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萧红简介

　　萧红(1911年6月2日-1942年1月22日)，著名女作家，原名张迺莹，1911年端午节出生于黑龙江省呼兰县一个地主家庭，幼年丧母。1927年在哈尔滨就读东省特别区区立第一女子中学，接触五四运动以来的进步思想和中外文学。下面是中国作家萧红简介。

　　求学经历

　　1927年秋季，萧红考入哈尔滨市东省特别区区立第一女子中学。现为哈尔滨市萧红中学。在“东特女一中”，萧红除喜欢绘画外，还广泛阅读中外文学作品，校刊上发表过她署名悄吟的抒情诗。1927年冬，哈尔滨学生联合会组织反对日本在东北修筑铁路的游行，学生们情绪高昂，纷纷请愿。萧红在这一抗日爱国运动中表现得坚定勇敢，一直站在斗争的最前面。

　　1929年祖父去世，萧红十分悲痛，因为祖父是她最亲的人。祖父去世后，她对家庭已没有感情和留恋。1930年秋，萧红初中毕业。她不顾家庭反对，在表哥陆舜振的帮助下到北平，进入女师附中读书。因为没有家庭的支持，不久生活陷入困顿中。

　　颠沛流离

　　1930年，为了反对包办婚姻，萧红逃离家庭，与中学同学同居怀孕后被弃，困于旅馆。困窘间萧红向报社投稿，并因此结识报社的萧军，萧红从此走上写作之路，两人一同完成散文集《商市街》。

　　1931年1月，萧红寒假中离开北平返回呼兰，被软禁在家中。同年2月底，萧红再次去北平，不久未婚夫汪恩甲追到北平，到3月中旬，萧红与未婚夫一起离开北平回哈尔滨。此时，汪恩甲的哥哥汪大澄不满萧红去北平读书，代弟弟解除了与萧红的婚约，引发萧红的不满，萧红到法院状告汪大澄。庭审中，汪恩甲顾及哥哥的声誉，违心承认解除婚约是自己的主张，与哥哥无关。萧红输掉了官司，回到呼兰，后随家搬到阿城县(现哈尔滨市道外区民主乡)福昌号屯，被迫与外界隔绝。

　　1931年10月，萧红从福昌号屯经阿城逃到哈尔滨。一个月后，在走投无路、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与汪恩甲一起到道外十六道街东兴顺旅馆同居。半年后，萧红怀孕，临产期近，由于汪恩甲没有足够的钱(欠下的钱相当于5万)交给旅馆，弃萧红而去。萧红困居旅馆，处境艰难，只好写信向哈尔滨《国际协报》副刊编辑裴馨园求助，裴馨园与孟希、舒群等文学青年先后到旅馆看望萧红，裴馨园多次派萧军到旅馆给萧红送书刊，两人日久生情，互相爱慕。

　　1932年8月7日夜，松花江决堤，洪水泛滥市区，由于萧红欠旅馆的钱太多，旅馆仍然不让萧红离开。萧军趁夜租了一条小船，用绳子把萧红救下来，萧红得以摆脱困境，到裴馨园家暂住。不久她住进医院分娩，孩子生下后因无力抚养而送人，后夭折。出院后，萧红与萧军住进道里新城大街(今道里尚志大街)的欧罗巴旅馆，开始共同生活。因没有固定收入，二人仅靠萧军当家庭教师和借债勉强度日，生活非常困苦。

　　创作之路

　　1932年11月，萧红、萧军从欧罗巴旅馆搬到道里商市街25号(今道里区红霞街25号)，有了自己的家。在上海，萧红、萧军经常到鲁迅家做客，向鲁迅请教。鲁迅在梁园豫菜馆请客，特意将萧红、萧军介绍给茅盾、聂绀弩、叶紫、胡风等左翼作家。这些人后来都成为萧红的好朋友，对她的创作和生活产生一定的影响。不久，叶紫、萧红、萧军在鲁迅的支持下结成“奴隶社”，并出版了“奴隶丛书”，萧红由此取得了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鲁迅和许广平不但在创作上指点他们，还十分关心他们的生活，像亲人一般照顾他们，使这两个异地青年在上海感受到家庭的温暖。1933年3月，萧红参加了中共党员金剑啸组织的赈灾画展，展出她的两幅粉笔画。

　　1933年10月，萧红与萧军合著的小说散文集《跋涉》，在中共党员舒群等人的帮助下，自费在哈尔滨出版。萧红署名悄吟，萧军署名三郎。《跋涉》的出版，在东北引起了很大轰动，受到读者的广泛好评，也为萧红继续从事文学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短暂幸福

　　1934年6月，因《跋涉》中大部分作品揭露了日伪统治下社会的黑暗，歌颂了人民的觉醒、抗争，带有鲜明的现实主义进步色彩，引起特务机关怀疑，为躲避迫害，萧红、萧军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下，于逃离哈尔滨，经大连乘船到达青岛。1934年，端午节前一天，舒群夫妇在大港码头接了二萧，一起住在观象一路一号。萧军在《青岛晨报》任主编，萧红集中精力，勤奋写作，不久完成著名中篇小说《生死场》。此间，他们与上海的鲁迅先生取得联系，并得到鲁迅的指导与鼓励，中国左翼文学一下子多了两个实力作家。

　　在观象一路1号居住的日子，二萧徜徉在青山碧海之间，生活虽不足一年，但这是萧红成年之后最幸福的时光。萧军曾提到：“夏天我常常到海水浴场洗海澡，从我们家到海水浴场，来回都要经过荒岛书店的门前，常到里面看看，喝杯茶，有时还要吃个西瓜。”

　　而二萧在青岛的日子也是贫困的，作家秋石曾提到，萧红在青岛时经常咳嗽。一位名叫苏菲的女学生常来他们家玩，建议萧红买杏仁露止咳，萧红说“报馆发下钱来就去买点”。但她始终没去买，也舍不得买。此时萧军为二人的生计，也在编辑工作之余，替别人跑腿出苦力。

　　萧红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与萧军、白朗、舒群等人在抗日演出团体“星星剧团”中担任演员，以实际行动支持抗日，由于引起敌伪特务机关注意，剧团于公演前解散。

　　1936年6月15日，萧红作为最初发起人之一，与鲁迅、茅盾、巴金、以群等六十七位作家联合签名发表《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反对内战，号召爱国文艺工作者，发挥进步作用，创作优秀作品，积极行动起来，为祖国解放，民族独立而斗争。

　　情感破裂

　　正当萧红、萧军在上海的生活逐渐安定下来，进行文学创作比较顺利的时候，二人在感情上却出现了裂痕。这是诸多因素造成的，包括萧军对待感情的态度，还有他的大男子主义，虽然他认为萧红有一定才华，但比不上自己，算是自己的附属、陪衬。当越来越多人认为萧红才华在萧军之上时，二人的矛盾就变得尖锐。两人的感情纠葛给萧红在精神上造成了很大的痛苦与烦恼，使她情绪低落，直接影响了写作。

　　1936年7月16日，为了求得解脱、缓解矛盾，萧红决定用暂时的离别来弥补裂痕，只身东渡日本。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在上海逝世。噩耗传到日本，萧红悲痛不已，她给萧军写了一封信，在信中寄托了对导师的深切怀念。

　　1937年1月，萧红从日本回国，到上海后便去万国公墓拜谒鲁迅先生的墓，表达哀思;3月，她写下《拜墓诗——为鲁迅先生》，发表在4月23日的《文艺》上。4月，萧红至北平，与老友李洁吾、舒群见面。在北平没住多久，萧红回到上海，和萧军的关系有所好转，还参加了萧军编的《鲁迅先生纪念集》的资料收集工作。

　　民族危亡

　　1937年7月7日，爆发了震惊世界的“卢沟桥事变”。8月13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在上海抗战期间，萧红、萧军不顾危险，积极热心地帮助日本进步作家鹿地亘夫妇躲过特务机关搜捕，保护他们安全转移，脱离险境。9月28日，萧红、萧军与上海的一些文化人撤往武汉。在武汉，他们结识著名青年诗人蒋锡金，住进他在武昌水陆前街小金龙巷25号的寓所。不久，东北籍青年作家端木蕻良也搬来与他们同住。萧红、萧军与从东北各地流亡到武汉的舒群、白朗、罗峰、孔罗荪等青年作家积极投身于抗战文艺活动，并在武汉形成一个很有影响的东北作家群。

　　面对国土沦丧，民族危亡，萧红创作热情高涨，毅然加入抗战的文艺队伍中，挥笔写下多篇以抗日为主题的作品，《天空的点缀》《失眠之夜》《在东京》《火线外二章：窗边、小生命和战士》等散文的发表，对宣传推动人民抗战起到积极作用。

　　文化活动

　　1938年1月，萧红、萧军和聂绀弩、艾青、田间、端木蕻良等人应民族大学副校长李公朴之邀，离开武汉到山西临汾民族大学任教，萧红、萧军、端木蕻良在校担任文艺指导员;2月，临汾形势紧张，“民大”要撤到乡宁，萧红、端木蕻良随丁玲率领的西北战地服务团来到西安，萧军先是留下，后经延安也来到西安;4月，萧红与端木蕻良一起回到武汉，5月，两人在武汉结婚。

　　1938年底，萧红在江津白朗家生下一子，孩子出生不久即夭亡。

　　1939年1月，萧红又回到重庆。此间，她应邀写下一些纪念鲁迅先生的文章，主要有《记我们的导师》、《记忆中的鲁迅先生》、《鲁迅先生生活散记》、《鲁迅先生生活忆略》等。

　　1939年冬，萧红和端木蕻良搬到黄桷树镇上名秉庄，住在靳以楼下。

　　1940年1月底，萧红随端木蕻良离开重庆，飞抵香港，住在九龙尖沙嘴乐道8号;2月5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香港分会”在大东酒店举行欢迎会，欢迎他们的到来;3月，萧红参加香港女校纪念三八劳军筹备委员会在坚道养中女子中学举行的座谈会;8月3日，香港文协、青年记者协会香港分会、华人政府文员协会等文艺团体联合在加路连山的孔圣堂召开纪念会，纪念鲁迅先生六十岁诞辰，萧红在会上负责报告鲁迅先生生平事项，纪念会上还演出了萧红到港后写的哑剧《民族魂》。

　　因病身亡

　　1941年4月，美国进步作家史沫特莱回国途经香港，特意到九龙看望病中的萧红。后来萧红听从史沫特莱的建议到玛丽医院做全面检查，才发现患有肺结核。同年10月份住院打空气针治疗，因受医院冷遇，11月底萧红返回九龙家中养病。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九龙陷于炮火中。当天，柳亚子先生应萧红之约，到九龙乐道萧红住处去探望她。次日，端木蕻良和青年作家骆宾基护送萧红从九龙转移到香港，住进思豪酒店。

　　1942年1月12日，日军占领香港。萧红病情加重，被送进香港跑马地养和医院，因庸医误诊而错动喉管，手术致使萧红不能饮食，身体衰弱;1月15日，端木蕻良和骆宾基将萧红转入玛丽医院，第二天，萧红精神渐复，她在纸上写下“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下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1月21日，玛丽医院由日军接管，萧红又被送进红十字会在圣提士反设立的临时医院。

　　1942年1月22日，萧红与世长辞，在战火纷飞中，寂寞地离开了人间，享年31岁。1月24日，萧红遗体在跑马地背后日本火葬场火化后，葬于浅水湾。

　　创作风格

　　萧红是一位具有独特艺术风格的女性作家，以其作品中悲喜交杂的情感基调，刚柔并济的语言风格,以及独特的写作视角的运用和对行文结构的处理，在文学史中独树一帜。

　　萧红的小说具有鲜明的文体特征，她打破了传统小说单一的叙事模式，创造了一种介于小说、散文和诗之间的边缘文体，并以其独特的超常规语言、自传式叙事方法、“非情节化”结构及诗化风格形成了别具一格的“萧红体”小说文体风格。同时，她以自己悲剧性的人生，感受和生命体验，观照她所熟悉的乡土社会的生命形态和生存境遇，揭露和批判国民性弱点，抒写着人的悲剧、女性的悲剧和普泛的人类生命的悲剧，从而使其小说获得一种浓烈而深沉的悲剧意蕴和独特而丰厚的文化内涵。

　　萧红的小说有超常规的文体语言。她并不是按照常人的思维循规蹈矩地写，而是以一种极自然的陌生语言去描写她所熟悉的一切。萧红对语言的超常规运用既表现为新鲜、生疏，同时又表现为直率、自然。萧红语言的直率首先表现在她率性而言，以她特有的童心观照世界时对这个诗意世界不加雕饰的语言描绘。这种超常规语言的运用在萧红后期的创作中越来越成熟。这里有《牛车上》中的三月春阳，有《后花园》中的六月鲜花，有《小城三月》中的初春原野等等，它们都是一个个儿童眼中的世界，自然而成。同时，这种直率的语言又表现出自然的特点，因为直率，不用伪饰、矫情，就更显得自然质朴。在萧红的文学语言中，直率和自然这两种特性是自然成为一体的。在《呼兰河传》第三章第一节中一段写景文字最能体现这一点。这种语言没有着意雕琢的痕迹，自然而然。萧红的小说语言的新鲜、生疏表现为直率、自然，又蕴含着一种稚拙浑朴的美，一种独特而醇厚的情调，从而成为“萧红体”小说叙述风格的重要特征。

　　1935年月12月，萧红的中篇小说《生死场》以“奴隶丛书”的名义在上海出版。鲁迅在为《生死场》所作的序言中称赞萧红所描写的“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品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生死场》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社会影响很大。萧红也因此成为三十年代中国文坛知名的女作家，从而确立了她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呼兰河传》是萧红后期的代表作，也是萧红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

　　萧红的《呼兰河传》乃至她后期的全部创作由于偏离了左翼文学的政治化的轨道，义无反顾地走上了个人性、自我化之路。这在左翼阵营中招致批评和非议乃是不足为怪的。但亦如茅盾所说，与她在“情调”、“思想”上的缺失相对应的，是她在艺术上的巨大成功。当然，这也不是纯艺术的技巧化的成功，而是一种源于作者短促生命和凄美个性的悲剧性的成功。这且说明，政治理想的贯注和技巧性的锤炼之外，真正艺术的成功在于生命的投入与付出。

　　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从《生死场》到《呼兰河传》孕育并造就了一种萧红式的独特的小说文体。这种小说文体的发展道路就是“中国现代小说的散文化”。其意义在于“从一个方面实现了文学史的衔接、承续，在审美意识上沟通了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学”。更准确地说，是把传统文学中最高雅的部分——诗和“文”(散文)，与现代文学中已经代替了诗而成为主体的部分——小说，实现了新的对接。正是这一“对接”造就了现代文学中最具生命力的内容。

　　人物评价

　　总体评价

　　萧红的一生，泛泛而言是很惨的，短命，穷困，奔波，她从十九岁离家出走，这一走便再没回头，中间辗转回去过一次，和未婚夫住在哈尔滨的东兴顺旅馆，后来怀孕，未婚夫出逃，引出著名的“萧军救美”一段。

　　萧红是典型的“女文青”的性格，历朝历代的“女文青”大多如此：爱折腾，不愿守本分。这是一般文艺女性的通病或许是所有人的通病，那些有才华的去折腾文艺，没才华的去折腾异性，世间人莫不如此吧?也有一些人，是连带文艺、异性一块折腾的，并且都弄出了很大动静的，大概算得上是人间极品了：非有巨大生命能量的人不能为，譬如毕加索，譬如拜伦。也有不折腾的，像张爱玲，我想，这是因为她有自知，太过冷静;就生命力而言，张爱玲是弱了些，远不及她的才华，幸好她那时还很年轻，是能够凝神、聚气写几篇漂亮文章的，再晚一些，恐怕就真来不及了。我能够想象，她住在上海的那间公寓里，不拘是书桌旁，还是阳台上，整个身心都打开了，每个毛孔都在呼吸，感觉、听觉、味觉、嗅觉、自己、世界全连成一片了。即便没有胡兰成，这样的写作怕也不会持续太久，她是整个把自己搭进去写了，两年已是极限了。

　　名家点评

　　林贤治：萧红确实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理想主义者。

　　林贤治：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萧红是继鲁迅之后的一位伟大的平民作家。她的《呼兰河传》和《生死场》，为中国大地立传，其深厚的悲剧内容，以及富于天才创造的自由的诗性风格，我以为是唯一的。

　　夏志清：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评论萧红的作品，是“最不可宽恕的疏忽”;夏志清认为“《呼兰河传》的长处在于它的高度的真实感。”并给予《呼兰河传》很高的评价，称她为二十世纪中国最优秀的作家之一。

　　张耀杰：萧红有文学才华但做人不及格

　　马勇：萧红悲剧源于“五四”鼓励下的出走

　　王东成：对萧红人性的不洁和过错要作同情的理解

　　茅盾说：“《呼兰河传》不像是一部严格意义的小说，而在于它这不像之外，还有别的东西，一写小说更为诱人的东西，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