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科举制度的改革

科举放榜后为学子们举行的庆祝的宴会，在唐代、五代、宋初称为闻喜宴，从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年)开始改为在琼林苑举办，因此这场宴会又被称为是“琼林宴”。 [36-39]

宋代科举，在形式和内容上都进行了重大的改变。

宋代的科举放宽了录取和作用的范围。宋代进士分为三等：一等称进士及第;二等称进士出身;三等赐同进士出身。

唐代科举考试有两级(即地方州县的发解试和中央尚书省礼部的省试)，宋初承袭其制。开宝六年(973年)以后，宋朝将天子亲临殿试变成为定制，州县发解试第一名自唐以来即称“解元”，中央省试第一名宋代改称“省元”，殿试第一名方才称“状元”。“连中三元”遂称为科举时代读书人的最高愿望。殿试时皇帝一般并不亲自阅卷，事实上仍由各考官阅定等。考官所取定的名列前茅者，要送呈皇帝“御览”。皇帝控制科举的最后一关——“殿试”后，新进士们即成为“天子门生”。 [83]

弥封、誊录，时北宋对科举制度进行的最重要的改革。弥封就是将试卷上的考生姓名、籍贯等记录封贴起来，又叫做“糊名”。糊名之法最早出现在唐朝，唐初在吏部诠试授官时，所试判文，即用糊名考校之法。五代后周广顺三年(953年)，知贡赵上交首次在进士考试中采用糊名弥封的办法取士。 [83]

考生姓名弥封后，考官仍能认识其笔记。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设置誊录院，殿试卷子一律派专人抄录，然后试官审阅，此后省试、发解试也次第推行誊录制度。此外，北宋还进一步加强了科场纪律，实行严格的搜身法规，考察内兵卫罗列，巡行监视。北宋时举子入场挟带作弊之风颇盛，举子“重裘而进，便于怀挟”，“挟书为奸”者颇多。北宋力求堵塞各种权门舞弊之徒，自然要严肃考场纪律。 [83]

这些制度，对于防止主考官徇情取舍的确产生了很大的效力。但是，到了北宋后期，此种方法也就流于形式了。宋代在考试形式上的改变，不但没有革除科举的痼疾，反而使它进一步恶化。 [85]

北宋科举最初仍每年举行，但随着实行弥封、誊录，增加殿试等，使每一次考试的组织准备、人员安排等工作量大大增加，如果每年举行考试，从中央到地方都会疲于奔命。因此从宋太宗以后，科举实际上已没有每年举行。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年)，正式规定每三年举行一次科举考试。 [3] 每年秋天，各州进行考试，第二年春天，由礼部进行考试。省试当年进行殿试。

宋代还要举行皇帝宣布登科进士名次的典礼。 [40-41]

宋代科举在考试内容上也作了较大的改变。宋朝加强了科举考试中策论的地位和重要性。 [84] 熙宁四年(1071年)宋神宗与王安石正式推行科举改革：科举只设进士一科，将原来的明经、学究等科(泛称“诸科”)都撤消并入进士科;废除诗赋、帖经墨义考试，改试经义、论、策;殿试仅试策一道。王安石改革科举的重要目的是统一思想、学术。 [84]

科举考试前期重在诗赋论策，后期重在经学，王安石废诗赋考经义，正是这一转变的枢纽。元、明、清以程朱一家之说严酷统制知识分子思想，也由王安石用《三经新义》、《字说》等统制学校、科举而开其先河。 [84] 明清科举所重的“八股文”，正是直接从王安石制定的“经义“演化而来的。 [84]

王安石的改革，遭到苏轼、司马光等人的反对。宋神宗死去，高太后”垂帘听政“，司马光当宰相，推翻了科举改革，仅保存了新法以经义取代墨义的部分。元祐四年(1089年)，由于经义取士推行了十多年，许多士人已不长于诗赋，因此宋朝又将进士分为诗赋、经义两科。元祐八年(1093年)高太后病死，宋哲宗亲政，又恢复了王安石所定的科举规制。 [84]

北宋取消了吏部铨试。但是从宋太祖开始殿试举人，给士子们在省试上增加了一道难关。不少人省试通过了，殿试却遭黜落。宋人的《邵氏见闻录》与《燕翼贻谋录》等书记载：“本朝自祖宗以来，进士过省赴殿试，尚有被黜者。远方寒士，殿试下第，贫不能归，多有赴水死者。” [42] [86] 皇帝用殿试取黜士人，那么落第者的怨愤必定直接指向皇帝。有个叫张元的士人，多次殿试落第，愤而投奔西夏，帮西夏出谋划策，西夏军连年侵宋，宋军迭遭惨败，闹得北宋君臣不安，大臣们都怪殿试黜落士人。于是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正式下诏“进士殿试，皆不黜落”， [43] [86] 此后举人通过省试后，就算稳拿进士，殿试只排列名次。 [86] [3]

宋朝大幅增加了科举录取名额，宋太宗在位二十二年，仅进士一科取人近万名，平均每年达四百五十余人。唐朝总共取进士总数才六千多人。宋仁宗对进士名额做了限制，规定每科不超过四百人。按三年一科算，平均每年仍达一百三十多人。宋朝平均每年取进士数是唐朝每年取进士数的十几倍。 [83]

宋代科举是为有钱人家所包揽的。 [45] 吕蒙正、范仲淹、欧阳修等寒士在科举及第者中是极少数，而且他们也并非贫苦农民出身。科举所需的经济开支，的确不是一般农家所能负担的。 [45] 三苏父子本是四川眉山县的殷实人家，嘉祐元年(1056年)苏洵携儿子进京赶考，苏轼兄弟虽金榜题名，然而家当也开销的差不多了。次年苏洵之妻病死眉山，父子三人奔丧回籍，家中已是一派“屋庐倒坏，篱落破漏，如逃亡人家”的惨景。 [44] 这还不包括十年寒窗不事生产的花费。小户人家岂敢问津如此科举?北宋科举名额的扩大几乎把全社会的读书人都吸引了进去，科场竞争激烈，士人头白身衰，出入科场，死而后已。而在唐代，科举还不是士人的唯一出路，还不足以吸引整个知识阶层。 [45]

宋代科举杜绝引荐，纯以试卷定取舍，但考试内容的不合理却因此更加突出，诗赋、经义并不是选拔人才的科学尺度。像王安石、苏轼兄弟、范仲淹这样兼长文学与政事的人才，实在是凤毛麟角。唐代“通榜”办法允许考官有较大的自主权，只要考官正值，就能选出那些虽不长于文词却德才兼具的士人，唐代政绩卓著的卿相大臣比宋代多。而宋代科举一决于考卷，便使不长于文学的才能之士难于出头，而单有文采却不懂治国理民的人可能选在高第，例如黄庭坚、张九成等等。 [45]

而弥封、誊录这些法律随着南宋政治腐败而日益受到破坏。北宋统治者为了笼络知识分子而全面扩充科举取士名额，由此形成后期封建社会的一大普遍弊端，即严重的冗官问题。由于宋代进士录取额是唐代的十多倍，为了安插众多科举入仕者，宋朝大幅增加官僚数量，两宋的官吏队伍空前庞大臃肿，行政效率极低。宋代科举取士之滥，造成官冗之弊，许多官员侯缺久，生活苦难，一旦到任，“侵渔求取“(侵夺索取别人的所有)，“无所不为”(什么坏事都做)，剥削无所不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