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州十日记》有什么历史价值
《扬州十日记》是明末王秀楚所写关于清兵在扬州屠城的一本约八千字左右的小书。有人认为“由于清廷禁止《扬州十日记》流通导致人们对此丝毫不知，直到辛亥革命前夕有心人士将此书从日本印了带回中国，故此书真伪长期以来有所争议。那么《扬州十日记》有什么历史价值?
书籍背景崇祯17年1644年3月， 李自成率农民军攻进北京城，崇祯上吊自缢。传统说法，这一年明朝灭亡。但同年五月，文武大臣为了使明帝国更好的运转，于是在南京拥立明朝宗室 福王 朱由崧( 明神宗朱翊钧的孙子)在南京登上帝位。年号弘光，图谋复明，收复失地。但在 弘光政权内部没有北伐统一意见，内部还延续东林党争的余温。不仅不积极抗清，福王还沉湎酒色，不思奋进。马士英等只知排斥异己，鱼肉百姓。当镇守 江北四镇的总兵 刘泽清、 高杰、 刘良佐、 黄得功大敌当前之际都互相争权夺利，不以国事为重。危难之际，兵部尚书 史可法 督师江北，筹措军民，抗击清兵侵略。
明弘光元年(1645)，清军挥师南下 破竹。南明国难当头之时，仍然党争不断。兵部尚书兼 东阁大学士史可法奔赴扬州，支撑危局。四月十五日，清军将领多铎一路挥师南下，清军包围了扬州城。史可法率军四千人上城御敌，誓与扬州城军民共存亡。艰苦守卫十天以后(按： 顾诚在《 南明史》里认为史可法坚守扬州实际上仅仅半天)，扬州陷入清军之手。扬州知府 任育民不屈被杀，全家投井而亡。史可法被俘，慷慨就义。都督刘肇基率残部四百余人与城内市民一起，与清军展开巷战，直至全军俱没，无一人投降。
清军占领扬州以后，多铎痛恨扬州人民的反抗，以不听招降为理由，下令屠城十日，纵使部下滥杀无辜。他在“谕南京等处文武官员人等”的令旨中说：“昨大兵至维扬，城内官员军民婴城固守。予痛惜民命，不忍加兵，先将祸福谆谆晓谕，迟延数日，官员终于抗命。然后攻城屠戮，妻子为俘。是岂予之本怀，盖不得已而行之。嗣后大兵到处，官员军民抗拒不降，维扬可鉴。”心狠手辣的多铎，视扬州百姓的性命为草芥，用屠夫的恶行来威吓敢于抵抗的各地军民。
扬州城的居民，只有少数人在破城前逃出，还有个别的在清军入城后隐蔽躲藏而幸免于难，而绝大部分人惨遭屠杀，“城中积尸如乱麻”。
王秀楚根据亲身经历，写出《扬州十日记》，对清军自四月二十五日至五月初一日在扬州的暴行作了甚为详细的记载。其中记述二十七日的情况说：“杀声遍至，刀环响处，怆呼乱起，齐声乞命者或数十人或百余人;遇一卒至，南人不论多寡，皆垂首匍伏，引颈受刃，无一敢逃者。至于纷纷子女，百人交啼，哀鸣动地，更无论矣。日向午，杀掠愈甚，积尸愈多，耳所难闻，目不忍睹”。
清军直到五月初二日才安官置吏，“查焚尸簿载其数，前后约计八十万余”。虽然这个数字可能有所夸大，但即使按《 明季南略》一书的记载，也有超过这个数字的一半：“扬州烟爨四十八万，至是遂空。”这就是惨绝人寰的“ 扬州十日”。扬州城沦为一座人间地狱，千年古城被毁为废墟一片。
历史价值《扬州十日记》之所以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就在于它是 信史。“其间皆身所亲历，目所亲睹”，而“远处风闻者不载也”。对于史学研究来说，这是宝贵的第一手资料。难能可贵的是，该书立场比较客观，不带偏见，无所袒护，也无所隐讳，即如 司马迁写《史记》的笔法，“笔则笔，削则削”。书中既揭露清军奸淫掳掠、刀砍火烧的种种暴行，也揭露明军的军纪涣散与高杰余部的强盗行径，还揭露地方上亡命之徒趁火打劫的铤而走险。书中既对无辜平民所受空前浩劫表示深切同情，“耳所难闻，目不忍睹”;也对极少数失节妇女的“曲尽媚态”，表示卑视与愤慨，“恨不能夺卒之刀，断此淫孽”;还对“有捐金万两而卒受毙者”表示惋惜，并慨叹：是“扬人自导之也!”此“自导”为“自食其果”之“导”;而对自身纳金乞命、苟且偷生的狼狈行状，也丝毫不加掩饰，并未把自己打扮成抗清志士。书中既为史可法的临难不苟免、在全城宣示“一人当之，不累百姓”的“牌谕”而“感泣”，也为邻居洪妪的“卒不供出一人”而“甚德之”;其间还有兄弟、夫妇之间生死与共、患难相依的手足之情与伉俪之情。可以说，全书爱恨情仇交加，美丑善恶交织。凡所揭露，分清主次，一以道义为准;凡所褒贬，明辨是非，一以大节为重。作为第一手资料，这就提供了历史的全息，而提高了信史的可信度。
《扬州十日记》之所以有非凡的文学价值，也在于它是信史。文学艺术的生命在于真实，唯真切才感人。
1940年， 林语堂先生主持的上海西风社出版了扬州人毛如升先生英译的《扬州十日记》。美国学者贝德博士在该英译本《序言》中，对本书的文学价值，给予高度评价：
且就文学之观点言之，《扬州十日记》亦为非凡之文献。其叙事生动逼真，而以其逼真之故，读来令人惊心动魄。其故事之倏忽、鲜明与真切，前后踵接，不啻一幕近代影剧，读者感其事，激于情，莫不惊心咋舌焉。而此种紧张情绪，逐步开展，洵可与一部好剧本相媲美……此书之真切纯正，读者无不为之感动。而其文风之 质朴无华，足证原书之绝非虚构。(转引自 曾学文著《扬州名书》)
贝德博士说得好，“明代之覆亡与满人之侵入，历史学家每多浮泛之论，而《扬州十日记》一书，由 征实多矣。此书就人类生命与价值立论，描写当时实况，故其后革命发轫时，所以采取激烈手段以抗清朝 统治者，盖此书之力也。”
辛亥革命前夕，留日爱国学生才钻进东京和 大阪的图书馆里，把列为《四库》禁毁书、在国内 湮没无闻达250年之久却因流入日本而幸存的《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纪略》等书，“印了输入汉地，希望使忘却的旧恨复活，助革命成功。”( 鲁迅《杂记》)所以1897年， 谭嗣同、 唐才常在长沙“窃印《 明夷待访录》、《扬州十日记》等书，加以按语，秘密分布，传播革命思想，信奉者日众。”( 梁启超《 清代学术概论》)所以1903年， 邹容在上海刊行《 革命军》，更以《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纪略》大造革命舆论。总之，在辛亥革命时期，《扬州十日记》发挥了革命助产士的独特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1903年(一说1904年)， 陈天华在东京发表《 警世钟》，为反对 沙俄帝国主义对 东三省的侵略，为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的瓜分，又以《扬州十日记》为反帝爱国的警世教材，大声疾呼：“若是被洋人瓜分了，我汉人一定不得了。”“须知这瓜分之祸，不但是亡国罢了，一定还要灭种。”《 警世钟》中对世人提出“十条奉劝”，第五条是：“劝富的舍钱。”说：“你看自古换朝的时候，受尽苦楚的不是那富户吗?《扬州十日记》上所载，满兵将到扬州，那些富户一文钱不肯出;及城破了，拿出钱买命，一队去了，一队又来，有出过万金终不免于死的。”读来，令人大为警醒。
此后，在抗日战争中，《扬州十日记》一版又一版发行，一地又一地翻印，确实起了“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动员民众作用。抗日名将 戴安澜1942年4月在缅甸协同英军对日作战时，身负重伤，5月不治殉国，检点遗物，其中就有染上血迹的《扬州十日记》。视此，能不令人肃然起敬?
这里，我们不禁想起清代 康熙年间诗人 钱澄之的《扬州》诗：“水落 邗沟夜泊船，一般风物客凄然。关门仍旧千樯塞，市井重新百货填。商贾不离争利地，儿童谁识破城年?当时百万人同尽，博得孤忠史相传。”此诗的写作时间，距离1645年的“ 扬州十日”，才27年，竟已经是“儿童谁识破城年”了。这使我们想到了对青少年一代又一代的教育，务须以“居安思危”警策。因此，《扬州十日记》仍不失一部具有永久生命力的爱国主义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