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文学是怎样的

　　明代文学，小说成就最高，戏曲次之，诗文相对衰微。《三国志演义》可说是历史演义小说的高峰，《水浒传》则是英雄传奇小说的典范。《西游记》可说是神魔小说的楷模，《金瓶梅》在人情小说中揭露封建社会黑暗方面也是前无古人的。下面小编给大家介绍明代文学是怎样的?

　　明代文学基本概况

　　明代是小说、戏曲等俗文学昌盛而正统诗文相对衰微的时期。然而这种力量消长的变化并不表现于诗文数量的减少，而是表现在作品思想和艺术质量的蜕化。从时间上看，明代享国的时间分别大致与唐代和宋代相等，都是约三百年左右;从数量上看，明代诗文作家及作品的数量也远在唐宋之上。

　　仅《千顷堂书目》著录的明人别集就大约有近五千种，《明诗综》收录的诗人也有三千四百多人;然而从质量上看，明代的诗文作家很难找到像李白、杜甫、苏轼那样在诗文方面做出划时代贡献的巨匠，缺乏唐宋诗文作家在艺术上的创新精神。从他们的作品中，我们虽然也能够看到作家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和抒写的个人心理感受，但不足的是他们传达信息的手法基本上是模仿古人，没有或很少在艺术观念及方法上创立一些让人耳目一新的新天地。尽管如此，明代后期社会和文学的进步思潮仍然在诗文领域留下了深深的遗憾。

　　明代文学演变原因

　　明代传统文学形式如此演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从社会方面来看，明代文学家的个人与社会关系经历了一个从紧到松的过程。元末文人在远离政治旋涡的环境中所形成的隐逸心理和孤独性格在明初的政治高压统治下收到猛烈的重创，他们在血的事实面前，不得不再次承担其个人对封建政权的服从义务。魏晋和元代文人尽管也受到封建强权政治的挤压，但还有隐遁于山野之途。明代文人则连隐逸也会获罪，“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者皆“罪至抄扎”。

　　于是，从明初到隆庆之前的文坛一片沉寂就理所当然了。从嘉靖以后，社会上的进步思想开始抬头，明代中期以后的几个皇帝也因二百年的稳定而放松了警觉，而将经历更多地放在淫逸生活上，因此代表文人个人人格精神的公安派文学的一面世。其次，在思想方面，由于统治者官方的提倡，理学思想继续成为社会统治思想。但另一方面，理学自身的变化也决定了它对社会的影响作用的相互迭替。理学对文学最大的影响是“文道合一”观念，是表现封建纲常思想、宣扬复古思想成明代前期文学的主流。而理学演变到后期，则成为进步文学思潮的旗帜。

　　第三，从文学性事本身来看，传统的旧体文学形式如诗歌、散文等经过唐宋等作家的努力，在内容、风格、形式、技巧等方面都取得了极高的成就，因而使明代的诗文作家感到望尘莫及，所以只能尽模仿遵从之能事。与此同时，小说、戏曲等通俗文学形式却获得了无限的生机，使旧体文学形式未免相形见绌。正统文人的才能只能局限于八股取试的樊笼里，而八股的体制显然不利于文人思想和情感的自由抒发，由此造成诗文等传统形式的萎缩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明代文学发展介绍

　　明代文学的演变发展，大致可分为前后两个大的阶段，从明初到正德年间是明代文学的前期，从嘉靖年间到明亡是明代文学的后期。这两个阶段的文学有着显著的变化，表现着鲜明的时代特点。这种变化和特点，是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和哲学思潮发生变化的必然结果。

　　明代前期文学的发展，有个曲折的过程。除元、明之交产生了著名的长篇小说《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外，这时期没有产生成就较大的作品，只是到成化年间戏曲和民歌才有一些新的开拓。

　　因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爆发而形成的元末农民大起义，声势浩大，使大部分地区陷入战火之中。这种局面必然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知识分子和作家，有的参加了农民起义队伍，有的因“避兵”而浪迹天涯，这就使他们开阔了视野，充实了生活体验。

　　在这些作家群中，刘基和宋濂是受朱元璋征召而参加起义军的著名文人，传说施耐庵是张士诚义军中的人物，罗贯中则是因“遭时多故”而奔走湖海的作家。因此，罗贯中和施耐庵能够在民间长期流传的三国、水浒故事的基础上，加工写成《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这两部巨著。《三国志演义》以宏大的结构，曲折的情节，展现出东汉末年和整个三国时期封建统治集团之间的军事的、政治的、外交的种种斗争。作者描写的斗争场面，千变万化，各具特点，显露出独到的艺术匠心。和《三国志演义》表现的对象不同,《水浒传》是一部反映农民战争的小说,它艺术地概括了农民起义发生、发展直至失败的全过程。全书着力歌颂了众多的起义英雄，不少英雄人物刻画得栩栩如生，性格鲜明。《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的创作成功，对后来的历史演义和英雄传奇小说的大量产生有着巨大的影响。

　　在诗文领域里，也出现了一些揭露社会弊病、具有一定社会内容的作品。比如，刘基的一些诗歌和散文就有这一特点。刘基、宋濂、高启是这时期重要的诗文作家，他们的创作，有的以传记取胜，有的以寓言见长,有的善于驾驭五古,有的善于采用歌行，都取得一定的成就。此外，刘东生、贾仲明、杨景贤等人创作的若干杂剧，也属于较好作品之列。

　　随着明王朝的逐渐稳定，封建统治者为了强化统治，一方面是大兴文字狱，文士往往因一字一句之误而罹大祸;另一方面,又采取了笼络手段。明太祖时开设了文华堂，明成祖时召集了天下文士两千多人编纂类书《永乐大典》。为了控制文人的思想，明统治者还大力提倡程朱理学，明成祖曾命胡广等人编纂“四书”、“五经”、《性理大全》，指定为“国子监、天下府州县学生员”的必读之书。统治者对文艺创作的控制也严厉起来。比如，尽管明成祖本人喜欢戏曲，但对戏曲创作的内容注意控制,永乐九年(1411)曾有榜文:“今后乐人倡优装扮杂剧，除依律神仙道扮、义夫节妇、孝子顺孙、劝人为善及欢乐太平者不禁外，但有亵渎帝王圣贤之词曲、驾头杂剧非律所该载者，敢有收藏、传诵、印卖，一时拿送法司究治。奉圣旨,但这等词曲,出榜后，限他五日都要干净,将赴官烧毁了,敢有收藏的，全家杀了。”(顾起元《客座赘语》卷十《国初榜文》)这种严酷的禁令不能不影响当时的文学创作。

　　当时把持文坛的,不是皇亲藩王，就是宰辅权臣,还有的是道学儒生。这些人，极力想把文学变成歌功颂德、消遣享乐的工具，成为宣扬封建道德、推行教化的教材。

　　在戏曲创作领域里，封为周献王的朱有炖所作《诚斋乐府》,共有杂剧31种。这里有点缀升平、歌功颂德的“庆贺剧”,有荒诞迷信、消极颓废的“度脱剧”,有教忠教孝的“节义剧”,即使是描写梁山好汉的剧作,也歪曲了好汉们的性格和形象，并对农民起义进行了污蔑。其成就只是在杂剧的形式上稍有变化，剧作的曲词、音律也较流畅、和谐。

　　传奇创作中，宣扬封建教化的最典型的作品是邱浚的《五伦全备记》和邵灿的《香囊记》。丘浚在“副末开场”里清楚表明了创作的目的：“近日才子新编出这场戏文，叫做《五伦全备》，发乎性情，生乎义理，盖因人所易晓者以感动之。搬演出来，使世上为子的看了便孝，为臣的看了便忠。”于是，剧中假撰出异母兄弟伍伦全与伍伦备二人，在处理“五伦”关系上，处处是至高的楷模。形象干瘪，语言酸腐。《香囊记》则“因续取《五伦》新传，标记《紫香囊》”。剧作叙述的张九成、张九思兄弟忠孝事，不少关目是剽窃他人剧作，拼凑而成的。《香囊记》等好用四六骈体的语言，追求辞藻和典故，世称骈俪派。这种作品，当时效尤者甚多,徐渭指出：“至于效颦《香囊》而作者,一味孜孜汲汲，无一句非前场语，无一处无故事，无复毛发宋、元之旧。三吴俗子，以为文雅，翕然以教其奴婢，遂至盛行。南戏之厄，莫甚于今。”(《南词叙录》)

　　在正统诗文的创作领域里，形成了雍容典雅、词气萎弱的台阁体。代表人物是杨士奇、杨荣、杨溥，世称“三杨”。他们先后都官至大学士。在他们的作品里，充满了大量的“圣谕”、“代言”、“应制”和“颂圣”之作，其内容多为粉饰现实，点缀升平。艺术上也平庸呆板，了无生气。当时这种诗风的追随者不少。只有个别诗人不为台阁诗风所牢笼，如于谦，较能抒写自己的真情实感，且多忧国忧民之作，但由于他的诗作锤炼不足，在当时影响不大。

　　至于小说创作，这时几乎是空白，只产生了瞿佑《剪灯新话》和李祯《剪灯馀话》这两部传奇小说，但意境和功力都逊于唐代传奇，并且“劝善惩恶”的说教气氛较浓。统治文坛几十年的台阁体，首先引起一些有识之士的不满，先有以李东阳为首的茶陵诗派，后有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加以反对。

　　李东阳的散文追求典雅，与台阁体相差无几。在诗歌创作方面，他想通过宗法杜甫，以深厚雄浑之体来洗涤□缓冗沓之习。但由于他着眼点主要在声律、法度，内容也较贫乏，真正消除台阁体影响的是始于弘治年间的前七子复古运动。这时的文坛领袖已不再是台阁重臣，而是中下层的积极有为的官吏。他们的一些诗文能抚事感时，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而且笔力较为雄健。但是，他们为挽救当时疲软文风所循的途径，主要是倡导复古，认为“文自西京、诗自中唐而下，一切吐弃”(《明史·文苑传序》)，于是造成模拟剽窃之弊,且这种弊端又蔚为风气,成为“复古派”的根本缺陷。

　　前七子中的康海、王九思还创作了《中山狼》、《杜甫游春》杂剧及一些散曲，较有力地反击了戏剧领域那种点缀升平、进行道德说教的创作逆流。与此同时,传奇戏曲创作也有所发展。从成化年间开始,就陆续出现了《连环记》、《精忠记》、《双忠记》、《千金记》、《金印记》等作品。尽管这些剧作艺术上不够完整，仍处在传奇大繁荣的准备阶段，但其中有一些颇为动人的思想和较为成功的戏剧场面。此时期民歌颇繁荣，不少是描写闺情的作品，感情泼辣、真挚，在不同 的程度上具有反对封建婚姻的现实意义，连前七子的首领李梦阳、何景明对民歌的成就也大加赞赏。这时期已有明显的势头，即小说、传奇戏曲之方兴未艾，明显地昭示着通俗文学的光辉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