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玉党案的历史

　　蓝玉谋反时露了马脚，两万武臣被无辜诛杀，下面是学习啦小编为大家精心推荐的蓝玉党案的历史，希望能够对您有所帮助。

　　蓝玉的简介：

　　蓝玉(?―1393年)，明朝开国将领，与胡惟庸同乡，常遇春妻弟，汉族，定远(今属安徽定远县)人。

　　蓝玉有胆有谋，勇敢善战，屡立战功。官拜大，封凉国公。于捕鱼儿海中大破北元，基本摧毁其职官体系而名震天下。

　　洪武十二年秋封永昌侯，二十年拜征虏大。二十一年拜大、凉国公。他恃功骄纵，又多蓄庄奴、假子，恣意横暴，夺占民田，触怒朱元璋，洪武二十六年，以谋反罪被杀，剥皮实草，传示各地。究其党羽，牵连致死者达一万五千余人，史称"蓝玉案"。

　　蓝玉党案的历史：

　　北方元朝残存势力和南方的倭寇是明王朝的心腹大患，同时也是罗织罪名的有力工具。“蓝玉案”是“胡惟庸案”的继续，在“胡蓝党案”中，很多人被冠以“通倭通虏”的罪名，含冤而死。

　　蓝玉党案共计诛杀了二万人，是洪武年间影响深远的一件大案。吕景琳先生曾发表《蓝玉党案考》一文，认为此案“是完完全全的一个假案，不但牵连而死的一二万人是无辜的，就是蓝玉本人也是没有谋反的行动和策划”(《东岳论丛》)。事实的真相究竟如何呢?

　　蓝玉的功与过

　　蓝玉(?~1393年)是淮西勋贵集团的重要人物，为洪武年间拜为大的三员骁将之一(另两位是徐达、冯胜)，曾为明王朝的建立和巩固立下了赫赫战功。

　　蓝玉，定远人，是开平王常遇春的小舅子。他生得高大威武，面颊红紫，投奔朱元璋队伍后，初隶常遇春帐下，临敌勇敢，所向克捷。常遇春多次向朱元璋夸奖他的战功，他因此由管军镇抚累升至大都督府佥事。洪武四年(1371)从傅友德入川，讨伐明升夏政权，攻克阶州(今甘肃武都西)。第二年从徐达北征，先出雁门，败元兵于乱山，再败之于土剌河。洪武七年(1374)，率师攻拔兴和(今河北张北)，俘获北元国公帖里密赤等59人。洪武十一年(1378)，同西平侯沐英一起征讨西番洮州(今甘肃临潭东南)等处少数民族的叛乱，擒其首领三副使。翌年，

　　班师还朝，被封为永昌侯，食禄2500石，子孙世袭。洪武十四年(1381)，以征南左副从颍川侯傅友德出征云南，在曲靖擒获北元平章达里麻，进而包围昆明，元梁王把匝剌瓦尔密投滇池自尽。旋又挥师西进，迭克大理、鹤庆、丽江、金齿、车里、平缅等地。“滇地悉平，玉功居多”(《明史·蓝玉传》)，朱元璋下令增其岁禄500石，并册封其女为蜀王妃。蓝玉从此跨进了皇亲国戚的行列，备受朱元璋的器重。

　　洪武二十年(1387)，以征虏左副从大冯胜出征纳哈出，驻师通州(今北京通州区)。闻知有支元军驻屯庆州(今内蒙古巴林左旗西北)，蓝玉在大雪的掩护下，亲率轻骑袭破之，杀死北元平章果来，擒其子不兰溪以还。然后大军进至金山(在辽河北岸)，在金山西侧扎营驻屯。由于此前朱元璋派遣纳哈出的旧属乃剌吾前往招抚，纳哈出见大军压境，遂亲率数百骑至蓝玉军营约降。蓝玉设盛宴款待，亲自为他敬酒。纳哈出一饮而尽，又斟酒回敬蓝玉，蓝玉却脱下自己身上的汉族服装，对他说：“请服此而后饮!”纳哈出认为这是对他的悔辱，拒不接受，蓝玉也不肯喝他敬的酒。双方争执不下，纳哈出把酒泼到地上，用蒙古语指示随行部下，准备脱身离去。在座的郑国公常茂，抽刀砍伤了纳哈出的臂膀。都督耿忠一看大事不妙，忙招呼身边的士卒，簇拥着纳哈出去见冯胜。纳哈出的部众纷纷溃散。冯胜“以礼遇纳哈出，复加慰谕，令耿忠与同寝食”(《明太祖实录》)，并派人招抚其溃散的部众，然后下令班师。此役冯胜虽收降有功，但有人告发他“窃取虏骑”，“娶虏有丧之女”，加上指挥失当，班师途中丢失了殿后的都督濮英3000人马，被收夺大印。尽管蓝玉违反朱元璋“因俗而治”的民族政策。朱元璋还是“命玉行总兵官事，寻即军中拜玉为大，移屯蓟州”(《明史·蓝玉传》)。

　　纳哈出的归降，使北元失去东部屏障，汗庭直接暴露在明朝大宁诸卫的兵锋之下，“虏心惶惑”，统治更加不稳。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洪武二十一年(1388)三月，朱元璋命蓝玉为征虏大，统率15万大军北征，“以清沙漠”。蓝玉师至捕鱼儿海(今贝尔湖)东南哈剌哈河岸边，侦知北元嗣君脱古思帖木儿驻帐捕鱼儿海东北方向80多里处，令王弼率前锋部队出击，自己率大军继后。当时正值水草匮乏，加上大风猛刮，黄沙蔽天，北元军队毫无防备。明军出其不意发动突然袭击，杀北元太尉蛮子等，余众悉降。脱古思帖木儿与太子天保奴等数十人上马逃窜，蓝玉率精骑追奔数十里，不及而还。这次战役，俘获脱古思帖木儿次子地保奴、爱猷识里达腊妃及公主以下百余人，又追获吴王朵儿只、代王达里麻及平章以下官属3000人、男女77000人，并宝玺、符敕、金牌、金银印诸物，马驼牛羊15万余，焚其甲仗蓄积无数。不久，又袭破北元丞相哈剌章的营盘，获其人畜6万。朱元璋得到蓝玉的捷报大喜，赐敕褒劳，“比之卫青、李靖”。班师还朝后，又进封为凉国公。蓝玉一生的事业，至此达到辉煌的顶峰。

　　洪武二十二年(1389)，蓝玉奉命至四川督修城池。翌年，率师赴湖广、贵州平定几个少数民族土司的叛乱，朱元璋增其岁禄500石，诏令还乡。洪武二十五年(1392)三月，又令其赴西北理兰州、凉州、庄浪、西宁、甘州、肃州诸卫军务，加强边防。四月，蓝玉为追捕逃寇祁者孙，未经朝廷准许，擅自率兵征讨罕东(一说在今甘肃敦煌，一说在今酒泉西南，一说在今青海西宁西北)的西番诸族。不久，因建昌(今四川西昌)指挥使、原蒙古降将月鲁帖木儿发动叛乱，明廷命其前往镇压，他这才离开罕东之地，前往建昌。十一月，蓝玉用计诱擒丹鲁帖木儿及其子，降其部众，然后报请朝廷批准，增置屯卫，遂班师还朝。

　　蓝玉为明王朝的建立和巩固立下了赫赫战功，但这个粗鄙的武夫也因此逐渐滋长居功自傲的思想。史载：“中山(王徐达)、开平(王常遇春)既没，数总大军，多立功。太祖遇之厚，寝骄蹇自恣。”为了满足自己不断膨胀的贪欲，他违法乱纪，“畜庄奴，假子数千人，出入乘势渔猎。尝占东昌民田，民讼之，御史按问，玉捶楚御史。及征北还，私其驼马珍宝无算”(《明太祖实录》)。还令家人“中云南盐万余引，倚玉势先支”(孙宜《洞庭集·大明初略四》)。又“于本家墙垣内起盖房舍，招集百工技艺之人，在内居住，与民交易”(朱国桢《皇明大训记》)。据说洪武十三年(1380)胡惟庸案发时，曾发现“玉尝与其谋”，朱元璋考虑到他是常遇春的妻弟，“以开平之功及亲亲之故，宥而不问”。但是，蓝玉“素不学，性复狠愎，见上待之厚，又自恃功伐，专恣横暴”，更是越礼犯分，“床帐、护膝皆饰金龙，又铸金爵以为饮器。……马坊、廊房采用九五间数”。北征归来，夜至喜峰口，关吏没有及时打开关门迎纳，便纵兵毁关而入。“又人言其私元主妃，妃惭自经死，帝切责玉”。朱元璋原拟封他为梁国公，“以过改为凉，仍镌其过于券”。但蓝玉仍不知悔改收敛，“恃宴语傲慢，在军擅黜陟将校，进止自专”，并“遣人入朝，觇伺动静”。奉命治理兰州、凉州诸卫军务时，又违背朱元璋在西番藏族聚居地区借茶马贸易“以系番人归向之心”的羁縻政策，为追捕逃寇祁者孙，擅自带兵进入罕东之地。许多部将建议：“莫若缓以绥之，遣将招谕，宣上威德，令彼以马来献，因抚其部落，全师而归。”蓝玉就是不听，“遣都督宋晟等率兵徇阿真川，酋哈昝等惧，遁去。又袭逃寇祁者孙，弗及”。朱元璋因此对他很不放心，不久命其总兵前往四川建昌镇压月鲁帖木儿的叛乱，又命义子、都督徐司马为副总兵，以便监视他的行动。但蓝玉仍“欲深入番地，取道松叠以达建昌。会霖雨积旬，河水汛急，玉悉驱将士渡河。麾下知非上意，多相率道忘，玉不得已，乃由陇右抵建昌”。

　　蓝玉正是由于骄蹇自恣，违法乱纪，越礼犯分，最终走上谋反的道路，从而招来杀身之祸的。

　　蓝玉党案的爆发

　　蓝玉的所作所为，不能不引起朱元璋深切的关注和忧虑。

　　洪武二十五年(1392)四月底，年仅38岁的皇太子朱标在久病之后去世。朱标的长子朱雄英前已夭折，次子朱允■是朱元璋的第三个孙子。九月，按照嫡长制的继承原则，朱元璋诏立朱允■为皇太孙，作为将来的皇位继承人。此时的朱元璋已届65岁的高龄，而朱允■只有16虚岁，性格又酷似乃父，仁柔宽厚，他担心自己百年之后，这个年轻的继承人心慈手软，控制不住局面，如果那些久经战阵、老谋深算的军中大将凭借他们是开国元勋，不服调遣，后果将不堪设想。而朱标去世时，燕王朱棣自北平来朝所说的一番话，更加重了他的这种忧虑。原来朱标的元妃常氏是常遇春的女儿，而蓝玉则是常遇春的妻弟。由于这层亲戚关系，蓝玉自然对皇太子朱标非常关心。洪武二十一年蓝玉出征纳哈出归来，曾问皇太子：“主上诸子中，殿下度谁最爱者?”皇太子答曰：“莫若燕王。”蓝玉说：“臣亦知之。臣闻望气者言，燕地有天子气，殿下审之。”但皇太子却说：“燕王事我甚恭。”(何乔远《名山藏》)并没有将这话放在心上。后来，蓝玉的话传到燕王耳朵里，燕王恨死了蓝玉。皇太子一去世，燕王入京朝见，便到处散布说：“诸公侯纵恣不法，将有尾大不掉忧。”(夏燮《明通鉴》)朱元璋因此对那些手握重兵的开国功臣也就更加疑忌。他不禁想起，在命蓝玉征讨月鲁帖木儿之前，曾急召蓝玉进京面授征讨方略。蓝玉和十几个部将陛辞时，他让诸将先走一步，想留蓝玉单独面授机宜。他连呼三声，竟没有一个将领离开，只见蓝玉举起衣袖一挥，这些将领便都赶忙退出。朱元璋想不到蓝玉在诸将中竟有如此威势，对他更是深怀疑忌。这也是命义子徐司马为副总兵，以监视蓝玉的原因之一。此后，朱元璋对蓝玉的一举一动也更加关注。

　　没有多少城府的蓝玉，对此却浑然不察。洪武二十五年底，他平息月鲁帖木儿的叛乱后，奉旨班师回朝。朱元璋命宋国公冯胜、颍国公傅友德兼太子太师，曹国公李景隆、凉国公蓝玉兼太子太傅，开国公常升、全宁侯孙恪兼太子太保、詹徽为太子少保兼吏部尚书，茹常为太子少保兼兵部尚书。蓝玉不乐居宋、颍二公之下，发牢骚说：“我不堪太师焉!”联想到自己最近请求办的事，朱元璋多不从，如平定月鲁帖木儿之叛后，他曾奏请在四川籍民为兵以加强守御，又请移师讨长河西朵甘百夷，朱元璋都没有同意，因此越发闷闷不乐，曾私下对家人和亲信说：“上疑我矣!”(查继佐《罪惟录》)他想起自己的亲家、靖宁侯叶升于八月间以“交通胡惟庸”的罪名被杀，怀疑是叶升的口供指认他为胡党，故而引起朱元璋的猜忌，说：“前日靖宁侯为事，必是他招内有我名字。我这几时见上位好生疑忌，我奏几件事，都不从。只怕早晚也容我不过，不如趁早下手做一场。”(《逆臣录》)

　　转眼到了洪武二十六年(1391)，朱元璋因受不住皇太子病死的打击，患了“热症”病倒。蓝玉认为“天下兵马都是我总着”，正是下手的好机会，于是密遣亲信，暗中联络景川侯曹震、鹤庆侯张翼、舳舻侯朱寿、东莞伯何荣、后军都督府同知祝哲、中军都督府同知汪信等和自己过去的老部下，把他们召至自己私宅密谋策划。在夜阑酒酣之际，蓝玉煽动说：“如今天下太平，不用老功臣。以前我每(们)一般老公侯都做了反的，也都无了。只剩得我每(们)几个，没由来，只管做甚的，几时是了?”他让诸将分头搜罗士卒和马匹、武器，做好起事的准备。正月二十八日，蓝玉派人去找准备担任谋反主力的府军前卫步军百户李成。二月初一，李成匆匆赶到蓝玉私宅，蓝玉对他下达了在二月十五日朱元璋外出耕籍田时起事的命令：“我想二月十五日上位出正阳门外劝农时，是一个好机会。我计算你一卫里有五千在上人马，我和景川侯两家收拾伴当家人，有二三百贴身好汉，早晚又有几个头目来，将带些伴当，都是能厮杀的人，也有二三百都通些，这些人马尽够用了。你众官人好生在意，休要走透了消息。定在这一日下手。”

　　蓝玉的密谋，早被锦衣卫的特务察觉。未等蓝玉等人动手，锦衣卫指挥蒋献已向朱元璋告发。此时，经过明军的屡次打击，明朝的劲敌北元已被击溃，陷于分裂状态，北部边防比较巩固，朱元璋决定再次大开杀戒，彻底铲除那些可能对朱家天下构成严重威胁的开国老将，确保年轻仁柔的皇太孙将来能坐稳江山。当年二月初二，他将冯胜、傅友德、常升、王弼、孙恪等从山西、河南召回京师。二月初八，蓝玉入朝，即下令将其逮捕，命皇太孙与吏部尚书詹徽进行审讯。蓝玉不服，詹徽大声呵斥道：快快从实招来!不料蓝玉却高声呼喊：詹徽就是我的同党!皇太孙大为惊讶：“有是哉?”随即命左右将詹徽揪住，拉出场外。第二天，蓝玉被投入锦衣卫大牢，第三天以“谋反”罪被处死，夷灭三族。朱元璋随即借机搞扩大化，以蓝党的罪名，把一大批淮西老将及其子弟加以牵连诛杀，并将刑讯逼供得出的口供辑为《逆臣录》，公布于众。至九月，为了安定人心，宣布赦免胡惟庸、蓝玉余党。事实上，赦免令颁布后，诛杀仍在进行。整个蓝玉党案总共大约杀了两万人(朱元璋的赦免令称“族诛者万五千人”)，包括一公、十三侯、二伯。航海侯张赫已死，也追坐蓝党，革除爵位。过了一年，颍国公傅友德、定远侯王弼也追坐蓝党赐死。又过一年，宋国公冯胜也以蓝党罪名被杀。“及洪武末年，诸公、侯且尽，存者惟(耿)炳文及武定侯郭英”。活跃于明初政治舞台的淮西勋贵势力已被完全铲除。洪武二十九年(1396)九月，为了安抚那些已不对他构成威胁的尚存武臣，朱元璋将已退休的武臣2500余人召至京师，赏给每人一大堆银子钞币，让他们“还乡抚教子孙，以终天年”。十月，又给他们各进秩一级。

　　蓝玉党案是明初皇权与军权矛盾冲突的产物。朱元璋为了使自己及其朱家子孙能“躬览庶政”，拼命扩张皇权，不仅把军权集中到君主手中，而且要求所有的武臣都“事君以忠”，绝对服从君主的调遣与指挥。但是，一批开国功臣特别是淮西勋贵“迨身处富贵，志骄气溢，近之则以骄恣启危机，远之则以怨望■文网”，终于导致蓝玉党案的爆发。朱元璋通过此案打击了一部分骄横跋扈的功臣，自然有其积极的意义，但大规模的诛杀，又必然造成大量的冤狱，以至“勇力武健之士芟夷略尽，罕有存者”(《蓝玉传》)，其消极的影响也毋庸忽视。朱元璋死后，燕王朱棣起兵“靖难”，建文帝朱允■无将可用，先后起用年迈的老将耿炳文和没有作战经验的膏粱子弟李景隆为大，带兵北上讨伐，结果均遭败绩，就是一个突出的例证。朱允■的皇位被篡夺，也就势所必然了。

　　蓝玉谋反的事实难以推翻

　　蓝玉党案结案后，朱元璋公布的该案案犯供状，现存两个手抄本，分别藏在国家图书馆和北京大学图书馆。前者名为《蓝玉党供状》，不分卷，已收入《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史部杂史类，由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后者名为《逆臣录》，分为五卷，已经王天有、张何清点校，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吕景琳细读《逆臣录》之后，在《蓝玉党案考》一文中指出：一、这部供词汇编没有本案首魁蓝玉和二号人物曹震的口供，表明两名主犯根本没有招供。二、谋反的时间众说纷纭，口径不一。三、说蓝玉曾参与胡惟庸、李善长谋反，纯属胡编乱造;四、蓝玉被捕前28天，先后接待千余人，门庭若市，令人不可思议;五、说蓝玉选择在皇帝耕籍田之日动手谋反，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他认为“蓝玉案是完完全全的一个假案”。

　　吕景琳所说的前四条，确实存在。第一条所说的没有本案两名主犯的供状，确是《逆臣录》的一个重大缺陷。但案件的判决，主要取决于证据而不是口供，所以此条似乎尚不足以构成推翻本案的充足理由。至于第二、三、四条所说问题的出现，则是由《逆臣录》的性质所决定的。朱元璋的《御制〈逆臣录〉序》即已明确指出，这部《逆臣录》是“特敕翰林，将逆党情词辑录成书”的。它既然是案犯口供的汇编，供词中出现口径不一、互相矛盾乃至荒唐怪诞的现象，也就不足为怪了。何况，这些口供又是在刑讯逼供的情况下取得，并经过翰林院官员的加工整理，表述的自然不全是客观的真实情况。也就因此，书中的许多供词，既有歧异迭出、互相矛盾的一面，又有大同小异、千篇一律的另一面。所以，根据这几条，可以断定受到牵连而被杀的一二万人是无辜的，但却不足以否定蓝玉本人及其几个同伙的谋反罪行。

　　吕景琳所说的第五条，被认为是否定蓝玉谋反罪行的最有力的证据。吕景琳认为，按照明代的礼制，皇帝耕籍田的日子虽定在仲春二月，至于二月的哪一天，要由钦天监临时“择日”。即使择定了日期，朱元璋也未必亲自前往，他可以派官员代行，“去不去的随意性很强”。因此吕景琳认定，朱元璋“诸事慎之又慎，行踪诡秘”，即使决定前往南郊祭祀或躬耕，也“不可能提前广为宣泄”，“一般人决无可能较早知道享先农耕籍田的日期，更不可能预测朱元璋今年去不去躬耕籍田”。所以，吕景琳断定，“具体谋反日期露出了马脚”，“这件最确凿的事实却恰恰成了蓝玉案中的最大漏洞和最有力的反证”。

　　这些理由实际上是经不起推敲的。耕籍田的具体日期虽由钦天监择定，但绝非临时决定，而是提前一段时间择定，因为耕籍田并非只是皇帝本人或委派代行官员的个人行动，而是牵涉到一大批百官耆宿的集体行动。“其耕籍仪：祀先农毕，太常卿奏请诣耕籍位，皇帝至位，南向立，公、侯以下及应从耕者各就耕位。户部尚书跪受耒。太常卿奏请复位，南面坐。三公五推，尚书、九卿九推，各退就位。太常卿奏礼毕。太常卿导引皇帝还大次，应天府尹及上元、江宁两县令率众人终田。是日宴劳百官耆宿于坛所。”(《明太祖实录》)参加耕籍田的，不仅有皇帝，还有三公九卿、太常寺卿和应天府尹、上元及江宁县令，此外还有耆宿庶民等。这样一个大规模的祀礼，显然需要提前进行认真细致的筹备，这就需要尽早择定具体的日期，并事先通知从耕的各位官员耆宿。而提前预测短期的天气变化，就当时的科学水平来说，是可以办到的。吴元年(1367)十一月十二日，朱元璋半推半就地接受文武百官的奉表劝进，决定登基就位、建立大明王朝后，开始着手进行各项筹备工作。登基的具体日期，是朱元璋与谋士刘基商量后决定的。刘基精通象纬之学，当时身兼太史令，正主持历法的制定工作。他利用丰富的天文气象知识，预测来年的正月初四是个大晴天，是朱元璋登基的吉日。十二月二十二日，朱元璋祭告上帝皇祗说：“是用明年正月初四，于钟山之阳，设坛备仪，昭告帝祗，惟简在帝心：如臣可为生民主，告祭之日，帝祗来临，天朗气清;如臣不可，至日当烈风异景，使臣知之。”在举行这个祭告仪式的前两天，应天(今江苏南京)连降雨雪，但到正月初一，大雪却突然停止，到初四日果然是个大晴天。我们无法确定，刘基是在什么时候预测到来年正月初四是个大晴天的，但应该不会早于吴元年十一月十二日，晚于十二月二十二日，如果是前者则预测到51天后的天气，如果是后者也预测到12天后的天气变化。据《逆臣录》的记载，揭发蓝玉定于二月十五日耕籍田之日动手谋反的案犯中，苏庆、王逊、陈继、吴贰、汤泉和王德交代是在“洪武二十六年正月内失记的日”得知这个具体日期的，马聚、戴成和陈贵交代是在当年正月十二日，张仁交代是在正月十四日，潘福荣和陈铭交代是在正月二十五日，单庆和李成交代是在二月初一。其中，能明确说出得知耕籍田的具体日期的，最早是在正月十二日，从这一天到二月十五日为33天，最晚则在二月初一，从这一天到二月十五日为14天，在当时的条件下，专掌气候观测历法制定工作的钦天监，是完全能够办到的。

　　至于耕籍田的日期确定后，朱元璋是亲自前往还是遣官代行，这要看皇帝政务是否繁忙、身体健康状况如何而定，而不是随心所欲，想去就去，不想去就不去。而且在皇帝亲往躬耕抑或遣官代行之事决定之后，还须及时通知掌管操办耕籍田礼仪的太常卿，以便就相关礼仪是否变动(如遣官代行，“太常卿奏请诣耕籍位，皇帝至位，南向立”，“户部尚书北向进耒，太常卿导引皇帝秉耒三推，户部尚书跪受耒。太常卿奏请复位，南面坐”这一系列礼仪就须作相应的改动，因为代行礼仪的官员是不能“南向立”、“南面坐”的，户部尚书也不必“跪受耒”)、安全保卫是否应该加强(如皇帝亲往，必须提前清道，并加强沿途及先农坛周边的警戒和保卫力量)作出决定和安排。蓝玉在洪武二十五年十二月已被授为太子太傅，作为必须参加耕籍田的三公之一，他事先知道耕籍田的日期定在二月十五日并得知皇帝将亲往参加，是一点也不奇怪的。后来，朱元璋果然在这一天亲自前往南郊躬耕籍田，正是这一推断的最好证明。因此，许多案犯所交代的“具体谋反日期”，不是蓝玉案的“最有力的反证”，而是它的最有力的铁证。我们切不可因为朱元璋在此案中牵连诛杀大批无辜的武臣，就连蓝玉的谋反事实也加以抹煞、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