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朝文学《洛阳伽蓝记》
《洛阳伽蓝记》是一部集历史、地理、佛教、文学于一身的名著(《四库全书》将其列入地理类)，简称《伽蓝记》，为北魏人杨炫之所撰，成书于东魏孝静帝时。
内容简介
《洛阳伽蓝记》作者杨炫之，生卒年具体不详，北朝时期北平(今河北满城)人，该书是记述北魏洛阳佛寺兴衰的历史和人物故实类笔记，作者杨炫之因撰该书而名世。
《洛阳伽蓝记》全书共五卷，按地域分为洛阳的城内、城东、城南、城西、城北，记述佛寺七十馀处。其体例是以北魏佛教的盛衰为线索，以洛阳城的几十座寺庙为纲领，以寺庙为纲维，先写立寺人、地理方位及建筑风格，再写相关人物、史事、传说、逸闻等，在对诸多佛寺形制规模的描摹和始末兴废的勾勒中，反映了广阔的政治经济背景和社会风俗人情，如皇室诸王的奢侈贪婪，南北朝间的交往，北魏全盛时期洛阳手工业、商业的繁盛，民间艺人的卓越技艺和演出盛况等。该书再现了北魏都城洛阳四十年间的政治大事、中外交通、人物传记、市井景象、民间习俗、传说轶闻，内容相当丰富，书中亦有不少志怪故事，如“法云寺”条中所载之田僧超吹茄、陈白堕酿酒、孙岩娶狐女等。
创作背景
公元311年(永嘉五年)西晋永嘉之乱后，佛教在北方日炽，社会遂盛行开凿石窟、建立寺庙，仅北魏都城洛阳，城内外就建寺一千余所。其后政权更迭，洛阳陷于兵燹，繁华之地，成为废墟。都城也迁到了邺。公元547年(东魏武定五年)，杨炫之因公务路过洛阳，面对繁华名都在现实中却是“城郭崩毁，宫室倾覆，寺观灰烬，庙塔丘墟”的凄凉景象，感慨伤怀，因作此书。其意盖有三：追记洛阳昔日景象，保存史实;抒发国家破忘、京都倾毁的悲伤之情;揭示统治者沉迷于佛教迷信的祸害。
文献价值
《洛阳伽蓝记》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在20世纪，研究者已取得不少成果，但在北朝史学、中古佛学、中古文学、语言学、中外文化交流史以及宗教建筑等诸多方面，仍有很大的研究价值及研究空间。[2]
史学价值
《洛阳伽蓝记》的史学价值，史学界有较多的讨论及研究。
首先，在史学理论方面，台湾学者何寄澎《试论杨炫之的历史精神》提出杨氏是在一份浓厚历史感的驱策下创作《伽蓝记》的，其撰作的真正目的乃是要传述一段“信史”。李晓明《〈洛阳伽蓝记〉的特点》，认为《伽蓝记》有以下几方面的史学特点和价值：(1)因地叙事，以地系史;(2)采取多样形式，寓褒贬于叙事之中;(3)广泛的史料来源和多方参证、勇于存疑的治史态度相结合;(4)丰硕的历史文学成就。王美秀《从质疑历史到争夺诠释权——以〈洛阳伽蓝记〉的历史论述为例》，指出杨炫之身处中国民族激烈冲突的时代，在北魏长期汉化之后又遭遇所谓鲜卑化的文化逆流，其牵动的文化认同问题势难规避，此书显露的历史特质与此深有渊源。
其次，《伽蓝记》在佛教史研究领域得到了人们的关注。如潘桂明《〈洛阳伽蓝记〉与北朝佛教》根据《伽蓝记》记载的有关佛教事迹，勾画了佛教在北魏洛阳繁盛的图景。卢宁《由〈洛阳伽蓝记〉看北魏的中原法化》从《洛阳伽蓝记》保存的有关建筑园林、教法流播、民俗风情等大量宝贵资料分析，认为北魏统治者推行的汉化与佛教法化对中原地区产生过巨大影响。
再次，人们对《伽蓝记》所反映的北魏社会经济、风俗民情、音乐艺术、中西文化交流等方面也多有探究。如黄公渚《〈洛阳伽蓝记〉的现实意义》，从揭露统治者的丑恶、反映都市经济面貌、记录各阶层的动态和社会风尚等方面探讨了《洛阳伽蓝记》的社会现实意义。
文学价值
《洛阳伽蓝记》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在文学方面也有很高的成就，四库馆臣评“其文秾丽秀逸，烦而不厌，可与郦道元《水经注》‘肩随’。”但由于传统的文学史研究多重南朝而轻北朝，《洛阳伽蓝记》亦因此沦为遗珠。直至20世纪80年代，《洛阳伽蓝记》的文学价值才逐渐得到学界较多关注，林文月《〈洛阳伽蓝记〉的冷笔与热笔论》认为：杨炫之以冷笔写空闾，故条理井然，以热笔写时间，故好恶分明，有别于后世修史之枯淡处，冷热交织，遂令这部奇书呈现特殊面貌，而永垂不朽。曹虹的《〈洛阳伽蓝记〉新探》则认为，《洛阳伽蓝记》整体组织上善于经纬，融史笔与文采于一炉的局部描述是《洛阳伽蓝记》一书的不可多得之处。
韩国学者成润淑《〈洛阳伽蓝记〉的小说艺术研究》在范祥雍研究的基础上，对《洛阳伽蓝记》的小说史价值作了专题研究，认为该书已符合小说演进中的各种特质，不论从题材上还是从艺术手法，都已成为介乎六朝残丛小语与唐代传奇之间的过渡形态，台湾林晋士《〈洛阳伽蓝记〉在文学史上之价值》对《洛阳伽蓝记》的文学史价值进行了全面研究，指出《洛阳伽蓝记》不但在散文史和小说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即从文学史料的角度而言，《洛阳伽蓝记》记载的古籍逸文与俗谚歌谣，也为后世的文学史研究者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城建价值
《洛阳伽蓝记》佛寺为中心，记述北魏京城的建筑，次序整然，体例明晰，是研究北魏洛阳城市规划、建筑和园林艺术的重要资料。劳干《北魏洛阳城图的复原》，利用《洛阳伽蓝记》和《帝王世纪》、《续汉书》郡国志刘昭注引《晋元康地道记》等资料绘出了北魏洛阳城复原图。何炳棣《北魏洛阳城邦规划》根据《洛阳伽蓝记》的记栽，确定了洛阳的规模和建筑，提出北魏洛阳的“坊里制”不只是土地利用制度，而是根据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不同社会经济性能的全盘都市设计。孟凡人《北魏洛阳外郭城形制初探》，参照《洛阳伽蓝记》记栽，结合墓志以及部分地区的实地考察，对洛阳外郭的形状、郭门、城墙和主要建筑布局等进行了探究。张金龙《北魏洛阳里坊制度探微》结合《魏书》和《洛阳伽蓝记》记载，对宁术界研究歧见较大、或未曾注意又关涉洛阳里坊制度认识的一些主要问题作了探索。薛瑞泽《读〈洛阳伽蓝记〉论北魏洛阳的寺院园林》，认为北魏洛阳寺院园林的构成有两种形式，其寺院园林具有达官贵人园林的特色。
在此方面，日本学者亦用力颇多，如水野淸一《洛都永宁寺解》(注：该文1939年初次发表，收入《中国佛教美术》，1968年)，森鹿三《关于北魏洛阳城的规模》1(注：该文1952年初次发在，收人《东洋学研究》历史地理篇，1970年)、服部克彦《北魏洛阳的社会与文化》(1965年)和《续北魏洛阳的社会与文化年》(1968)等，均是以《洛阳伽蓝记》作为为主要史料的翘楚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