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十年的基础建设

　　黄金十年又称南京十年、十年建设，是指1927-1937年间建都于南京由中国国民党领导的国民政府执政的时期。在此期间，中华民国在政治、经济、基建、文化、教育、社会政策、边疆民族政策、外交、军事等施政各方面皆取得了一定成就，整体为近代中国较高水平。下面是学习啦小编为你整理的黄金十年的基础建设，希望对你有用!

　　民国总统蒋介石先生图片

　　黄金十年历史追溯

　　在政治方面，一方面中国各派政治势力竞逐争斗，并让中原大战与国共内战等战事于中国山东、江西等地持续爆发。但在中国其他地区，以军事强人蒋中正为首的中国国民党逐步于中国建立起相对稳定、巩固的统治机器，于安定中，同时开启了中国政治、经济等发展的新进程。惟年代中末期之1937年开始，邻国日本的军国主义政府却发动了全面性的侵华战争，陆续增兵入侵中国，使得十年间的建设成果毁于一旦。

　　黄金十年的基础建设

　　①交通建设

　　1934年年6月，国民政府派出徐庭瑶、俞飞鹏等一行21人赴欧洲考察军事、交通。1935年中国实行了币制改

　　革，并得到了大量的外国货款，开始大力推动基础建设计划。1936年底，国民政府制定国防交通建设计划，使交通建设得到了高速的发展。单从1936年到1937年抗战爆发的一年半中，就建成铁路2030公里，平均每年达1353公里，这是1927年至1935年8年间年建筑速度的6.5倍。具有战略意义的铁路、公路干线例如平汉，粤汉，浙赣等铁路都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1928年北伐完成后，国民政府特设铁道部，积极发展铁路交通，总计，在黄金十年建国期间，国民政府共修铁路3793公里(东北三省修筑的1600公里未计在内)，使中国本土(东三省未计在内)铁路共达1.2万公里。

　　公路方面1935年后，国府将原来的公路网作了加修和延长。到1936年底，各省联络公路已完成2.1万余公里。同时，国府亦积极帮助闽、粤、桂、鲁、川、滇、黔等省修建联络公路，共建成6000余公里。至1937年7月，连接各省的公路网已基本形成，总长度109,500 公里。包括完成公路工程者43,521 公里，未完成公路工程的道路 65,979 公里。至1937年，全国共有公路营业客车1万辆、货车1.3万辆。

　　及时在抗战爆前建成的交通系统发挥极大效力，尤以铁路建设成效最为显著，例如抗战初期，广九铁路就从香港运输大量武器补给，再转往东南战场。可以说没有战前的交通建设，国军在抗战初期的机动性和作战能力将会大打折扣。

　　②建设战略大后方

　　国民政府计划中的战略大后方，是以四川为中心的西南四省。1935年4月，蒋介石任命吴忠信为贵州省主席。在四川，同年2月任命刘湘为主席，国民政府从持久战的战略出发，把抗战作战轴心由南北向转为东西向，把西南地区

　　作为抗战的战略根据地，经实践证明是正确的。

　　更重要是，西南地方当局，在民族危难的大前提下，都愿意跟中央达成共识，配合中央的调度。例如龙云在1937年2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就敦促国民党中央重视加强云南的交通、教育建设，开发西南资源，将云南建设成国防后方。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府把发展后方工业放在战略关键位置，提出“三分军事，七分经济”的口号。先将沿海地区大量的工矿企业和技术人员转移后方，为后方发展工业创造了物资条件和提供充足的技术人才，并且加快了发展后方工业的步伐。兴办工业企业的种类从钢铁、机械、有色金属冶炼扩大到化工、电子等方面，发展工业地区也从湖南、湖北、江西扩大到四川、云南、贵州、广西、甘肃、青海等省区，很快形成了重庆、川中、广元、昆明、贵阳等11个工业区，使战前中国工业地区分布不平衡、轻重工业结构不合理的状况有了明显的改变。国民政府的措施也催生了一批新兴产业，推动了中国工业现代化的进程，不论重工业或轻工业;军工或民用，但凡国防民生之物，差不多一应俱备。抗战期间，中国第一次建立了钢铁制造、特殊合金钢制造、电解铜、精密机床制造等新兴工业。几乎覆盖当时中国有能力生产的所有产品，形成了一个基本能够自给的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

　　③西北大开发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中日矛盾激化，为了国防战略需要，国民政府把目光投向遥远落后的西北地区，希望籍著加快西北地区农业，及工业近代化，促进商贸与及东西部经济文化交流，改善中国战略环境，为未来的全面战争造好准备。事实上早于民国初年，孙中山先生曾发表《实业计划》即"建国方略"之二：物质建设"提出了改善西北交通与及开发西北资源的一系列构思。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即依孙中山的建国方略

　　，逐步提出开发西北的计划。1930年，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就制定了《西北建设计划》。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国府即加强国防建设，社会也发出开发西北的呼声。1934年，《开发西北》杂志创刊，蒋介石亲笔题写"开发西北"，这一时期开发西北的各种言论及计划纷纷出笼。社会上各界人士争相到西北地区进行考察。而各大公私营银行皆到西北建立分支机构，扩展业务。可以说，由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之间，国民政府将开发西北的构思逐步具体化，并且构想以西北作为未来的战略基地。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国民政府更加积极推进西北开发，加大了对西北开发的资源投入。国民政府依西北特殊地理环境，在西北的交通水利、农业开发和工业近代化的发展上，都取得不少成就。

　　国府开发西北，先从交通水利着手，尤其以铁路建设为重，陇海铁路1937年通车，全长1075公里大大便利西北对外交通，公路建设方面，更逞爆炸性倍增，西兰公路，甘新公路及各条新建公路及整修公路，皆于此时期完成，其中1937年通车的迪伊线迪哈公路，是一条重要的国际交通线，抗战时大批苏联援华物资就是通过这条公路运往中国的。

　　水利方面，1936年全国经济委员会制订的《全国水利建设五年计划大纲》，其中涉及西北水利的就有"完成关中八惠灌溉工程"、"整理绥远、宁夏、甘肃水渠"等计划案。西北各省中，陕西省的水利在抗日时期发展速度最快，1930-1941年已完成的大型灌溉工程就有泾惠渠、渭惠渠、梅惠渠、织女渠、汉惠渠。

　　近代西北地区的经济主要还是以农业为支柱，但农业生产发展却停滞不前，有见及此，全国经济委员会于1933年6月制定

　　了《西北建设实施计划及进行程序》，提出"救济西北，当以流通农村金融为首务"的西北合作事业计划。除信用合作社外，西北地区还成立了生产合作社、消费合作社、垦荒合作社、畜牧合作社、水利生产合作社等。农村合作社的广泛建立，对缓和西北地区农民所受的高利贷剥削、发展农牧业生产等起到了一定的作用。除了财政上的援助，国府又推进西北农业科研，奖励人民种植作为发展农业生产的主要途径。包括1938年于甘肃成立了农业改进所，专门负责改进农村畜牧生产技术的工作。此外，因为棉花为重要的战略物资，1934年全国经济委员会会同陕西省建设厅成立棉花改进所，大力发展棉户为之基本工作。凡此种种，皆对西北的农业科技水平发挥了积极作用。

　　西北工业近代化方面，抗战爆发后，国府确立了战时经济体制，采取了一些扶持后方工业的政策和举措。先是支持沿海工厂的内迁，果断地把濒临战区的工厂迁往内地，重新建立后方工业基地，作为战时经济支柱。1938年 国府组成以资源委员会为主办机关的工厂迁移监督委员会，实现了史上空前大规模的工业迁移，迁入西北的企业主要分布在陕西的西安、宝鸡、汉中和甘肃的天水、兰州等地。 国府在内迁工业的同时，还对后方的民营工矿企业实行奖励扶持的政策，如1938-1939年，国民政府先后颁布了《非常时期矿业奖励暂行条例》、《经济部小型工业贷款暂行办法》、《战时领办煤矿办法》等法，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后方工矿业的发展。 国府又积极发展后方重工业，整个抗日时期，国民政府及所属的资源委员会、工业部、交通部、中央石油公司、各大银行，加上第二、第八、第十战区及各省地方政府，都对西北的厂矿建设进行投资，兴建了一批石油、煤炭、电力、化学、机械、电器、建材等重工业企业。由此，西北作为近代中国重工业基地初具雏形，显然，西北近代工业的全面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离不开国民政府的支持与投资。

　　总而言之，尽管西北开发仍受制于地理，资源，及人才等多方面的限制，1930年代，中国开发西北的活动随着战争步伐临近与及西北战略地位转变而不断掀起高潮。整体上，国民政府在面对艰难的条件和战争环境，为西北开发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西北开发与建设，在不少方面如交通、水利、农产、工业等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对打破日本的经济封锁、支持长期抗战并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起了巨大作用，并且也基本上改变了西北地区极其落后的面貌。

　　④市政建设

　　十年建国初期，在一批市政学家倡导，国民政府主导下，掀起了一场旨在推动城市现代化的“市政改革”运动。历史上中国的行政序列向来没有市的建制，近代市政建设最早可追溯到清末“新政”所推行的地方自治，但真正开始按照西方现代城市体制建立现代城市市制的，是1926年北伐战争时期的广州由孙科主持颁布

　　实行的《广州市暂行条例》，标志著中国近代史上真正意义的城市改革拉开了序幕。1928年7月3日，南京国民政府公布《特别市组织法》和《市组织法》，正式将城市纳入国家行政序列，奠定了近代中国城市建制。市政改革是中国城市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对于中国城市早期现代化具有里程碑意义，这次改革使城市从封建行政体系附庸转变为一种独立的政治经济社会实体。至此，中国城市从传统到近代的转型至少在形式上得以完成，形成了现代城市体系的雏形：首先是重组了中国城市的空间，修了马路，盖了楼房，城市的外在景观开始有了现代气息。其次是建立了新的市制，并以法律的形式加以确立，从而使中国城市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单元第一次出现在国家行政建制上;使中国城乡合治的传统开始改变，传统城市的功能单一性、政治地位的从属性和与乡村的同一性状态开始改变。第三是城市管理法制化的探索成为“市政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初步确立了现代化的城市政府体制以及确保这种体制运转的相关机制，如对政府机构及组成人员的产生、权力和义务、议事和办事规则等方面予以规定，并初步建立起制度保障机制。

　　不过1930年代中国的“市政改革”及城市现代化进程，却因抗战爆发而中断了。再者，当时中国的城市化比率极低，实现城市现代化变革所需要的完善的社会条件并不具备，城市基本上仍然处在贫穷落后的乡村的包围之中，整个国家工业化发展仍未足够，大部分城市仍然还只是消费性的。加上中国传统的专制体制和专制观念仍然存在，城市独立和市民自治仍缺少宽松的制度环境和社会文化氛围。尽管受到当时历史条件限制，国民政府的市政改革影响仍然深远，对近代中国现代化留下了许多深刻而有益的启示。

　　推行市政改革同时，国民政府亦着手起草了可谓中国近代最早的城市规划，即“首都计划”。这部规划于1929年底颁布，着眼于城市的百年大计，其后却因战事而搁置，但今时南京内城的基本格局，仍有当时规划排布的沿袭与留存。“首都计划”邀请了美国人亨利墨菲及古力治作顾问，墨菲就是清华园的规划设计者，中方主事的则是林逸民负责的“国都设计技术专员办事处”。有论者指尽管以现代目光来看，“首都计划”的时代局限性十分大，但其有关城市之史地概略、空间布局、道路系统、公园安置诸方面的用心深微还是令人感叹的，可说是一部有情有心的规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