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后妃制度和明朝政治有什么关系

　　明代后妃制度在洪武初年由太祖朱元璋钦定，其相关条款被写进《皇明祖训》，要求子孙世世遵守。后世皇帝虽然在妃嫔名号、编制、葬制等方面作过调整、改变，但对其主要内容都予以严格的执行。那么明代后妃制度和明朝政治有什么关系?

　　任何政治制度都是一定政治文化的产物，换句话说，在中国封建社会里所有国家政治制度的制定、颁布和执行，均集中体现着皇帝所秉持的政治文化观，即所谓君者，制之源也。认真审视明代后妃制度，我们从中可以清楚地触摸到其制定者朱元璋所遵从的政治理念、施政方针和政治情感。

　　明代后妃制度和明朝政治的关系：记取前车之鉴，注重防微杜渐的政治理念。

　　朱元璋起自田亩，对元未政治腐败、法纪荡然导致政权覆亡的教训深有体会，故而十分重视对历代王朝治乱兴衰经验教训的总结，以此作为自己治国行事的根据。他经常挑灯夜读《汉书》、《宋史》等史书，和廷臣讲经说史，并且命近侍收集夏桀、商纣、秦皇、隋炀帝所行之事以进，时时警醒自己：“往古人君所为善恶皆可以为龟鉴，吾所以观此者，欲知其丧乱之由，以为戒耳”(《典故纪闻》卷一)。他说：“小人无忌，不早惩治之，他日或生隙;岂不为其所累?如治病，当急去其根，若隐忍姑息，终为身害”。在与侍臣论古之女宠、宦官、外戚、藩镇夷狄之祸时，他指出：“汉无外戚阉宦之权，唐元藩镇夷狄之祸，国何能灭?朕观往古，深用为戒。然制之有道，若不惑于声色，严宫闱之禁，贵贱有体，恩不掩义，女宠之祸，何自而生?不牵于私爱，惟贤是用，苟干政典，裁以至公，外戚之祸，何由而作?”因此，他对后妃采取了镌铁牌、立祖训、严教育等一系列管理措施，就是为了未雨绸缪，防范于未然。

　　明代后妃制度和明朝政治的关系：厉行重典管制，严格教育训化的施政方针。

　　为了维护社会的有序运行，不仅需要教化以形成稳定的伦理观念，也需要刑罚对付犯罪，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否则统治难以为继。因此，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子产就提出施政应“宽猛相济”，旬况提出应把教化和刑法相结合，这种德、刑并用的施政方针被后世统治者所接受，已成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一部分，朱元璋也同样将此施政方针奉为圭臬。面对百废待兴的明初政局，他一方面强调重典治世，对臣民严格管制，“吾治乱世，刑不得不重”(《明史刑法》)，“当在更张，使纲纪正而条目举 ”(《皇明世法录》卷1)，“元末之君不能严宫阃之政，至宫嫔女谒私通外臣……而大臣命妇，亦往来禁掖，淫渎邪乱，礼法荡然，以至于亡”(《典故纪闻》卷三)。另一方面重视教化，认为：“致治在于善俗，善俗本于教化，教化行，虽闾阎之徒可使为君子，教化废，即中材或堕于小人”(《典故纪闻》卷三);只有通过教化，才能使天下臣民知晓仲尼之道和国家法令，知所循守，因此，“今天下初定，所急者，衣食;所重者，教化”(《明太祖实录卷26》)。在这种施政方针指导下，后妃衣食住行被严加管制，其思想精神被不断禁锢也就势所必然了。

　　明代后妃制度和明朝政治的关系：践踏女性生命，野蛮残忍无道的政治情感。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女性一直处于社会的最底层，身受政权、神权、族权和夫权的压迫，因而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男尊女卑是天理，女性只配传宗接代当玩偶，其生命毫无尊严;一旦女性参预政治，便是牝鸡司晨拂逆天道，必须予以痛击。这种观念不仅被朱元璋信奉，而且其力行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朱元璋的郭宁妃、李贤妃和葛丽妃都生有皇子，但只因为一点小事得罪了他，便被处死，死后只用一只大筐装了，埋在南京太平门外;楚王的生母胡妃仅因为被怀疑堕胎，就被朱元璋杀了并投尸城外，只剩下一根衣带被楚王带回封地安葬。

　　朱元璋的所作所为哪里还顾念一丝夫妻情分。为了避免红颜祸水，杜绝妃嫔干政，朱元璋在太子朱标死后开始实行早已被历史淘汰的妃嫔殉葬制，并在自己死前命令在世的全部38个妃嫔殉葬。他之后的成祖、仁宗、宣宗和景帝都继续这一恶政。妃嫔在殉葬时大多缢死，其状惨不忍睹。朝鲜《李朝实录》记载：成祖死后，在妃嫔殉葬的那一天，殉者先要赴宴，宫内摆设宴席，这时哭声震天，妃嫔们被迫站在小木床上，将早已准备好的绳索套在脖子上，然后活活吊死。90多年后，这一野蛮的妃嫔殉葬制才被明英宗临死前宣布废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