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的历史发展
俄罗斯位于欧亚大陆北部，地跨欧亚两大洲，国土面积为1707.54万平方公里，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国家。那么关于俄罗斯的发展历史是怎样的呢?一起来看看小编给大家精心准备的资料，欢迎阅读!
俄罗斯历史发展的特点
俄罗斯历史的基本的，最确定不移的一个特点就是它发展的缓慢性以及由此发生的经济的落后性，社会形式的原始性，文化的低下水准。
庞大与荒脊的平原，对东风与亚洲的移民都洞开着，它的居民由于自然的本身之故，是命定着要度长期落后生活的。与游牧民族所作的斗争，差不多延长到十七世纪之末。与那在隆冬带来严寒，盛夏送来亢旱的风所作的斗争，便是在目前也还不曾完结。一切发展的基础——农业，是以扩展的、粗放的方法来推进着：在北方砍伐与焚烧森林，在南方则开发原始的草原;人们对于自然的征服是向广的方面而不是向深的方面。
当西欧的野蛮人定居在罗马文化的废墟上时，那里有许多古旧的石块可作他们的建筑材料，而东方的斯拉夫人在那荒芜的平原上，却没有找到任何遗产，因为他们祖先的程度，比他们自己的更低。西欧民族很快凭着各自天然的边界，建设起产业城市的经济与文化的雏形群体。东方平原的居民则当人口刚显得拥挤一点时，立刻就深入林中，或远走边区的荒地了。在西方，农民中最有创意力与最有企业心的分子，就成为市民，手工业者，商人。但是在东方，积极与勇敢的分子，却是一部分变成商贾，而大部分则成为哥萨克人，边疆居民与拓殖者了。社会分化的过程，在西方是紧张的，在东方则被扩张的过程所延迟与冲淡了。彼得大帝的同代人维可写道：“莫斯科维亚国的沙皇虽是一个基督教徒，却统治着一些心智懒惰的人民。”莫斯科维亚人的“心智懒惰”，反映着经济发展的缓慢速度，阶级关系的无定形，内部历史的贫乏。
埃及、印度与中国的古代文明，具有一种颇能自足的性质，且享有足够的时间，能使各自的社会关系，不管生产力的低下，差不多达到这样一种精细的完成的地步，即各该国中的手工业者已能生产自己的工艺品了。俄罗斯不仅在地理上，即令在社会与历史的方面，也介于欧亚之间。它与西欧各异，但也与东亚不同，在各个不同的时代，它以各种不同的特点，或近于此，或近于彼。东方给它以鞑靼人的羁轭，这在俄国国家的结构上，成为一个重要成分。西方是一个更可怕的敌人，但同时也是一个教师。俄罗斯没有能依照东方的形式主义组织起来，因为它老是要适应于西方军事的与经济的压迫。
俄罗斯封建关系的存在，曾为以前的历史家所否认，但最近的研究，可算已无条件证实了它。而且俄国封建制度的基本成分，还是与西方的一样;不过单是这一个事实，即封建时代的存在都得经长期科学争论才能加以确定，就已足以证明俄国封建制度的不完成，它的无定形性以及它的文化丰碑的贫乏了。
落后国家消受着先进国家物质的与智慧的成就。但这意思并不是说：它奴颜婢膝地追随它们，重复着它们过去的一切阶段。维可及其在晚近的信徒们所说的历史循环复演论，乃是依据着对于古旧的，前资本主义文化的轨道的观察，一部分是依据着对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经验而来的。在愈加新近的场合中，某种文化阶段的复演，其实是与整个过程的褊狭性与插话性相关联的。而资本主义的意义却就是要克服这些条件。它准备了，且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实现了人类发展的普遍性与永久性。即此一点，就已排除了各国发展形式复演的可能性。落后国家虽不得不追随先进国家，但它并不遵守程序，历史的落后性的特权——这种特权是存在的——允许或更确切些说它强迫一个落后国家去采取一些比预定日期更早完成的事物，去跳过许多中间阶段。野蛮人放下了弓箭，立刻拿起了步枪，他们并不经历过去介于两种武器之间的旅程。移殖到美洲去的欧洲人，并不把历史从头做起。德国或美国在经济上之超过英国，恰巧由于它们资本主义发展的后起。反之不列颠煤业中那种保守的无政府状态，以及麦克唐纳(英国工党创始人及领袖，改良主义者)及其朋友们的头脑里的保守的昏乱思想，正是过去的报复，即英国在太久的时期中起着资本主义霸主的作用。就历史上说是落后的民族，他们的发展必然要把历史过程的各个阶段，加以特殊的结合。他们整个发展的历程，带有一种无计划的、复杂的、综合的性质。
当然，跳过中间阶段的可能性，决计不是绝对的;此种可能性的大小，最后还是要由国家经济的文化的量能来决定。而且落后国家借来的现成的成就，常常会由于适应到自己更原始的文化而加以降低。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消受过程的本身就带有矛盾性质。这好像在彼得一世大帝的时候，由于某些西欧的技术与教育，首先是军事的与工业的技术与教育之介绍，巩固了农奴制度，让它成为一种劳动组织的基本方式。西欧的军器与西欧的债款——两者无疑是较高文化的产物——加强了沙皇制度，回头又阻滞了国家的发展。
历史的规律性与迂腐的图式主义绝无共同之点。发展的不平衡性，这个历史过程之最一般的规律，在后起国家的命运上暴露得最为明显与复杂。在外来必然性的鞭笞之下，落后性不得不从事跳跃。从不平衡这一个普遍的规律中，发生出另外一个规律，这因为缺乏更适当的名称时，可称之为配合的发展律，这意思是说：各阶段路程的接近，各个阶段的联合，古代形态与最现代形态的混合。没有这个规律，(当然要取其全部物质的内容，)就不能了解俄国的历史，也不能了解一般的，所有停留在第二，第三，乃至第十等文化品级上的国家的历史。
在较富的欧洲的压迫之下，俄罗斯的国家比西欧的国家，吞占了人民财富之远较庞大的相对部分，这不仅使民众遭受着双倍的贫困，而且也减弱了占有阶级的基础。同时因为国家需要后者支持，它便强迫着与规定着它们的成长。结果则官僚化的特权阶级便从来不能充分长成，而俄罗斯的国家也更接近于亚洲式的专制。拜詹廷式的专制，乃是由莫斯科维亚国的诸沙皇在十六世纪之初采取了的，它得到贵族(Nobility)的帮助，臣服了封建的贵族诸侯(Boyars)，更使农民成为贵族的奴隶，因此制服了贵族，从而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建成彼得堡皇帝的绝对主义。整个过程的落后性充分地表示在这一事实中，即农奴制发生于十六世纪之末，形成于十七世纪，极盛于十八世纪，而只在1861年才算在法理上加以取消。
僧侣追随在贵族后面，在沙皇专制制度的形成中，也起着不小的作用，但完全是奴仆的作用。教会在俄罗斯从来不曾发达到像在西欧所达到的那种睥睨一切的高度，它自满于专制统治下一个精神婢仆的地位，并且把自己的顺从算是一种功绩。主教与大主教们只当他们为世俗权力的代表人时，才能拥有权力。总主教与沙皇同时更迭。当彼得堡时期，教会对国家的依存关系更为奴式。二十万教士与僧侣，实质上成为官僚的一部分，是一种在信仰方面的特种警察。为要酬报这一种功绩，正教僧侣在信仰、土地与收入诸事上的独占权，乃由一种常规警察来加以保护。
斯拉夫本位主义，这种落后性的救世主义，把自己的哲学建立在这样一个前提上，即俄罗斯人及其教会是十分民主的，而俄国的政治则是彼得大帝强加于俄罗斯身上的德国的官僚制度。对于这个问题，马克思批评道：“也正是以同样的方式，条顿族的蠢驴们把费烈特立希二世的专制等事，责备法国人，仿佛落后的奴隶不常需要开化的奴隶来给他们以必须的训练似的。”这个简短的批评，不仅彻底结果了斯拉夫本位派的旧哲学，而且也结果了“种族主义者”最新的发明。
不仅是俄国封建制度的贫乏性，而且也是全部旧俄历史的那种贫乏性，最悲惨地表现于作为工商业中心的，真正中世纪式城市的缺乏。俄国的手工业不曾脱离农业而独立，且保持着家庭手工业的性质。旧时的俄国城市是商业的，行政的，军事的与地主的，因而是消费的而不是生产的中心。甚至那不受着鞑靼人羁轭的诺夫哥罗德(Novgorod)，很近似于中世纪的同业公会(Hansa)，但也只是一个商业的而不是工业的城市。诚然，农民手工业之分散于各个区域，发生了对于大规模商业媒介的需要。不过游牧式的商人，丝毫不能在社会生活中占有像西欧那些手工业行会的与兼营工商业的中小资产阶级所占有的地位，他们不可分解地与自己农民的环境相结合着。加以俄国人经商的大道是越过国境的，所以很古以来，就已确保了外国商业资本的领导权。且使整个过程带上了半殖民地的性质，即在这个过程中，俄国商人是西欧城市与俄国乡村之间的中介人。这种经济关系在俄国资本主义时代获得了更大的发展，在帝国主义战争中找到了它极端的表现。
俄国城市的意义之不足道，最能促进亚洲式国家的形成，在特殊方面说，它排除了宗教改革的可能性，即不能以某种更适合于资产阶级社会要求的现代化的基督教，来代替封建的与官僚的东正教。反对国家教会的斗争，从来以农民教派创立为最高限度，而这些教派中最有势力的一派，却还是“旧信派”(东正教中的改革派)呢。
在法国大革命爆发之前十五年，俄国发生了一次哥萨克人、农民与乌拉尔省的奴工们的运动，那就是有名的普加乔夫叛乱。为要将这次可怖的民众暴动转变成革命，还缺少一点什么呢?缺少一个第三等级。没有城市的工业民主主义，农民战争便不能发展成革命，这和农民的教派不能达到宗教改革一样。普加乔夫叛乱的结果，反而巩固了官僚的绝对主义，它乃是贵族利益的保护人，这次又在困难的时候证明了他保护人的作用。
国家的欧化，形式上开始于彼得时代，但在继起的一世纪中，它愈来愈成为统治阶级即贵族本身的要求了。1825年，贵族的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普及了这个要求，以限制专制权力为目的，竟实行了军事阴谋。这是在西欧资产阶级发展的压迫之下，一些先进的贵族企图代替那尚未具备的第三等级。但他们还是要把自由主义的制度与自己阶层统治的基础结合起来，所以他们顶害怕唤起农民。那末那次阴谋始终只是一些光耀而孤立的军官的事业，且他们不经一战而即行服输，就没有什么奇怪的了。这是十二月党暴动的意义。
拥有工厂的地主，乃是地主等级上首先赞成以自由的雇佣劳动来代替农奴的。俄国谷物对外输出之不断增高也在这同一方面上给了一个推动。1861年，贵族的官僚依靠着自由派的地主，实行了自己的农民改良。在这次行动中，无力的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起了恭顺的合唱队的作用。这是毋须说的，沙皇制度之解决俄国的根本问题，即土地问题，比普鲁士皇朝在以后十年中之解决德国的根本问题，即它的国家统一，要更为丑恶与狡黠些。一个阶级的任务要借另一阶级的手来解决也是落后国家所特有的许多配合方法之一。
不过在俄国工业的历史与性质上，配合发展律呈现得最为明确。俄国工业发生得晚，它并不重复先进国家的发展，而是将自己插入这个发展，把那发展中的最先成就，适应于自己的落后性。如果俄国的经济进化整个地说是跳过了行会手工业与家庭工业时期，那末在个别的工业部门中也完成了许多超越技术生产阶段的部门跳跃，而这些阶段在西欧却是以数十年来经历的。因此，在某几个时期中，俄国工业曾以极快的速度发展着。在第一次革命与大战之间，俄国的工业差不多增加了一倍。这在某些俄国史家看来，仿佛已足以得到这样的结论，即“关于落后性与缓慢生长的传说应该抛弃了[4]”。其实这样迅速生长的可能性，恰恰是这个落后性决定的，这个落后性，唉，不仅保持到旧俄罗斯消灭之时，而且还作为旧俄罗斯的遗产，一直保留到今天呢!
一国经济水准的基本测量器，乃是劳动生产力，而生产力的本身，则又依工业在国家一般经济之中的相对比重而定。在大战前夜，当时沙皇治下的俄国达到了它富裕的最高点，每一个国民收入较北美合众国要低八至十倍，这事实假使你注意到另一个事实，也就不会惊奇了，即俄国五分之四的独立营生的人口从事于农业，而美国则一人从事农业，两人半从事于工业。还有，大战前夜，在一百平方公里的土地中，俄国有0.4公里的铁路，德国有11.7，匈奥帝国有7.0。其他比较的系数也是同样。
不过像我们上面说过的，正是在经济领域内，配合发展规律以最大的力量表现出来。当农民的土地耕作法，最大部分在革命前简直还停留在十七世纪的水准时，而那时俄国的工业，就自己的技术与资本结构来说却已站在先进国的水准上，而在某些方面，甚至已经超过了它们。小规模的企业，凡雇佣工人不到一百名的，在美国此类工人占全体产业工人数的35%;而在俄国则只占17.8%，雇佣一百至一千工人的中大企业，两国的比重几乎相等;至于最大企业，即每厂雇佣工人达一千人以上的，在美国占全体工人数的17.8%，而在俄国则占44.4%，如就最重要的工业区域而论则俄国的比数更高：在彼得格勒为44.4%，在莫斯科甚至是57.3%。假使以俄国工业和英国或德国的相比，可以得到同样的结果。这事实被我们最初确定于1908年，那些对经济落后性抱着庸俗见解的人，是难于相信这个事实的。不过这事实并不排斥落后性，而只是辩证式地补充了此种性质。
产业资本与银行资本的结合，在俄国所实行到的那种完备地步，又恐怕在其他任何国家中所不曾有过的。可是工业对银行的附从，同样也就表示它对西欧货币的市场的附从。重工业(五金、煤、石油)几乎完全受着外国金融资本的统治，它在俄国开设有一个辅助的与中介的银行系统。轻工业遵循着同一条道路走。如果外国人大约占了俄国全部股份资本的40%，那末就工业中占主导地位的部门而论，这个百分数还高出许多。我们可以毫不加以夸张地说：俄国银行、作坊与工厂的具有操纵作用的大部分股票，都在外国;而英、法、比利时三国所持有的资本额，要比德国所持有的为多。
俄国工业发生的条件及其结构，决定了俄国资产阶级社会性质及其政治面目。工业的高度集中，其本身即已表示了在大资本家与民众之间，并无许多中间阶层。此外我们还得说明一点：最重要的工厂、银行与运输业的所有人既然都是外国人，他们不仅从俄国吸取了利润，而且还因此在各个外国议会中获得了自己的政治势力;他们不仅不促进俄国议会制度的斗争，而且还时常表示反对;人们只叫记一记法国官方所起过的可耻作用就够了。这些就是俄国资产阶级的政治孤立与反民众性的基本的与不可消除的原因。如果在自己历史的曙光期，俄国资产阶级还太不成熟，不足以完成宗教改革，那末当它应该起来领导革命之时，却是过度成熟了。
与国家发展这一个总的进程相符，俄国工人阶级所由形成的来源，不是行会的手工业，而是农村经济;不是城市，而是乡村。而且俄国无产阶级的结成，并不是逐渐地，经过几世纪的，像英国工人那样拖着过去的重负的，而是跳跃的，经历着环境、联系与关系的突变，且常与昨天截然相决裂。正是这——再加以沙皇制度的集中的压迫——使俄国工人乐于接受革命思想的最勇敢的结论，正犹之乎晚起的俄国工业，乐于接受最新式的资本主义组织一样。
俄国无产阶级常常在复演他自己简短的发生史。一方面在五金工业中，特别是在彼得格勒，已经结晶了一层祖传的无产阶级，他们和乡村完全脱离了关系;但另方面在乌拉尔，却还多数是半无产阶级半农民的一种形态。每年新的劳动力从乡村流入一切工业区域，更新了无产阶级与其基本的社会泉源间的关系。
资产阶级政治上的无能，直接决定于它对无产阶级与农民的关系的性质。它不能率领工人在自己后面，因为工人在日常生活中都敌对着它，而且他们早已学会了将自己的任务综括起来了。但它表示出同样地不能领导农民在自己的后面，因为它和地主是以一只共同利益的网联结了的，它害怕在任何方式中财产权的震撼。这样看来，俄国革命的迟发性，不仅是一个历史纪年的问题，而且也是一切民族的社会结构问题。
英国完成它的清教徒革命时，它的全人口还不曾超过五百五十万，其中五十万人在伦敦。法国当它自己的革命时代，巴黎也只有五十万人，而全国则为二千五百万人。俄国在二十世纪之初，约计人口为一亿五千万，其中三百万以上的人住在彼得格勒与莫斯科。在这些比较的数字后面，隐藏着好些最巨大的差异。非但十七世纪的英国，就是十八世纪的法国，都还不曾知道现代的无产阶级。可是在俄国，在城市与乡村的一切劳动部门中，工人阶级在1905年就已经不下于一千万了，如果连他们的家属计算在内，那末有二千五百万以上，即是说，比大革命时代的法国全人口还要多。自克伦威尔军队中坚强的手工业者与独立农民起——经过巴黎的无套裤汉(下层平民)——一直到彼得格勒的工业无产者，革命已深刻地改变了自己社会的结构，自己的方法，同样也改变了自己的目的。
1905年事件，乃是1917年两次革命，即二月革命与十月革命的序幕。在序幕中，已经包含了全剧的一切要素，不过没有彻底演出罢了。日俄战争震撼了沙皇制度。在群众运动的背景中，自由派的资产阶级以自己的反对派立场来恐吓皇朝。工人们对资产阶级独立地组织起来，而且在首次实现的苏维埃的形式中，反对着资产阶级，农民在全国广大的地域中为土地而暴动着。不仅农民，连军队中的革命部分，也都被吸引到苏维埃方面去，苏维埃在革命最高涨的时期，已和皇朝公开争辩到政权问题。不过，那时的一切革命力量，都还是第一次出场，它们既没有经验，又不够自信。自由派正当这个时候，即革命暴露出不仅要震撼沙皇制度，而且还要摧毁它的时候，它们就示威式的退出了革命。资产阶级与民众之激剧决裂，加以它在那时，便已吸引到一大群民主主义的知识分子，使皇朝更易分化军队，分离出效忠的部队，以及用流血的方法来对付工农。虽然也损折了几梗肋骨，但沙皇制度从1905年的事变中出来，还是活着，并且颇为强固了。
在分隔序幕与本剧的十一年中，历史发展在力量的相互关系中究竟造成了怎样的变化?沙皇制度在这时期中愈来愈跟历史发展的要求相冲突了。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愈加有力，但正如我们所见过的，这种势力凭借着较高的工业集中，且依赖于外国资本的继长增高的作用。受到了1905年的教训之后，资产阶级愈加保守与愈加狐疑了。中小资产阶级的比重，早先本来就不足道的，如今更低微了。民主主义的知识分子一般说来并没有任何巩固的社会支持。它能具有过渡的政治影响，但不能起独立作用;他对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依赖性，极度地增大着。在这样的情形之下，能给农民以一个政纲的旗帜与领导的，只有那年青的无产阶级了。在它的面前既这样地升起了巨大的任务，那就迫切地需要有一个特殊的革命组织，以便一下子包括民众，使他们能在工人的领导之下实行革命行动。因此1905年的苏维埃，在1917年获得了伟大发展。这里我们还不妨提一提：苏维埃不仅发源于俄国史的后起性，而且也是配合发展的产物，这论断甚至可以用这个事实来证明，即工业最发达的国家——德国的无产阶级，在1918至1919年的革命高潮时期，除了苏维埃之外，也找不到其他的组织形式。
1917年的革命还以推翻官僚主义的皇朝为它的直接任务。但与过去的资产阶级革命不同，现在以决定力量的资格出场的却是一个新的阶级了，它在集中化的工业基础上形成起来，武装着新的组织与新的斗争方法。在这里，配合发展律以其极端的方式出现在我们之前：革命以推翻中世纪式的腐败制度开始，在几个月的过程中，它竟使以共产党为首领的无产阶级掌握了政权。
这样看来，就它的出发点而论，俄国革命是民主主义的革命，不过它在一种新的方式中提出了政治的民主问题。当工人们已在全国遍设了苏维埃，将士兵与一部分农民包括在内的时候，资产阶级却还在继续讨价还价：要不要给俄国召集立宪会议?在我们将来叙述这些事件的进程时，这问题将以其极具体的方式呈现在我们之前。这里我们只想提到苏维埃在各种革命思想与形式的历史交替中的地位。
十七世纪中叶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是在宗教改革的外壳之下发展了的。为要依各自的祈祷书来作祈祷而从事的斗争，与反对国王、贵族、教会王公与罗马的斗争视同一体了。长老会派教徒与清教徒都深信他们把自己的俗世利益，置于天意之不可动摇的保护之下。各新兴阶级为之斗争的任务，在他们的意识中，是与圣经里的经文与教会礼拜的仪式不可分离地结合着的。移住到美洲去的人民，将这染着鲜血的传统带过了大洋。盎格鲁·撒克森人解释基督教时那种特殊的活泼气，即发生于此。我们看到：即令在今天，大不列颠的“社会主义者”大臣们，还是用这同样神秘的条文给自己懦弱作支持，而这些经文，十七世纪的人们却正用以辩护自己的勇敢的。
在法国则跨过了宗教改革，天主教以国教的资格，一直存在到革命。革命并不曾在圣经的经文中，而是在民主主义的抽象理论中，替资产阶级社会的任务找到了它的表现与辩护。不管法国目前的统治者对雅各宾党表示着怎样的仇恨，但事实终归如此：他们现在所以还能用那一时曾籍以摧毁旧社会的一些公式来掩盖自己保守的统治，正应该谢谢罗伯斯比尔的激烈工作呢。
每一次伟大的革命，都划出了资产阶级社会的一个新阶段，及其各阶级意识的新形态。正犹法国之跳过宗教改革一样，俄国跳过了形式的民主主义。俄国的革命党得在整个时代上盖下它的烙印，它不在圣经里，也不在“纯粹”民主主义的世俗化的基督教中，而是在社会阶级的物质关系中，给革命任务寻到了表现。苏维埃制度给这些关系以一个最简单、最赤裸、最透明的表现形式。劳动者的统治，第一次实现在苏维埃制度中，不管它历史命运的如何激变，但它之一往不复地深入于群众的意识，却与当年宗教改革或纯粹民主的制度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