的。”一番话出口，福康安恍然大悟，对这小吏“大为激赏”，立即下令粮台给户部特拨了二百万两，用于军费报销案的处理(清·欧阳兆熊、金安清·《水窗春呓》卷下，中华书局，1984年3月版，第53-54页)。

　　此处说的小书吏，就是吏胥中人了。清代从中央各部院，总督、巡抚衙门到地方道、府、州、县各级机构，除了主官外，就是这些具体办事的吏胥了，他们既有文职人员，如处理部、院文书、杂务的小吏;县衙中的六房，所处理的事务，对应于中央的六部，专司各种文案和具体事务;州县中也有杂役人员，如县衙中的“三班”，主要是负责县衙的保卫、内勤和社会治安案件的缉捕等。这些小吏、佐杂人员虽然大多没有品级，却有定额，如清制规定，京城中所有中央各部吏役人数总计约为一千二百人左右，州县衙门此类人员也有定数，如一县吏役，包括六班书吏、教官杂佐人员、衙门门斗、弓兵人等总数不得过百人。事实上，吏胥的人数远远超过规定，中央户部一家吏胥之数就超过规定的京城总数，大的州县往往超出规定人数的十倍有余，而且还有很多是不在册的“白役”人员，就是官员为应付繁杂事务而召募的编外人员。至晚清时期，游百川《清惩治贪残吏胥疏》中说：大的州县吏胥达二三千人，次者七八百人，至少者也有三四百人。清代全国大县过千，其吏胥人数之众，难以计数。而且此类人员，多半没有合法收入，即使是在册人员，也只有少数人有微薄的“工食银”，大多数人员的收入，靠的是案件的办理费用和各种临时开支。想要这些人不谋取法外收入，几无可能。

　　吏胥，是清代政治体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清代继承中国封建专制王朝对官员的限制，如官员的南北回避制度，使得官员往往要在远离乡土千里之外的地方任职，官员不久于一地一任，调动频繁等等，此类制度的主要出发点是对官员权力进行限制，不使一地一员坐大。但事情的另一面却是，清代法律繁复，律例并行，非专业人员一般难以掌握，而人口大量增加，新生事务不断出现，社会事务剧增。官员又多为科举出身，对于一般事务性问题的处理能力低下，势必只有依赖这些吏胥承办和执行具体事务。与流动性极大的官员不同，吏胥一般都是长期盘踞一地，专司一职，熟悉当地风土人情。如此，吏胥人等蒙敝官员，上下其手，利用田地，税收、文案、官司等事，百般作弊谋取私利的情况极为普遍。官员们当然也会腐败，但他们十年寒窗，好不容易熬到了一官半职，多少也要为自己的政治前途考虑，制度上对官员的监督与限制也还有些作用，很多读书人也还有点所谓知识良知。而吏胥就不同了，这些人多少通点文墨，但在清代他们上升到官员的路途已经堵死，不能正常转升，其子弟也不得参加科举考试。《清朝文献通考》卷27，《职役一》：“各衙门皂役人等，例不准其为官，其子孙亦不准其应试”。于是这些人，剩下的就是谋生和营利一途了。无论多好的制度与措施，到了这帮人手上具体执行，无不百弊丛生。《清稗类钞·胥役类》：清代名臣陆陇其曾说“本朝大弊，只三字，曰例吏利”。例，指的是法律的繁复，利是指群官贪利，而其中心却只有一条，就是吏胥的问题。郭嵩焘说“汉唐以来，虽号为君主，然权力实不足，不能不有所分寄。故西汉与宰相、外戚共天下，东汉与太监、名士共天下，唐与后妃、藩镇共天下，北宋与奸臣共天下，南宋与外国共天下，元与奸臣、番僧共天下，明与宰相、太监共天下，本朝则与胥吏共天下耳”。把清朝的天下说成与小小吏胥共有，事情可谓严重。

　　清代的吏胥之制沿自前明，清初即有人看出了其中的弊端。顺治八年，御史秦世桢就在江南惩治了一批扰害百姓的吏胥，并提出地方官员要限制吏胥数量，不得于定额之外增加人员，对这些人任职的时间，也要依制严格限定，不得久充吏职，把持官府事务。此后，也有多次对针对吏胥的裁革行动。但清代各部事务繁杂，官员们离了这些人根本无法办事，吏胥数量越裁越多。官员们每办一案，处一事，必查部中旧例，“而例案之堆积，高与屋齐，非熟手，未从得一纸。书吏皆世业，窟穴其中，牢不可拔，辄执例以制司官，司官未如之何，乃遂藉以售其奸，而皆得致富。”官员们任职时间一般较短，有的人甚至一年数次调动，就是有任职稍久的，也没有几人能认真对待旧案旧例，他们还要忙于官场上的应酬，诗酒往还，而吏员正好借事弄权，捞取好处。晚清时胡林翼就说：“大清律易遵，例难尽悉;刑律易悉，吏部处分律难尽悉，此不过专为吏部生财耳，于实政无丝毫之益。”“六部之胥，无异宰相之柄。”至清末，光绪时有人建议销毁这些没用的档案以减少吏员对事务的把持，于是派了一位陈御史前去户部查办，户部吏员打开仓房，例案堆集得与房檐一样高，请御史查看，这位御史也不知从何下手，想了半天，只好说，择其中较重要的留下来吧。吏员说，每一件都很重要，还是请御史大人自己来挑吧，陈氏没办法，只好把其中一些残破的卷宗销毁，回去销差了事。

　　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才有了吏部一个小小书吏敢于到封疆大吏福大帅口中讨食之事，他这一次，为户部要来银子二百万两之多，自己自然也赚得个盆满缽满。京师各部中，吏员最多、差事最肥的就是户部，因为所有各地方的报销与税收事务都要经过户部，事务最多，借机分肥的事也越多。按制，六部和理藩院等所有机构，吏员不过千人，而实际上，户部一家吏胥人数往往超过此数。其他各部也因其职责而中饱私囊。如吏部，因为掌握了官员铨选等职事，对于官员上任、候补、调派也多有需索。浙江省当年有一个候补知县，应当补某缺，吏部来了一封文书，说这一缺该当你补，但按例你得给我一千两。知县思忖，这事本来就该是我的，何必再花这么一大笔银子，于是不理会部中小吏的索贿。结果，那个缺额顶补却给了别人，他托人打听才知，部吏在补缺时说他原来曾经过保举，一个人站了两个补缺途径，所以把他放到另一班中了。县令急忙请求部吏帮忙，那小吏说，这次你是来不及了，若要为将来计，你要另给五千两。否则只能在两班中注销一班。县令筹不到这笔巨款，只好注销保举一班，一心等待候补。结果，不久，部吏又告之，本来这次保举有个县令实缺的名额，可惜你注销了，县令听了懊丧不已，却也无可如何。吏部一个小小书吏，本没有任何品秩，索贿不遂，也可以把个县令折腾得半死。

　　小吏有时也敢向部院大员直接索贿：礼部某尚书为其母亲请旌，家乡的地方文件已经到部，正在办理之中。某夜三更，忽有部中礼房小吏来访，说是有公事。问何事，答称为公请旌事。尚书有点不耐烦，请旌事不用来找我。小吏更直截了当：“公要为母亲请旌，得给我一万两。”尚书怒：“你敢跑来讹诈我?”那小吏却不慌不忙地说了一番话：你想想，你父亲是某年战死的，当年太夫人遗腹生了你，你参加科举考试时少报了两岁。现在要请旌了，年龄上对不号，按履历上讲，你是在你父死后两年才生的，道理上怎么也说不过去。尚书想想也是，就问小吏该如何办。小吏说，考试时，府县及省、吏部都有你的记录，现在想要把历年来所有这些记录都改过来，花费可能不小啊。尚书不得已，只好给了这小吏一万两。

　　如此庸懦的尚书，又有把柄在人家手上，当然治不住小小书吏。有时，遇到大员强干，或许会对属下吏胥的行为有所抑制。清人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卷十三载：如康、雍时名臣张廷玉主持吏部时，一个小吏拿了一份文书给他，说是地方报来的，把元氏县误写为先民县，要求把文书发回地方驳问。张笑道：这文书如果是把先民二字错写成元氏二字嘛，也许是会有的，现在多写了几笔，肯定是这帮书吏加了几笔，无非是想向地方上索贿罢了，于是重责了书吏。张廷玉为吏部侍郎时，有个蠹吏张某，善于舞弄文法，京师内外官员为其所害者甚众，人称“张老虎”，张廷玉对他痛加惩治，朝中权贵多有前来说情，张一律不予理会，被人称为“伏虎侍郎”。

　　当然，吏胥差役之流的行为，往往也有人在背后支持，遇到这种情况，外省大吏，即使名重天下如左宗棠之流，有时也不免被京中吏胥差役所欺。当年，京中各门差役，以崇文门守吏最贪，过往行人与官吏多被搜刮。左宗棠进京，所带行李甚多，为门吏留难，花了大笔银子才进了城。次日，在朝房遇见了管城门的某亲王，他正准备上前责问时，没想到那王公急上前向他拱手称谢：“昨天公入城，何必给这帮小的们赏了那么多银子啊”，称谢再三，弄得向以言辞犀利著称的左宗棠也不好再说什么了。

　　有时候，部院大臣也会被吏胥们整治得丢官去职。如晚清时阎敬铭掌户部，驭下极严，整得仓库小吏恨之入骨。一天，他正要上朝，帽上的红顶却不知所终，四处寻找不得，等他在别处找了个代替品再去上朝时，太监们已到朝房来催促了几次了。这类耽误事的情况屡屡发生，终于触怒了西太后，把他免职离开了户部。其实他心里也清楚，这只不过是库吏们在整治他而已。

　　在地方上，这种情况就更为普遍了。每当一项差使从巡抚、布政使衙门签发下来，送文书的吏员总要讨赏。上任时，又要给大员周围这些小吏送些“利市”。否则，日后百般刁难，凡有文书送达，则多有阻隔，必使其人得罪于大员，这也成为所谓“陋规”的一种。

　　州县官员上任，首先遇到的就是这帮盘踞于三班六房的胥役人等，官员们初到一地，语言不通，风土人情不熟，只好依靠这些人去办差。而且，“铁打衙门流水的官”，官员在一地，长不过三两年，短的甚至只几个月就调走了，也很少会有长远打算，只要吏胥差役不做得太过份，也就相安无事了。《红楼梦》中贾雨村刚一上任，遇上了一桩大案，却不知原是恩人家里的亲戚薛蟠惹的事。若不是熟悉当地情况的“门子”的一番说辞，他险些得罪了贾府的亲戚。从吏胥的角度讲，每一位新来的县令都是他们的一次机会，他们要想天方设地法找到此人的爱好，鼓动他多贪多拿，告诉他这些都是长久以来，本地的惯例，如此，他们就可以上下其手，从中渔利了。

　　很多时候，到地方赴任的县官在省城候任，滞留时间过长，没有钱上下打点，就把县里的书吏们叫来，带着大把的银子到省城为之“活动”，县官到任后，自然也就一切听凭这些人办理。“钱粮则必假手于户书，漕米则必假手于粮书，仓谷、采买、军需等项则必假手于仓书，听其率意滥取，加倍浮收。上下交通，除本分利。”(清·姚元之《竹叶亭杂记》卷二，中华书局，1982年5月版，第52页)所谓除本分利自然是残民以逞。至于地方官下乡，更是如刮地皮一般，号称清官的县令段光清在《镜湖自撰年谱》中说到了家乡县官下乡的威仪：乡间如有乞丐身亡，“地方官每下乡相验，必带忤作、刑书、，遂至署内门印、签押、小使，署外六房、三班，以及本官仪卫、皂隶、马仆、轿夫一同下乡，多至百余人上路。”这么一群人，如同蝗虫一般，“乡里数百亩殷实之家，经地方官一番相验锣响，皆扫地无余烬矣。”(清·段光清《镜湖自撰年谱》道光十七年，中华书局，2-3页)弄得地方百姓“胆落心寒”、对这帮人“畏如蛇蝎”。

　　至于一般衙役人等下乡办案，其势有过于县官出动。“先到原告家需索银两，谓之启发礼。次到被告家，不论有理无理，横行吓诈，家室惊骇，餍饱始得出门。”而后再到地保、族保、证人各家，“逐一搜求，均须开发”。案子到了县里，又百般拖延，三班六房索求各种费用“莫可限量”(清·姚元之《竹叶亭杂记》卷二，中华书局，1982年5月版，第52页)。因此，地方上盗贼蜂起，百姓不敢报案，报案则枉费银两，不为之抓捕，即使抓到了，也是“受贿放去”。四川省当时有“贼开花”、“洗贼名”等名目：当一家发生窃案，差役在邻近人家中挑选没有官方背景的殷实富户数家，一一拘押索贿，每报一案，牵连数家，这就叫“贼开花”;乡间百姓，凑出七八千至十数千钱不等，送给差役们，待其填饱了私囊，再一一将所拘之人放回，是谓之“洗贼名”。往往中等殷实人家，经此一案，即告破产。所以当时就有对联说，“若要子孙能结果，除非贼案不开花。”(清·姚元之《竹叶亭杂记》卷二，中华书局，1982年5月版，第56-57页)吏胥在地方上横生事端，有时即使是官宦人家也会受到影响，段光清在浙江当一个小小县令，他的哥哥向他提起家乡安徽宿松县差役下乡，为害一方的事，他也无可奈何，只好建议他们平时就在乡间富裕人家集点资，大小节日就给县里的书吏差役们上下打点一番，叫差役们不要下乡办案了。(清·段光清《镜湖自撰年谱》道光十七年，中华书局，2-3页)

　　清代吏胥势力扩张，成为官僚体制下的一个毒瘤，说到底，还是一个体制与社会生活实际不协调的问题。清代法律中，律与例并行，律简而例繁，大量的案例成为办理案件与社会事务的依据，非专业人员根本难于掌握，而官僚们多从科举出身，既贱视具体事务，也没有能力具体操作，势必只有依靠长期盘踞衙门中的吏胥，造成吏胥势力恶性膨胀。吏员没有上升为官员的途径，多半也没有法定的收入，要想他们不想方设法索贿，几无可能。同时，清代也是一个文牍主义盛行的时代，官员的权力说大就大，说小也小，一件事往往要往返多次，反复将情况上报，案牍堆集如山，官员们离开了书办人员，根本无法办事，这也成为吏胥从中舞弊的一个原因。雍正时有名的峻臣田文镜曾说，按制，他一个总督府中只准有二十人为书吏，但他用了差不多二百人，文件还是赶办不及，也道出了体制中的某些弊端。更重要的一个方面是，清中叶以后，社会向近代化转型，出现了许多过去没有的事务，没有专业人员根本无法承办，而体制仍然僵化如故，必然出现官僚弄权于上，吏胥舞弊于下的局面。道光时，太常寺卿许乃济请驰鸦片之禁，理由之一就是“法令者，胥役棍徒之所藉以为利，法愈峻，则胥役之贿赂愈丰，棍徒之计谋愈巧”(清·梁章鉅《浪迹丛谈》卷五，中华书局，1981年9月版，第75-77页)。虽然是出于反对禁止鸦片的私心，却也道出了在吏胥势张的情况下，法令根本无法执行的社会现实。

　　清朝历史故事二

　　一般来讲，大家对曾国藩的争议就集中在曾国藩到底是一个真诚的人还是虚伪的人。很多人说曾国藩是一个很真诚的君子、圣人，但也有相当多的人认为曾国藩是一个虚伪的人，是一个老奸巨猾的人，他的一举一动都为了升官发财。一个人的经济收支是一个人生活中非常隐秘的方面，通过对这一方面的了解，我们往往可以界定这个人的真伪。

　　《湘乡曾氏文献》当中有一本曾国藩道光二十一年前后的账本，因为曾国藩这个人心很细，做京官期间，经济很紧张，曾国藩每天的生活都要记账。通过这个资料进行一个梳理，就可以看到曾国藩一生经济收支的基本脉络。

　　先说曾国藩在做京官时的经济状况。道光二十年，曾国藩中了进士，被皇帝授予从七品的翰林院检讨的官职，这相当于今天国务院政策研究室的副处级以上的研究员，经常要见各部的长官，有时候还要见皇上，经常给国家起草一些文章。但他的经济状况可以用一个字概括——穷。比如道光二十二年，曾国藩的一个仆人叫陈升，跟主人吵了一架。主人跟仆人吵架这也是经常的事情，但是陈升吵完架之后卷起铺盖走人了，到另外一个官员家里去攀高枝去了，为什么呢?因为曾国藩家生活水平太低了，经常拖延他的工资，吃的也不好。所以这个事使曾国藩很受刺激，然后就写了一个傲奴诗，说“胸中无学手无钱，平生意气自许颇，谁知傲奴乃过我”。手里没钱，仆人都瞧不起自己，一个仆人比自己都傲慢。为什么这么穷呢?这就因为清朝的低薪制。

　　用清代的一两白银能够买多少大米来进行换算，大概一两白银相当于今天的 200 元人民币，曾国藩一年的工资大概相当于现在 24000 元人民币。这个钱如果对今天的一个京漂来讲都是非常困难的，何况曾国藩拖家带口。当时一个京官的支出是多少呢?在道光二十一年曾国藩全年花了458 两 1 钱 9 分白银，财政赤字是333 两 5 钱 4 分。

　　咸丰十年(1860 年)，曾国藩当上了两江总督。此时曾国藩的收入是多少呢? 155 两，和他做京官时期差不多。但这仅仅是一个名义上的工资。清代总督和巡抚最主要的收入是规费，用通俗的话讲就是灰色收入。总督级的官员，规费的平均年收入是18 万两，相当于 3600 万元。如果曾国藩的收入真的这么多的话，他可以是全大清帝国数一数二的高收入者。收入能够有如此天翻地覆的提升，曾国藩的生活水平提升了多少呢?

　　曾国藩的生活水平确实和做京官时有天翻地覆的变化，但不是提高了，而是降低了。首先在穿衣方面，曾国藩在总督时期，不仅是穿衣朴素，而且到了不修边幅的程度。这一印象得到了外国人的印证。洋枪队的首领戈登，在同治二年到安庆和曾国藩有一次见面，戈登的随员写了一本回忆录，提到了这次会面。这些外国人惊讶地发现，堂堂两江总督，衣服陈旧、打皱，还有斑斑的油渍，就是吃饭的时候不小心落的油渍。为什么曾国藩当总督的时候穿衣反而不讲究了呢?原因很简单，因为在两江这个地盘上，曾国藩就是最大的官员，他没有上级可以觐见，来见他的都是下属，他可以随便一些。

　　清朝历史故事三

　　对于清朝中期的武术大家，大家可能听说过方世玉、铁桥三和洪熙官，但没听说过王仲瞿吧?历史上，此公是比方世玉和洪熙官真实得多的人物。

　　王大侠是嘉兴人，名昙，是个有真才实学的举人，老师是天下闻名的袁枚，他本人和龚自珍等人是老友。其著作有《烟霞万古楼诗》，当时读书人说他的诗可以“压倒一切豪杰”。浙江的学政，也就是教育厅厅长，说王同学的手笔，两千年来没有对手。

　　从这个经历来看，王昙是个读书求功名的学生，然而，他同时又是个练武之人，而且最麻烦的是，他没把自己的身份厘清——到底是做武林人士，还是文人骚客呢?他在两者之间徘徊，于是就有了一些不恰当的行为，导致他一生落魄。

　　根据李伯元的《南亭笔记》，王仲瞿在乾隆五十九年，即1794年参加乡试，中了举人，而那次影响王同学一生命运的事件则发生在这之后。中举后，王仲瞿离功名似乎只有一步之遥了，可他不珍惜，没把握好分寸。事情是这样的——

　　王同学参加进士考试，题答得花团锦簇，那叫一个妙笔生花。心里不免得意起来，但用什么表达得意的心情呢?只见他忽然扎起马步，就在考场上，哼哼哈哈练将起来。据说，王同学的功夫了得，但见他双掌挥动，气灌掌心，发出轰隆隆的雷鸣声，考场上顿时风气嗖嗖，“一举手砰訇作响”，凳子椅子东倒西歪，卷子满场飞。监考老师吓得头皮发麻，赶紧问话：“你练的什么玩意?”王同学毕恭毕敬地回答：“报告老师，这是掌心雷。”老师又问：“跟谁学的?”王考生回答：“跟一喇嘛学的。”

　　在天子脚下的进士考场上，你还玩这些旁门左道，这还了得?乾隆收到报告后，大怒：我招考进士，你却跟我玩“奥特曼”?于是，以“左道惑众”为由，撤销了王仲瞿的考试资格，他的一生就这样终止于举人这个身份了。

　　王仲瞿确实是犯了大忌，乾隆朝正是白莲教闹得最凶的时候，当撒豆成兵、凳子能变成马等谣言满天飞的时候，你一介书生也玩这个，还玩到进士考场上来，前途被咔嚓掉，那是最正常不过的事了。王仲瞿最大的问题是没闹清楚自己是什么身份，该走什么道路。你不是江湖侠客的命，就老老实实为清廷干事。

　　不过，这事还没有消停。进士之路断绝了，王仲瞿还在梦想着能东山再起，为朝廷效力。乾隆死后，嘉庆皇帝即位，机会来了。因为当时长江流域一带闹白莲教，左都御史吴省钦就向朝廷推荐了王仲瞿，说王大侠会“五雷掌法”，可以制服那帮江湖术士。结果，嘉庆皇帝也不买这一套，批了一句：“荒唐。”吴省钦还被免了职，王仲瞿看来彻底复出无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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