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经过
九一八事变(又称奉天事变、柳条湖事件)是日本在中国东北蓄意制造并发动的一场侵华战争，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开端。 此后，日本在中国东北建立了伪满洲国傀儡政权，开始了对东北人民长达14年之久的奴役和殖民统治。下面是学习啦小编为你整理的九一八事变经过，希望对你有用!
九一八事变纪念碑图片
九一八事变经过
柳条湖事件
1931年9月18日傍晚，日本关东军虎石台独立守备队第2营第3连离开原驻地虎石台兵营，沿南满铁路向南行进。夜22时20分左右，日本关东军铁路守备队柳条湖分遣队队长河本末守为首一个小分队以巡视铁路为名，在奉天(现沈阳)北面约7.5公里处，离东北军驻地北大营800米处的柳条湖南满铁路段上引爆小型炸药，炸毁了小段铁路。并将3具身穿东北军士兵服装的中国人尸体放在现场，作为东北军破坏铁路的证据，诬称中国军队破坏铁路并袭击日守备队。
爆炸同时，呆在铁路爆破点以北约四公里的文官屯的川岛中队长，立即率兵南下，开始袭击北大营。
爆炸后，驻扎中方北大营和沈阳城的日军兵分南北两路，向中国军队驻地北大营进攻。南军为平田幸弘指挥关东军第2师步兵第2旅第29团，北军为岛本正一指挥的铁路守备队第2营。
当时，北大营驻守的东北军第七旅毫无防备，被打得措手不及。而事前张学良曾训令东北军不得抵抗，驻守部队并未做出激烈反击。第七旅三个团中有两个团按指示撤走，只有王铁汉的620团未及时接到撤退命令，被迫自卫抵抗，最后突围撤走。(因为王铁汉的对日抵抗行为，事后蒋介石曾于召见他时称赞道：“我记得你，在沈阳北大营当时情况，你做得很好!”见王铁汉《东北军事史略》，传记文学出版社1982年修订版第142页。)由于执行张学良不抵抗命令，北大营逾万名守军被只有500多人的日军击溃。
辽宁、吉林主要城镇沦陷
日军在沈阳当独立守备队向北大营进攻的同时，关东军第2师第3旅第29团向奉天城攻击。9月19日凌晨，关东军司令本庄繁下令：辽阳的第2师主力增援对奉天的进攻;独立守备队第3营进攻营口、第4营进攻凤凰城、安东(今丹东);第2师第3旅主力、骑兵第2团、独立守备第1营分别进攻长春宽城区、二道沟、南岭等地。至9月19日10时，日军先后攻占奉天、四平、营口、凤凰城、安东等南满铁路、安奉铁路沿线18座城镇。长春地区的东北军自发反击，战至次日，长春陷落。9月21日，东北边防军驻吉林省副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熙洽率部投敌，日军第2师主力占领吉林。
黑龙江主要城镇沦陷
10月1日，东北军黑龙江洮南镇守使张海鹏投敌，且奉日军命令派出3个团进攻齐齐哈尔。10月16日在嫩江桥，被黑龙江省防军击退。守军炸毁嫩江铁路桥的第1、第2、第5号桥，以阻止日伪军的进攻。10月26日，关东军第2师第29团占领四洮铁路沿线主要城镇。11月4日，关东军嫩江支队攻击嫩江桥北守军。黑龙江省政府代主席兼代东北边防军驻江副司令长官马占山指挥3个旅，5个团共1.6万余人进行负隅顽抗，战至11月18日，终因实力不济而弃守省城齐齐哈尔，撤往克山、海伦。11月19日，日军攻陷齐齐哈尔。
锦州、哈尔滨沦陷
张学良在事件爆发后离开奉天，带领属下转移到锦州。10月8日，关东军派出12架轰炸机空袭锦州。对此，南次郎陆军大臣依然对若槻礼次郎首相声称“由于受到中国军队的防空炮火攻击，才不得已采取自卫行动。”，此后关东军发表公开声明，宣称“张学良在锦州集结大量兵力，如果置之不理，恐将对日本权益造成损害。为了尽快解决满蒙问题，关东军有必要驱逐锦州政权。”此后，币原主张的国际协调主义外交政策受到了严重的挫折，日本在军国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日军攻占黑龙江省主要城镇后，开始进攻辽西地区。12月15日，关东军进攻锦州。12月17日，日本陆军中央部由日本本土增派混成第8旅，并从朝鲜调第20师司令部、混成第38旅、重轰炸飞行中队以增援关东军。12月28日，第2师主力渡过辽河进攻锦州;12月30日，混成第39旅进攻打虎山(现为大虎山)。1932年1月3日，第20师司令部率混成第38旅占领锦州。驻锦州的东北军第12、第20旅和骑兵第3旅已奉命撤退至河北滦东地区和热河。
1月28日关东军第3旅由长春向哈尔滨进犯，同时从辽西地区调第2师增援。当时为了转移国际社会对满洲的关注，日本在国际大城市上海挑起事端，引发了一二八事变。1月31日，依兰镇守使兼第24旅旅长李杜率吉林自卫军进行哈尔滨保卫战。激战五天，自卫军伤亡惨重，撤往宾县。2月5日，日军攻陷哈尔滨。
九一八事变之东北军
东北军独立第7旅王以哲(9月18日发动北大营突围战，先撤锦州，再撤关内) 东北军独立第12旅张廷枢(奉令不抵抗撤锦州) 东北军独立第19旅孙德荃(奉令不抵抗撤锦州) 东北军独立第20旅常经武(奉令不抵抗撤锦州) 东北军独立第27旅吉兴(投日) 东北军骑兵第3旅张树森(奉令不抵抗撤锦州) 东北军骑兵第4旅郭希鹘(奉令不抵抗撤锦州) 东北军骑兵第7旅常尧臣(投日) 东北军骑兵第8旅程志远(投日) 东北军骑兵第21旅赵芷香(投日) 东北军骑兵第22旅苏德臣(投日) 东北军骑兵第23旅李桂林(投日) 东北军骑兵第25旅张作舟(9月19日发动长春突围战，战败被俘投日) 东北军独立炮兵第8旅刘翰东(奉令不抵抗撤锦州)
当时东北军共有陆军独立步兵18个旅，独立骑兵5旅，炮兵4团1营，工辎各一营，陆军总兵力189,505人以上(部份地方兵力不计)，枪支96,897枝。空军4个大队，飞机262架。海军船舰约3万吨。以如此大的兵力放弃中国东北令人惋惜。
放弃锦州
九一八事变后，南京就设立了特种外交委员会。即过多天商讨，决议了一个《现在处理时局之根本方针》，客观评估了当时的局势条件。著名的台湾历史学家梁敬錞博士事后评论说：“……，持与今日英国日本各方面档案与其他著述资料相互印证，大抵皆能正确，允称政略之杰构。其中明知国联不足恃，而不得不仍作信赖国联之表示：明知解决事变不得不出于军事之牺牲，而仍不能不计较牺牲之真实代价，皆可鉴政府当时应付艰局之苦心。而可憾者，当时忍耐止境只限锦州，锦州有难，即当抗战。而其后锦州卒至不战而退，事变范围反之扩大了。”
1931年12月15日，蒋介石在粤系的逼迫下辞职，张学良也辞去副司令的职务，但获得一个北平绥靖公署主任的新任命，日军夺取锦州之战即在此后展开。以粤系为主的新南京政府，孙科为行政院长，陈友仁为外交部长。
在孙科政府上台以前，蒋介石，顾维钧二人均屡次向张建议：“锦州一隅如可保全，则日人尚有所顾忌……关系东省存亡甚巨。”顾于12月5日致张电中犹敦促张： “现在日人如进兵锦州，兄为国家计，为兄个人前途计，自当力排困难，期能抵御。”
张学良始终倾向于“直接交涉主动撤军”，11月28日，日本驻平参事矢野真前来与张学良商洽双方解决方案，张表达“虽未获训令，但本人对此赞成”日方进一步希望：“地方局部问题就地解决，锦州冲突攸关东北军切身利害”，随后更情商前东北参议汤尔和进行游说。12月7日，张学良首肯将自锦州撤兵。但张学良对外界都坚称死守锦州，据日本关宽治等的《满洲事变》记载，“陆军方面收到中国方面的两份重要电报。一份是十一月三十日由锦州的荣臻给张学良的，主要内容是说锦州附近由张廷枢的第十二步兵旅固守，很放心，因此希望取消设置中立地带。另一份是十二月一日由张学良给蒋介石的，内容是否定关于主动撤出锦州的谣传。张学良的这种态度反映出来之后，国民政府四日就反对设置中立地带的方针，向国联的中国代表施肇基发出训电，同时开始宣传说，设置中立地带是日本提出的，如果国联万一不能阻止日本的进攻，中国不得不为自卫而战斗。根据中国方面的上述动向，关东军认为，中国确实要决心保住锦州。于是，十二月十日，关东军向中央提出，要求增派一个师团。同时要求增配重炮和山炮。”
张学良在锦州驻有重兵，据《蒋总统秘录》记载，关东军看穿了张学良自蒋于十五日下野之后已经丧失了战意。据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的“在满州事变中军的统率”文件中，录有获自中国军方的下述两件情报为例，分析张学良内心业已动摇：
12月21日北平绥靖公署令第二军司令部：“我军驻关外部队，近当日本来攻锦州，理应防御;但如目前政府方针未定，自不能以锦州之军固守，应使撤进关内，届时，以迁安、永平、滦河、昌黎为其驻地。”
12月22日张学良上蒋总统电 ：“公(蒋)今旋里，毋任痛心!日寇近迫锦州，河北局面如何善处，乞公赐予最后指针。”
就在国民政府孙科给张学良发出“死守锦州”命令的同时，身为参谋总长的朱培德就在特种外交委员会上指出，“锦州至多只能守一个星期，而且关内无兵可援”，所以对于东北战局，他以军人立场认为：“一条路是不顾一切以赴之，另一条路便是和日本议和”。
当时的锦州，国民政府一再要求张固守，张也表示要固守，但是说，“日军倾全国之力，而我仅一域之师”，“锦战一开，华北全局必将同时牵动”，不断去电请示援助。当时日本在天津有驻屯军，山海关有守备队，山海关方面还配有海军舰艇。锦州之战以前。日本即发动“天津事变”，被东北军镇压。在两国没有全面开战的前提下，这些日军又都合法存在，卷入事件的只是关东军，华北的日本驻军似乎仍然置身事外。但实际上，华北的日本驻军有一个秘密配合关东军围歼锦州所驻东北军的计划，只是被关东军方面拒绝。东北军在锦州外围与日军激战失利后，锦州驻军担心退路被截断，在没有后方支援的情况下陷于背水一战的境地。
同时，东北方面也质疑粤系的抗日态度是否真实，因为其外交部长陈友仁，在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期间曾到日本向币原喜重郎外相提出建议，要与日本合作以打击蒋介石，并准备出卖满蒙的权益以换取日本对广东提供一批武器。不过币原喜重郎正是反对日本军人这种做法的，双方没有谈拢而作罢。粤系南京政府向张学良共发了三个“死守锦州”的命令，张学良也向中央发出三次请援，内容超乎寻常，目的在给粤方难堪。请援无下文，“请械请弹无应，请航空队救护队，亦无应”。当时孙科已经出任行政院长，但财政部长黄汉契却无财可用。中央政府的反应激起东北军前方的强烈抗议，奉命守锦州的东北军将领荣臻厉词批评：“中央不拨一分粮饷，不发一枪一弹，只在发命抗敌，显然有意徒令东北军牺牲，故置东北军于死地”。
讽刺的是，12月25日日军总攻锦州，张学良撤军主动放弃。1月2日锦州失守，当日陈铭枢在南京“中央政治会议”上报告：“自12月30日以后就没有前线消息”。放弃锦州的消息是经由外国通讯社报道传回中国，当时张学良未向中央提起。
再失热河
一二八事变后，广东军奋起抗敌，迫使日军三易主帅。时任中央政治会议主席、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的汪精卫，希望张学良出兵南北夹击日军，并派陈公博和李济深北上班请救兵。张学良以他的方针回答道：“巩固后方，推进前方，保卫地方，拥护中央”，不肯出兵。
当其时张学良的职务是负责保卫热河、察哈尔、河北等地。
在那时一期《独立评论》曾刊登熟悉热河和华北战略地理的丁文江教授所攥写的《假如我是张学良》一文明白地指出：
“一旦热河有了军事行动，北京天津是万万守不了的。”
“我们真正的防御、长期的战争，不在平津，而在热河。假如我是张学良，要预备积极抵抗，第一步先把司令部移到张家口，同时把重要的军实和北宁路车辆逐次的运到居庸关以北;只留一部分军队在山海关、秦皇岛、天津等处;在这些几处经过相当的抵抗以后，也预备从冷口、喜峰口、古北口分别退至口外。现在驻在热河边界的军队应该从速进到朝阳、并且积极筹备朝阳、凌原，平原、承德各地间的运输。热河东南两部完全是山地，不但日本人的坦克重炮都不能使用，就是飞机也有许多危险。喜峰、古北、河南口三处都是天险，每处有一两万人防守，日本非有一倍以上的军力不能进攻。”
“只要守得住热河，放弃了平津是不足惜的。只要当局有必死的决心，充分的计划，热河是一定守得住的。”
但其时据守热河的军阀汤玉麟是张学良的父执辈，拥兵自重，根本指挥不动，也不允许张学良部进入热河，甚至有降日倾向。蒋介石建议张学良迅速解决汤，但计划泄露，为避免大战之前先内讧，争取汤积极抵抗，张学良只能暂时将所部布置在热河外围以稳住汤，并派去张作相督战。
一个多月以后，丁文江眼看热河布防失当，又撰写一文道：
“热河部队只有四步军旅、六骑兵旅，合计不过二万支枪。朝阳、北原的守兵一共不及四千多支枪。日本如在锦州、义县进兵，该地防军就没有抵抗的能力!”
“我们现在将二十旅兵力全放在冀察两省，而将热河交给汤玉麟去防守，这是什么战略?我不懂!”
汪精卫对军队系统内部的过节不甚明暸，且与张本有中原大战的宿怨，另外当时东北根据地已失，华北局势未稳，大军开拔需要粮饷，汪不拨分文，却以此疑忌，一再逼迫张在准备不足的情况下出战，显示其实际目的在于以东北军之牺牲赚取政治资本和舆论支持。调兵入热的问题本可以协商解决，最后却演成一场意气之争。
1932年8月6日，汪精卫通电请求辞职，并逼张一同下野：
“北平缓靖公署张主任汉卿勋鉴，溯兄去岁放弃沈阳，再失锦州，致三千万人民，数十万里土地，陷于敌手，敌气益骄，延及淞沪，赖第十九军及第五路军奋起抵御，为我民族争生存，为我国家争人格，此本非常之事，非所望于兄。然亦冀兄之激发天良，有以自见。乃因循经年，未有建树，而寇氛益肆，热河告急，中央军队方事剿匪，溽暑作战，冒诸艰苦。然为安定内地，巩固后方防计，义无可辞。此外惟兄拥兵最多，军容最盛，而敌兵所扰，正在兄防地以内。故以实力言之，以地理之便利言之，抵抗敌人，兄在职一日，断非他人所能越俎。须知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凡属族类，皆有执干戈以卫社稷之义务，当日第十九军及第五路军作战淞沪，实本斯义，岂有他求!及战事既酣，在中央固悉索敝赋，以供前方;而人民更裹粮景从，以助士气。今兄未闻出一兵，放一矢，乃欲藉抵抗之名，以事聚敛，自一纸宣言捍御外侮以来，所责于财政部者，即筹五百万，至少先交两百万;所责于铁部者，即筹三百万;昨日则又以每月筹助热河三百万责之于行政院矣。当此民穷财尽之时，中央财政歇蹶万分，亦有耳目，兄宁不知!乃必以此相要挟，诚不解是何居心!无论中央无此财力，即令有之，在兄为实行抵抗以前，弟亦万不忍为浪掷!弟诚无似，不能搜刮民脂民膏，以餍兄一人之欲。使兄失望，于弟唯有引咎辞职，以谢兄一人，并以明无他。惟望兄亦以辞职以谢四万万国人，毋使热河平津为东北锦州之续，则关内之中国幸甚!”
张学良回复：
“自九一八日本侵华以来，国家力谋团结御侮，汪先生如欲辞职，尽可明白向余表示，何必发表与事实不相符合之谈话?自日军侵犯东北以后，余毫无个人生命财产之观念，但因华北治安责任在身，未敢擅离职守，余为军人，负责统率大军，一切行动当不如汪先生自由也，余虽准备交卸，但一旦在职，不得不努力华北治安。”
张学良嗣后引咎辞职，东北军将领和宋哲元等北方将领则联名愿与其共进退。汪精卫声言抗日，却在热河抗战前夕掀起政坛风波，蒋介石亦在日记中称其“不顾大体”。
1933年2月22日日军协同满洲国伪军全面进攻热河，热河抗战爆发了。汤玉麟闻风立刻动员全军二百多辆军车，搬运鸦片私产，力求完脱。汤部溃不成军，日军仅以128名骑兵为先锋，轻取热河省会承德。
3月7日，张学良上呈中央辞职：(节录)
自东北沦陷之后，效命行间，妄冀待罪图功，勉求自赎，讵料热河之变未逾旬日，失地千里，固有种种原因，酿成恶果，要皆学良一人诚信未孚，指挥不当，以致上负政府督责之殷，下无以对国民付托之重，......学良虽粉身碎骨，亦无补于国家，无补于大局，应恳迅赐命令，准免各职，以示惩儆。
3月10日，保定会议，张学良辞职照准。
1933年3月，张学良因热河失陷，下野赴欧洲进行戒毒治疗，汪兆铭复出。
满洲国成立
由于受到了国际舆论的普遍谴责，关东军不敢悍然吞并满洲全境，因此考虑建立傀儡政权。当时担任特务机关负责人的土肥原贤二大佐游说了已经退位的清朝末代皇帝溥仪，谎称表示满洲本为满族的故土，以复兴满清为条件，说服溥仪回到东北。11月10日，溥仪从天津出发，11月13日到达营口，最后停留在驻守旅顺的日本军营内。
1932年3月1日，日本扶植的满洲国正式成立。溥仪担任国家元首，首都定在新京(今长春)，年号定为“大同”。上述宣言都在东北行政委员会委员长张景惠的公馆发表。国际联盟强烈谴责日本政府的行为，并不承认满洲国政府的合法性。日本表示抗议并且脱离国际联盟。
3月9日，溥仪宣布就任满洲国执政仪式在新京举行，年号为“大同”(1934年3月1日改大满洲帝国，登基称帝，改年号为康德)。
1932年9月15日，日本与满洲国签订《日满议定书》，满洲国承认日本的既得权益，并允许关东军在满洲国内驻军。
九一八事变中张学良的不抵抗政策
在九一八事发当时，乃是张学良亲自下令不抵抗，而蒋介石迟至9月19日到达南昌后，晚间九点至十点才从上海方面得知“事变”消息。张学良事后自己也说，“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的。”
荣臻，九月十八日深夜：(节录)
得知日军袭击北大营，当即向北平张副司令以电话报告，并请应付办法。当经奉示，尊重国联和平宗旨，避免冲突，故转告第七旅王以哲旅长，令不抵抗......彼时，又接报告，知工业区迫击炮厂、火药厂，均被日军袭击。当时朱光沐、王以哲等，又以电话向张副司令报告，奉谕，仍不抵抗......
张学良，九月十九日下午：
昨日接到沈电，惊悉中日冲突事件，惟东北既无抵抗之力量，亦无开战之理由，已经由沈，严饬其绝对不抵抗，尽任日军所为。
张学良在战后曾解释：“当时我没想到日军会那么蛮干，我以为他们绝不会这样做。我觉得日本是要以这种军事行动来挑拨我们，因此我下令不要抵抗。我希望和平解决这个事件……后来国民对我的不抵抗有所责难，对这我不能接受。但如果责备我未能看穿日本的阴谋，我承认我有责任。”“从前许多学者研究认为是国民政府指示不抵抗，但其实国民政府的指示是‘相应处理’，‘相应处理’意思是看情况自己去办，等于中央不负责的。因此不能将九一八事变没抵抗的责任推给国民政府。我因为不希望扩大事件，所以采取不抵抗政策。……”
另外，据何柱国旅长回忆，9月12日，蒋在河北石家庄召见张学良时说：“最近获得可靠情报，日军在东北马上要动手，我们的力量不足，不能打。我考虑到只有请国际联盟主持正义，和平解决。我这次和你会面，最主要的是要你严令东北全军，凡遇到日军进攻，一律不准抵抗。”但空口无凭，至今也没有证据显示蒋曾与张在石家庄会面以及说过此话。[2]1947年，冯玉祥在《我所认识的蒋介石》一书当中，更是铁口咬定，九一八事变张学良的不抵抗决定，只是在执行蒋介石的命令。但张学良在重获自由后，还坚决否认有人说他曾把蒋介石不抵抗的命令电文随时放在身边的说法，说这是“瞎说，瞎说，根本没有这种事情”。根据蒋介石的日记，则否定了张、蒋在河北会面，因为按照蒋介石日记，9月12日蒋介石正在去武汉的船上。另外，关于张学良机要秘书的郭维城回忆“九一八事件当晚，蒋介石曾十多次电函张学良不准抵抗”的说法也没有根据，因为当时蒋介石正在坐船从南京到南昌去指挥剿共的途中，通过蒋介石的日记，也不能证明蒋当晚知道九一八事变的爆发，并且至今并未找到蒋给张发的不抵抗指令的电报，同时郭维城1934才加入东北军。
尽管日本在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多次挑衅，张学良在接到蒋介石8月16日电报指令后，于9月6日致电东北军参谋长荣臻及东北三省政务委员会：“现在日方对我外交渐趋积极，应付一切，极宜力求稳慎，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希迅即密电各属，切实注意为要。”
在1991年其重获自由后，张学良在各种场合多次承认九一八事变当中的“不抵抗”决策完全是其一人所决定，中央政府不应该承担责任。[19]张学良1990年接受日本公共电视台NHK采访时，表示他当时认为“当时没想到日本人会大规模地进攻，所以判断，不可乘日本军部的挑衅而扩大事件。”“战争不合乎日本政府的利益，日本政府应会约束关东军”。“到现在有很多学者认为是国民中央政府下达过不抵抗指示。”“中央不负责任。所以，我不能把‘九一八事变’中不抵抗的责任推卸给中央政府。”。
总之，在九一八事变中，张学良落下了“不抵抗”的评价。由于张学良的不抵抗，日本关东军随后发动了侵占中国东北的战争，以1万余人进攻有14万人中国东北军，并在短短半年内占领东北三省。
自从东北军守锦州开始，先后无数次向中央提出弹药、人员、资金方面的支援，结果中央政府一方面坚决要求东北军抵抗，另一方面却分文不拔，东北军将领认为中央政府这样做，是要将东北军置于死地，以借日本人之手消灭奉系军阀的势力。其中，东北军将领荣臻厉词批评道：“中央不拨一分粮饷，不发一枪一弹，只在发命抗敌，显然有意徒令东北军牺牲，故置东北军于死地”。当时的行政院长孙科由于从财政部得不到任何增援东北军的资金，辞职下台。继任的汪精卫亦只能一面责令东北军抵抗，另一面分文不出，致使他的抗日要求被张学良婉拒。而另一方面，汪的积极抗日主张也与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路线完全相左，在这种情况下，汪精卫愤而辞职出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