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民主义基本信息

　　三民主义(Three Principles of the People)是孙中山所倡导的民主革命纲领，设想通过三民主义的实施能够“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 进而实现国富民强、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是中国国民党信奉的基本纲领。下面是学习啦小编为你整理的三民主义基本信息，希望对你有用!

　　三民主义的提出者孙中山图片

　　三民主义基本信息

　　民族主义：反对列强的侵略，打倒与帝国主义相勾结之军阀，求得国内各民族之平等，承认民族自决权。 民权主义：实行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民主政治，而防止欧美现行制度之流弊，人民有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权(政权)以管理政府，政府则有立法、司法、行政、考试、监察五权(治权)以治理国家。其核心观念强调直接民权与权能区分，亦即政府拥有治权，人民则拥有政权。 民生主义：其最重要之原则有两个，一为平均地权(实行耕者有其田)，二为节制资本(私人不能操纵国民生计)。

　　三民主义要点

　　民族主义：反对列强的侵略，打倒与帝国主义相勾结之军阀，求得国内各民族之平等，承认民族自决权。 民权主义：实行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民主政治，而防止欧美现行制度之流弊，人民有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权(政权)以管理政府，政府则有立法、司法、行政、考试、监察五权(治权)以治理国家。其核心观念强调直接民权与权能区分，亦即政府拥有治权，人民则拥有政权。 民生主义：其最重要之原则有两个，一为平均地权(实行耕者有其田地)，二为节制资本(私人不可操纵国民生计)。

　　三民主义负面评价

　　三民主义的批评者众多，他们认为孙文的《三民主义》基本上是东抄西凑，自相矛盾，思想极度混乱的产物。

　　1927年陈炯明所着的《中国统一刍议》提到：“三民主义及其发表之政纲，类皆东抄西袭，绝少独立之思想，一贯之理论，而于国情亦未适合。(详细批评，非本论范围，但国民党贤者，必知其说，不过头上有偶像，不敢触犯耳。如有马丁路德出于其党，庶有中兴之望)。在今日视之，已属陈腐不堪，亟待修正。有何神圣而必强求青年，桎其心思，梏其趋步耶!”

　　三民主义详细资料

　　三族主义

　　刘宗正批评孙中山有“大汉沙文主义”的思想，例如：“就历史上说，我们四万万汉族是从那一条路走来的呢?也是自帝国主义一条路走来的。我们的祖宗从前常用政治力去侵略弱小民族”(民族主义第四讲)、“中国自秦汉而后，都是一个民族造成一个国家”(民族主义第一讲)、“就中国的民族说，总数是四万万人，当中参杂的不过是几百万蒙古人，百多万满洲人，百几十万回教之突厥人。外来的总数不过一千万余人。所以就大多数说 ，四万万中国可以说完全是汉人。同一血统、同一语言文字，同一宗教、同一习惯，完全是一个民族。”(民族主义第一讲)、“中国四万万人是亚洲世界主义，一定要先讲民族主义，所谓欲平天下者先治其国。把从前失去了的民族主义从新恢复起来，更要从而发扬光大之，然后再去谈世界主义，乃有实际。”(民族主义第四讲)[1]

　　三权主义

　　权能区分

　　孙中山又常以诸葛亮与阿斗的故事说明“权能区分”的重要性[4][5]，“欧美现在实行民权，人民所持的态度，总是反抗政府，根本原因就是由于权和能照我所发明没有分开。中国要不蹈欧美的覆辙，应该要照我所发明的学理，要把权和能划分清楚。人民分开了权与能，才不致反对政府，政府才可以望发展。”[6]。这些理论的问题点在于孙中山混淆了欧美国家人民的权利(rights)，政府的权力(authority)，与施政的能力或才能(political ability)，殊不知欧美的“阿斗”其实“权”与“能”都有，随时有“能”，行使其“权”，以更换不适任的“诸葛亮”。最早指出孙文思想这个病理的是日本学者美浓部达吉，后来他的学生宫泽俊义在一九三七年出版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评析》一书中指出，“现在欧美各民主国家，人民不但拥有孙文所称的政权，同时有治权，政权与治权并不是两种不同的东西，他所称的治权是人民的权力的本质，政权则是人民行使权力的方法。”[7]

　　西方对三权的集中已非常害怕，孙文却只怕不是“万能政府”。他认为可以用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权来防止万能政府变成独裁政府。罢免、创制、复决等权利是理论可行，实际上不易实行的。若是罢免的条件订的很苛，则等于没有罢免权，如果订得很宽松，则时时在罢免，民代惶惶不可终日，根本无法专心行使立法权。[8]。

　　国民大会

　　孙文发明权能区分，一方面设国民大会为政权机关，一方面设五院为治权机关，偏偏在五院之上又设立总统理治权，如此一来，孙文对共产制度下的人民民主集中制又只引用了一半。这种情况下，国民大会变得很复杂，国民大会若是完全按共产制度来实行，运作的程序，优点和缺点很清楚。但是，在国民大会外另社总统，情况就复杂了。本来，五院是直接归国民大会管理监督，现在不然，五院分工合作，其上设总统，总统又不具权力指挥五院，只能调停。……一九四六年的政治协商时，张君劢拿出三权宪法，要求国民大会无形化，其权力只剩选举、罢免总统、副总统，修改宪法，复决立法院所提的宪法修正案…等等。然而，这些权力除选、罢免总统和副总统之外，其他的权力又都受到种种限制，所以，国民大会到底是甚么，我实在不清楚。[9]

　　五权分立

　　孙文采取三权，确认为不好，自己再加上考试、监察两权，成五权，更重要的是，孙文不采取西方“性恶论”的思想，却采取“性善论”，让五权分工合作，造就一个万能政府，把以性恶哲学为基础的法律、政治价值观，一变成以性善为基础的宪政思想，这种转变是何等的巨大，整个宪政的架构和运作不同，甚至目标也不同。[10]

　　考试制度

　　考试院行使考试权，但考用不能合一，因为它没有行政权。甚至，连到考多少人都不晓得。所以，后来就陈仓暗渡，在行政院下设人事行政局，当时设立这机构是黑机关，所以就用《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加以合法化，但临时条款废除以后，人事行政局又成为黑机关，政府又将它放在《国安三法》中夹带过关[11]。

　　监察制度

　　台湾宪法专家李鸿禧指出“国父孙文发明了监察制度，将属于立法权中的弹劾权分离出来，另外成立监察院。在国外，弹劾权是国会两院制的国家才具有的，由下议院提出弹劾，上议院来审判。但是在我国：当监察院提出弹劾后，却没有国会可以审判，结果就将它放到司法院，在其下设公务员惩戒委员会。由监察院提起弹劾，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审判，这是违背法学、政治学学理的笑话。弹劾是追究政治责任，不是追究法律责任。谁才能追究政治责任呢?一定是民意代表。所以，将监察院改成目前的准司法机关已是大笑话，因为有权追究公务员政治责任的人，一定是人民以及他们所选的民意代表，但现在监察院不是民意代表，居然能代表民意来追究行政机关人员的责任，这些人何德何能?而且司法院公务员惩戒委员会里的成员又是轮调、派任的法官担任，这些人又不是民意代表，他们又何德何能来审判公务人员是否有行政责任?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所以，我认为台湾未来在司法改革上重新规划，整个司法问题才能有比较好的解决”。

　　三生主义

　　在涨价归公方面，孙中山以为“地主如果以多报少，他一定怕政府要照价收买，吃地价的亏;如果以少报多，他又怕政府要照价抽税，吃重税的亏。在利害两方面互相比较，他一定不情愿多报，也不情愿少报，要定一个折中的价值，把实在的市价报告到政府。”[13]此一理论的问题在于如果地主永远不卖土地，没有买卖的行为，涨价归公便无从实施。孙中山的“涨价归公”理念是来自于美国经济学家亨利·乔治于1879年出版的《进步与贫困》(Progress and Poverty)：“人人都有使用土地的平等权利，正如人人都有呼吸空气的平等权利一样。”，张五常认为亨利·乔治的“涨价归公”理论是“闭门造车”，对经济学一窍不通。

　　节制私人资本，发达国家资本，台湾早期大量的国营事业，如：台盐、台肥、台铁、烟酒公卖局、邮局、中华电信等企业赚取大量的费用但是服务品质也不见提升，原因就是没有竞争，自从开放民营竞争以后品质才略有改善。

　　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思想，本具有浓烈的社会主义色彩，例如他在民生主义第二讲便提到“...民生主义究竟是什么东西呢?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就是社会主义。所以我们对于共产主义，不但不能说是和民生主义相冲突，并且是一个好朋友，主张民生主义的人应该要细心去研究的。”“共产主义既是民生主义的好朋友，为什么国民党员要去反对共产党员呢?这个原因，或者是由于共产党员也有不明白共产主义为何物，而尝有反对三民主义之言论，所以激成国民党之反感。但是这种无知妄作的党员，不得归咎于全党及其党中之主义，只可说是他们个人的行为。所以我们决不能够以共产党员个人不好的行为，便拿他们来做标准去反对共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