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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商历史最全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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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晋商,通常意义的晋商指明清500年间的山西商人,晋商经营盐业,票号等商业,尤其以票号最为出名。以下是学习啦小编为大家精心推荐的晋商历史最全相关信息,希望能够对您有所帮助。

  晋商历史·简介:

  晋商,通常意义的晋商指明清500年间的山西商人,晋商经营盐业,票号等商业,尤其以票号最为出名。晋商也为中国留下了丰富的建筑遗产,著名的乔家大院、常家庄园、曹家三多堂等等。明清晋商人利润的封建化,主要表现在捐输助饷、购置土地、高利贷资本等方面。


晋商历史最全相关信息

  晋商历史·基本信息

  1、通常意义的晋商指明清500多年间(公元1368年到公元1912年)的山西商人,晋商经营盐业、票号等商业,尤其以票号最为出名。晋商也为中国留下了丰富的建筑遗产,著名的乔家大院、常家庄园、李家大院、王家大院、渠家大院,曹家三多堂等等。八国联军向中国索要赔款,慈禧太后掌权的清政府就向晋商的乔家借钱还国债。晋商的经济实力,可以从这个事情反映出来。

  2、晋商可以追溯到,隋唐之间的武士貜。武则天之父、李渊父子从太原起兵时,木材商人武氏从财力上大力资助,李渊父子的就是凭借当时天下最精华的太原军队和武氏的财力开始夺取全国政权。建国后,武氏并封为国公,地位等同秦琼、程咬金等。可以想象李渊父子当时从武氏那里得到多少财产,而武氏也从他最初聪明的政治投资中得到了巨大的回报。其后还孕育诞生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女皇武则天。当然这是后话。

  3、晋商成功的根源在于“诚信”和团结的商帮政策

  4、晋商的辉煌人物有乔致庸等

  5、晋商由于种种原因在清朝后期和民国时期衰落了,山西也开始在中国经济舞台上变的较为平淡,勉强说来自山西的商人也只能说一下孔祥熙、李彦宏、陈年和郭台铭了 。晋商文化也没有被很好的保留,以致山西现在在全国范围来说仍然处于落后状态。

  晋商历史·源远流长的山西商业资本

  (晋商历史对中国商业的巨大意义)

  一、山西商人的足迹遍布全国

  山西商人,尤其是首创中国历史上票号的山西票号商人,商路遥远,汇通天下,曾在中国历史上显赫一时。直至如今还传颂着“山西人善于经商、善于理财”的佳话。

  山西商人的活跃,古代文献多有记载,到明代已在全国享有盛誉。清代初期,山西商人的货币经营资本逐步形成,不仅垄断了中国北方贸易和资金调度,而且插足于整个亚洲地区,甚至把触角伸向欧洲市场,从南自香港、加尔各答,北到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莫斯科、彼得堡,东起大坂、神户、长崎、仁川,西到塔尔巴哈台、伊犁、喀什噶尔,都留下了山西商人的足迹。有些商人甚至能用蒙古语、哈萨克语、维吾尔语、俄语同北方少数民族和俄国人对答如流。可以说,从蒙古草原上的骆驼商队,到吴淞口正在出海的商船,都有山西人在计价核算,从呼伦贝尔的醋味,到贵州茅台的酒香,都有山西人在酿造叫卖。无怪有人说:“凡是有鸡鸣狗叫的地方,都有山西人”。山西商人活动过的地方遗址,至今到处可以看到:甘肃的老西庙、新疆的古城塔,昆明金殿的铜鼎、江苏扬州的亢园、安徽毫州的花戏楼,大都是山西商人创建的;安徽雉河集(涡阳)的山西会馆,曾经是捻军起义的发源地;著名的贵州茅台酒是1704年山西盐商雇杏花村汾酒厂工人和当地酿造工人共同首创的。以山西商人字号命名的城市街巷,至今犹存:张家口的日升昌巷、包头的复盛西巷、外蒙古科布多的大盛魁街、呼和浩特的定襄巷、宁武巷等等,无怪在东北流传着“先有曹家号,后有朝阳县”,在内蒙流传着“先有复盛西,后有包头城”,在西北流传着“先有晋益老,后有西宁城”的谚语。山西商人经商的地域之广,人数之多,确实是相当可观的。

  二、山西商品经营资本的发展

  山西商业资本开始的时间很早。先秦时代晋南一带就有了商业交易活动。晋文公称霸时,榆次、安邑就已成为有名的商业集镇。秦汉时代,太原、平陆、平遥、汾阳等地已成为重要商品集散市场。唐朝定太原为北京,使太原城成为商业繁华的有名城市,韩愈形容当时的太原是“朗朗闻街鼓,晨起似朝时”。尽管如此,这一时期的山西商人还没有一定组织和突出的地位。

  到了宋代,山西商人与徽州商人并称,成为当时中国商业的中坚力量。北宋王朝所需要的战马大多数依靠北方的辽来供应,辽也急需要宋的手工业制造品。据历史文献记载,宋朝庆历年间(公元1041——1048年),宋王朝出藏绢2000多匹在山西岢岚买马,又出绢30000多匹在山西各州府买马,非官方的民间贸易更是频繁。《马可·波罗游记》中写着:“从太原到平阳(临汾)这一带的商人遍及全国各地,获得巨额利润”。

  从明代到清代初年,山西商人势力得到进一步发展。明代全国较大的商业城市有33个,山西就有太原、平阳、蒲州(永济)三处。这时,山西商人的资本积累已相当可观:“平阳、泽、潞富豪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明代末年,山西商人已进入了东北地区,1618年努尔哈赤占领抚顺时,对在抚顺的山西等地的大商人写了“七大恨”,命令他们退回山海关内,可见当时山西商人已经和后金进行着贸易活动。清兵入关后,蒙古地区归入清王朝统治,归代城商业开始蒸蒸日上。康熙中年,山西商人进入外蒙古草原贸易。从此,东北的松辽平原和内外蒙古草原,就成为山西商人贩运贸易的新市场。当时,蒙汉贸易必须经过张家口和杀虎口(后改归化城),俗称东口和西口。张家口的八大家名商都是山西人,其中最大的企业是祁县人范家开设的“兴隆魁”,这个商业性的企业有职员290多人(有的则说共有职员1000人左右),是清代中国对外蒙和俄国贸易的第二大型企业。

  在对蒙贸易的西口——杀虎口,山西的行商经常在大青山和西营一带贸易,并得到清政府的特殊照顾,获得了很高的利润。这些行商会说蒙语的被称为“通事行”,其中最大的“通事行”就是山西人开办的“大盛魁”,从业人员达六、七千人,人们曾形容“大盛魁”的财产能用五十两重的银元宝从库伦到北京铺一条路。在宁夏,著名的大商号多是万荣、平遥、榆次、临猗一带的山西商人开办,宁夏的名药材枸杞半数掌握在山西人开的“庆泰亨”手中。在青海,山西商人以西宁为根据地活动于各州县。在北京,粮食米面行多是祁县人经营;油盐酒店多是襄陵人经营;纸张商店,多是临汾和襄陵人经营;布行多为翼城人经营,鲜鱼口以西有布巷,全为翼城人;北京至今留有招牌的大商号“都一处”、“六必居”、“乐仁堂”等都是浮山、临汾等山西商人首创和经营。此外,山西商人还到四川、云南、贵州、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广东等地贸易和经商。广州的濠畔街,多数房子是山西商人修建的。“广生远”、“广懋兴”、“广益义”等实际都是山西人在广州开设的企业。由海上出口茶叶,比如运往印尼的茶,都是由山西人在产地收购,运往广州,由潮帮商人从山西商人手中购进再转运南洋的。至于长江中下游一带,扬州的盐商、江西和福建和茶商以及由长江口出海与日本的贸易,也数山西人最为活跃。

  除了国内贸易外,山西商人还开拓了国外市场,我国从陆路对俄贸易最早最多的是山西人,在莫斯科、彼得堡等十多个俄国城市,都有过山西人开办的商号或分号。在朝鲜、日本,山西商人的贸易也很活跃,榆次常家从中国输出夏布,从朝鲜输入人参,被称作“人参财主”;介休范家,几乎垄断了对日本的生铜进口和百货输出。在清朝统治期间,能够兴旺发达二百余年的商业世家,最有名的是:榆次的常家、聂家、太谷的曹家,祁县的乔家、渠家,平遥的李家,介休的侯家、冀家,临汾的亢家,万荣的潘家,阳城的杨家等等。他们既是大商人、大高利贷者,又是大地主,都拥有极为雄厚的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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