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四大才女
民国四大才女即民国时期涌现出的四个非常有名、才华横溢的优秀女性，她们分别是有过人胆识的吕碧城、被誉为“30年代的文学洛神”的萧红、生命短促的石评梅以及拥有“奇才异女”盛名的张爱玲。
民国四大才女(一)吕碧城
啼鸟惊魂，飞花溅泪，山河愁锁春深。倦旅天涯，依然憔悴行吟。几番海燕传书到，道烽烟故国冥冥。忍消他、绿醑金卮，红萼瑶簪……
这首愤词是上个世纪初，一位旅居海外的女词人，在知道祖国大地兵荒马乱、生灵涂炭的情景下悲愤而成，名曰《高阳台》的上半阙。这位民国公认的四大才女之一曾经叱咤词坛，在民国动荡时期演绎了一出神奇起伏的人生戏剧。这，便是吕碧城。
也许今天，提起吕碧城已经少有人知了。但是，吕碧城，这个屡遭变故、经历风云百态的女人，却是民国四大才女之首。她的才情是一座无法超越的丰碑，可谓后来女子无越之者。
民国四大才女(二)石评梅
石评梅(1902 ——1928)，原名汝壁，山西省平定县城关人。父亲石铭，字鼎丞，清末举人，其家庭为平定城内一个书香门第。石评梅自幼聪颖好学，很受父母喜爱，从三、四岁开始，父亲就教她认字，每晚坚持不断，有时她没有认熟，虽是深夜，也不许去睡，直到念熟为止。后来进了小学，白天和孩子们一起上课，晚上放学以后，她父亲仍然教读《四书》、《诗经》等。所以评梅童年时代在父亲严正的教育下，就打下了国文根底，为以后从事文学活动打下了基础。
辛亥革命后不久，评梅父亲石铭到省城太原山西省立图书馆任职，于是评梅随父来到太原，进入太原师范附属小学就读，附小毕业后直接升入太原女子师范学校读书。由于石评梅天资聪颖，再加上受了良好的家庭教育，在学校里学业突出，被誉为才女。在女师读书期间已经显露了石评梅的反抗思想和组织才能。一次女师闹风潮，她为组织者之一。风潮过后，校方要开除她，后因惜其才学，又恢复了学籍。
1919年暑假，石评梅从太原女师毕业，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迈出这一步，是对石评梅思想和意志的考验。因为在当时社会里，一般人思想认为：“一个女孩子，中学毕业就可以了，何必费劲的深造呢!”然而她却不断求学、奋斗着。她在父亲支持下，走出山西，到北京求学。到北京后，她本来要报考女高师的国文科，但是当年女高师国文科不招生，使改考体育系。
从闭塞的娘子关内来到全国思想活跃的中心——北京，这在石评梅是一生中的重要转折。其时正值“五四”爱国运动以后不久，新文化、新思潮方兴未艾。就文学革命而论，鲁迅等已发表了一系列新文学作品，白话文已开始取代文言文。封建旧道德、旧礼教受到强烈冲击，民主与科学已成为思想进步青年心目中的新的旗帜。在新思潮的影响下，石评梅一方面在女高师勤奋学习课业，一方面即开始写诗和散文向各报刊投稿。1921年12月20日，石评梅的诗歌《夜行》就在山西大学“新共和学会”办的刊物《新共和》第一卷第一号上正式刊出。
民国四大才女(三)萧红
萧红谨慎的眼神里透着一股荒凉每个人的生命本是一条清澈纯粹的河流。眼前，一条唤作呼兰的河流波光粼粼。泪水、叹息、美丽的忧伤似那缓缓河水一般，流淌出了寂寞与荒凉的灵魂——萧红。
萧红，这个20世纪30年代红极一时的女作家，也被誉为民国四大才女之一。有人说，萧红是“饥饿”的，这是我认为最精准的评价。萧红本名张乃莹，1911年6月出生在黑龙江呼兰县一个乡绅之家，继母费尽心机地虐待她，压抑与伤害雕刻了她低沉、忧郁、感伤的性格。中学时的萧红，结识了哈尔滨政法大学的一名青年，第一次有了被呵护的感觉，于是她不顾一切地奔向他。抗拒家里的包办婚姻，随他远山北平。然而开门迎接他们的却是一个梳着发髻的少妇……
破碎的初恋，让她重返哈尔滨，被迫和那场包办婚姻中军阀的儿子王恩甲同居于旅馆。拖欠大量食宿费用后，他一去不回了。房东遂将身怀六甲的萧红扣为人质，并欲卖到妓院。惊恐之中，她写信向《国际协报》求救。来营救她的萧军成了她的宿命，他的义胆柔肠打动了她，她的文学才情征服了他。二人结为夫妻，开始一段一贫如洗，共患难的生活。
1935年是萧红这辈子，唯一最幸福的一段时光。然而时间的幸福总是在短暂的盛大之后，便迅速枯萎。萧军是那个时代真正的“侠士”，他身材高大，义薄云天。从文前，曾筹划过抗日队伍，因此他的文学观念中有着极强的使命感。这样一位热血迸流的文学斗士，怎么可能与内心荒凉入骨的萧红相依为命。他暴躁的性格与她忧郁的内心是难以协调的，裂痕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明显。最后她背负着伤痕和眼泪离开了。这个曾经将她从“地狱”中救出来的男人，再次让她品尝到绝望的煎熬。
她的第四个男人端木蕻良性格软弱，两人辗转四川、香港后，终至分离。
叹其一生，萧红还始终对萧军一往情深。在萧红书简上有这么一句话：“在人生路上，总算有一个时期在我的脚迹旁边，也踏着他的脚迹。总算有个灵魂入两根琴弦似的互相调谐过。”纵然是一个悲剧，但是他们真的爱过。他们有各自坚持的东西，却又不肯妥协，他们是注定两两相望的。
民国四大才女陆小曼
一九二六年农历七月七日，也就是传说中牛郎和织女相会的那一天，在北京的北海公园举行了一场兼具娱乐性和轰动效应的婚礼，这场婚礼曾牵动了当时中国文化界的几乎所有大腕。这个故事至今仍以各种版本广为留传。新郎是诗人徐志摩，风流才子，新娘是民国四大才女之一的陆小曼，证婚人是梁启超，主持是胡适，参加者族繁不及备载，总之都是在中国近代史上响当当的人物，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新郎前妻的大哥是中国银行总裁，二哥是民社党主席;新娘前夫是艾森豪威尔西点军校的同学，五省联军司令的总参谋长。(婚礼盛况绝对可以和奥斯卡、诺贝尔之类的颁奖典礼媲美，可惜那个时代传媒业还处在萌芽阶段，不然光是婚礼的转播费用就足够支付新娘后来的烟土费，新郎也就不至于一头撞在山上死掉了。)
不过比起证婚人的祝词，上面那些盛况都只不过是过眼乱花了。“徐志摩,你这个人性情浮躁，所以在学问方面没有成就。你这个人用情不专，以致离婚再娶……你们两人都是过来人，离过婚又重新结婚，都是用情不专。以后痛自悔悟，重新做人!愿你们这次是最后一次结婚!”这不太象祝词，已经近乎诅咒了。当然，以梁任公的为人，我们都知道他还不至于为了私愤而当众骂街。不过面对一个放弃学业游手好闲，撬自己儿子墙角没有成功，又改撬自己另外一个得意弟子墙角的学生，也实在说不出什么“百年好合”之类话吧。事后梁启超写信给他的女儿，言语之间还颇为得意，说道：“志摩找到这样一个人做伴侣，怕将来痛苦会接踵而来。所以不惜声色俱厉地予以当头棒喝，盼能有所觉悟，免得将来把志摩弄死。我在结婚礼堂上大大地予以教训，新人及满堂宾客无不失色，此恐为中外古今未闻之婚礼也。”就差没加上个“当浮一大白”之类的结语了。
陆小曼又叫陆眉，别名小眉、小龙，是北京城里有名的交际花，她的父亲陆定原是财政部的赋税司司长，后来弃政从商，出任震华银行总经理，算得上是一位财神爷型的人物。陆家有的是钱，舍不得让宝贝女儿进学堂，便把需要的老师都请到家里，所以陆小曼虽然没有上过学，除中国文字颇具造诣外，英文、法文的口语笔译都流畅自然。在艺术方面，除写得一手绢秀的毛笔字外，国画、京戏、舞蹈样样都行。再加上她从小口齿伶俐，长得象个小仙女似的，便赢得了“绝代佳人”的美誉。
陆小曼的第一个丈夫是王赓，曾留学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西点军校。与陆小曼结婚的时候，正任教北京大学。陆小曼的父亲看到了王赓的前途，把陆小曼嫁给了王赓。王赓习惯于美国的生活习惯，星期一到星期六工作，只有周日休息，陆小曼生性风流，三天两头想到外头游乐，两人的生活就开始有些别扭，小曼常常觉得王赓对她关心不够。
徐志摩是渐江硖石人，比王赓小一岁，比陆小曼大六岁。曾入北京大学、美国克拉克大学、英国剑桥大学读书，生来绝顶聪明，后来拜在梁启超的门下。他原本学的是任公的“经济”之学，但是一天晚上十一点钟，徐志摩去拜访曼殊斐尔(别问我，我也不知道他为啥这么晚跑去别人家，还特意把时间记下来)，曼殊斐尔对他说：“密斯脱徐，你将来最好去搞文学，最好不要搞政治。”这位“自然界的杰作”的建议对徐志摩触动很大，也是徐志摩开始走向文学创作的原因。
他在伦敦大学读书时，认识了16岁的林徽因，在当时称为“中国第一才女”，所以徐志摩去追求她，但他是结过婚的。追求时当然遇到阻力，林徽因说：“我是少女，你是有妇之夫，你得先离婚。”徐志摩听后觉得很有希望，于是与1922年赴柏林找老婆张幼仪离婚。因为浪漫的他认为林徽因是爱、美、自由的化身，虽然张幼仪很好，但是没有浪漫气质。所以他“要当中国第一个离婚男人”。通过很多朋友做张幼仪的工作，最后张幼仪同意了。离婚后他立刻回到了英国，却发现林徽因已经到美国学建筑学，跟梁思成出双入对。此刻，老婆没了，恋人没了。两脚踏空，心中悲凉，《春》中就写到他看到别人在草丛中恋爱，自己很眼红，感觉自己很孤独。所以回了国。
徐志摩是王赓的好朋友，常常到他们家玩。这位徐公子可不讲哪一天，一有时间就跑他们家里去。王赓一旦遇到事情多分不开身或是懒得出去的时候，便叫徐志摩陪着陆小曼外出游山玩水或钻进灯红酒绿的场合消遣。那时，徐志摩正处在失恋阶段，他拚命追求的林徽音瞧不起他，和梁思成结婚了。于是便把满腹的柔情转移到陆小曼身上。恰好王赓受聘赴哈尔滨提任警察局长，陆小曼空闺独守、芳心寂寞。陆、徐二人就象502胶一样，越粘越紧。大家知道，一个丈夫如果对自己美丽的妻子爱抚不够，第三者容易插足，所以徐志摩成功地充当了第三者。
从传统道德讲，徐志摩追求陆小曼，算是对爱人林徽因不忠，对朋友王赓不义。然而徐志摩向来是随兴而为、不拘绳墨，一旦“邂逅赏心，相倾怀抱”，就顾不了身外之事了。这一段婚姻，这一段恋爱，梁启超反对。在英国徐志摩和张幼仪离婚时梁启超就反对，而这个时候他对这个得意弟子也批评，说：“你不要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这句话竟然是任公说的，瀑布汗啊。)陆家和徐家都认为他们是不孝子女，是丑闻，极力阻止。徐志摩、陆小曼认为：“真爱不是罪恶，在必需时未尝不可以付出生命的代价来争取，与烈士殉国、教徒殉道，同是一理。”徐志摩向世人宣示：“我之甘冒世之不韪，乃求良心之安顿，人格之独立。在茫茫人海中，访我灵魂之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北京城闹得沸沸扬扬，桃色新闻不胫而走，他浪漫的生活经历超过了他的诗名，压倒了他的诗名，所以他不得不避嫌，远走欧洲。
这时王赓受了孙传芳的邀请到了南京，在五省联军总司令部内提任总参谋长的职务，位高权重。风闻妻子行为有异，以快刀斩乱麻的方式，写了一封快信给陆小曼，声言：“如念夫妻之情，立刻南下团聚，倘若另有所属，决不加以拦阻。”但是这也没有作用。坠入爱河的女人，九牛也难以拉回来。在这种情况下，陆小曼打了三封电报到欧洲：“徐志摩，快回来，再不回来，我顶不住了。”徐志摩接到电报马上赶回北京，于是陆小曼又“活”起来了。事已至此，轮到诗人的朋友们为诗人担忧了，因为既然枪杆子里面能出政权，那么枪杆子要除掉个把诗人想必太简单了。然而，让人敬佩的事发生了，王赓并没有把刺刀或子弹送给徐志摩，而是在和小曼办完离婚手续后，当面送给了徐志摩一句让人心颤的话，他说：“我们大家是知识分子，我纵和小曼离了婚，内心并没有什么成见;可是你此后对她务必始终如一，如果你三心两意，给我知道，我定会以激烈手段相对的。”
在胡适、郁达夫等一批朋友的帮助下，徐志摩积极筹备婚礼。可是这场婚姻徐志摩的父亲不同意。说既然要结婚，就得依他几个条件：第一，结婚后，到浙江来。安分守己过日子。他对这个儿媳并不满意。他喜欢张幼仪，不喜欢陆小曼，说张幼仪是赚钱的，陆小曼是花钱的。不过这还好说，第二个条件可就让徐志摩和陆小曼挥汗如雨，徐父说，必须由梁启超做证婚人。可梁启超是从头到尾反对的，怎么能作证婚人呢?所以不好做工作，徐志摩只好去找他的好朋友胡适，请胡适作工作，好说歹说，磨破嘴皮，梁启超才答应去证婚。(这胡适也算是为朋友两肋插刀的人物了，可惜吃了听不懂湖南普通话的亏，得罪了毛泽东，被批判了这么多年。)证婚人在婚礼上是要讲话的，可徐志摩不知道他的老师要讲什么话。新婚那天，看见梁启超上来讲话，夫妻两人汗流浃背，两腿发抖。胡适和梁思成也都劝梁启超不要讲太过分的话，和气生财，可是积愤之下，他还是讲了上面那段惊世骇俗的话。(这个话很有威慑力，梁启超太有名，所以徐志摩死后，陆小曼始终不敢再结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