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四大高僧之紫柏真可简介

　　紫柏真可〈1543年-1603年〉，明代南直苏州人，俗姓沈，法名达观，中年后改名为真可，号紫柏老人，后世尊称他为紫柏尊者，为明末四大高僧之一。下面是明末四大高僧之紫柏真可简介。

　　出家

　　紫柏年少时，性格刚烈勇猛，貌伟不群，慷慨具侠义气。十七岁辞亲远游，本欲立功塞上，途经苏州阊门，因大雨不能前进，投宿虎丘云岩寺。一日，行至苏州阊门，忽遇大雨，不能前进。当时，虎丘僧明觉禅师在苏州办事，偶然见到他，壮其伟岸，知是法器，遂以伞蔽之，并邀请真可禅师同归虎丘云岩寺，共进晚餐。那天晚上，真可禅师听见寺僧唱诵八十八佛名，心大开悦，即将腰间所缠十余金，赠给明觉禅师，并请求出家。明觉禅师遂予落发[1]。

　　受具足戒后，真可禅师曾在嘉兴东塔寺，碰到一位僧人在抄写《华严经》，心生恭敬，便跪在一旁观看，叹道：“吾辈能此，足矣!”于是，他便来到武塘景德寺，掩关三年。出关后，真可禅师便回到吴门云岩寺，辞别明觉禅师，决志策杖游方，以究明生死大事。

　　一日，真可禅师无意间听到一位僧人唱诵张拙秀才的悟道偈，至“断除妄想徒增病，趋向真如即是邪”这两句时，忽然生起大的疑情。从此以后，真可禅师每至一处，都要把这两句话写在墙上，时时提撕，以至废寝忘食，头面俱肿。后来，终于有一天用斋的时候，真可禅师豁然大悟。他感慨道：“使我在临济德山座下，一掌便醒，安用如何若何!”

　　真可禅师悟道后，即遍历禅席，居无定所。他曾经到过庐山，一度深究法相精义，后又朝五台山，不久又游京师，参礼燕京大千佛寺真圆遍融禅师。遍融禅师是一代华严宗匠。

　　禅学

　　明代的佛教以禅宗最盛，但是宗风却极端的衰微。对于晚明禅宗密室传帕、冬瓜印子的宗风，真可、德清等人就感到相当的不耻。有鉴于宗风的衰败颓废，有志之士发愤振兴，提出禅净双修、禅教一致的口号。佛门僧侣几乎都兼修各宗各派之学，就连禅门也不例外，禅净法门不二、经教不废等观点也出现在禅僧的语录中。诸宗融合成为明末佛教的特色之一。这不仅使得禅学有了复兴的迹象，同时也带动了整个佛教复兴的浪潮。对于这股风潮的推动，明末的四大师功不可没。四大师一致认为没有经教做为背景，便无法获得真正的禅悟。他们从实践到理论，都有促进佛教融合复兴的倾向，指引出禅宗入清以后的发展方向。以真可而言，他一生视复兴佛门、振兴曹溪法运为己任。有鉴于丛林空讲自心佛性，徒以冬瓜印子相为印可的窳陋。身为禅者，真可不仅力振禅门风气，同时强调“文字般若”的重要，特别揭示经教在禅修中的功能。而他对于唯识学的重视，也激起晚明研究唯识学的风潮。

　　明末思想界中，普遍存在三教同源的思想，佛门的高僧多兼通外学。明末四大师都与儒学有着密切的关系：莲池袾宏原是个儒生，憨山德清年少时“习举子业”，蕅益智旭也有援佛入儒的著作。同样，紫柏真可也主张三教同源，在他的文集《长松如退》序言中就自称出入于儒释道之间。

　　紫柏真可主张儒、道、佛一致，不执守佛教的一宗一派，融会性、相、宗义，贯通宗、教。德清大师曾称赞紫柏：“予以师之见地，足可远追临济，上接大慧之风。”紫柏主张佛、道、儒一致，他融和佛教的五戒与儒家的五常，提出：“不杀曰仁，不盗曰义，不婬曰礼，不妄语曰信，不饮酒曰智。”并写有五首偈颂，对照佛、儒二家五种人伦道德。

　　紫柏对佛教各宗派思想主张调和态度，“不以宗压教，不以性废相，不以贤首废天台”。同时认为文字经教是禅僧得悟的先决条件，不通文字般若便不能契会实相般若。其《石门文字禅序》道：“夫自晋宋齐梁学道者，争以金屑翳眼。而初祖东来，应病投剂，直指人心，不立文字，后之承虚接响，不识药忌者，遂一切峻其垣，而筑文字于禅之外，由是分疆列界，剖判虚空，学禅者不务精义，学文字者不务了心。夫义不精，则心了而不光大;义精而不了心，则文字终不入神。”可见紫柏深入文字般若与实相般若，并能贯通融会，交相应用。又紫柏所订“礼佛仪式”，除发愿礼拜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外，还教示礼拜西天东土历代传宗判教并翻传秘密章句诸祖，此亦调和各宗的具体表现。

　　下狱

　　明太祖的佛教政策，对于明朝的佛教发展起了决定性的影响。明太祖规定所有的僧侣分为禅、教、讲三类，除了从事瑜珈事业的教僧之外，禅、讲诸僧只能在丛林中专事于禅修与经教的研习，使得僧侣多被限制于山林之内，断绝了与世俗之间的来往。这应该也是明中叶以前，历史上极少有高僧住世之相关记载的主要原因。

　　这种严格的僧俗隔绝规定，也是在妖书事件发生时，真可被询以“如何不在山中修行”的主要原因。这种“离群索居”、“经忏佛教”的佛教型态，与明太祖的佛教政策有着极大的关系。明成祖永乐因受僧人的帮助篡夺帝位，一改太祖对佛教严统的态度。成祖对佛教的尊崇，带动了以后各朝的佛教发展。各朝的帝王，几乎都好佛。由于帝王对于佛教的崇信，无论是在藏经的刻印，寺院的兴建，都有很大的帮助。王室支持的态度，对于明末僧人佛教事业的推动有极正面的影响。如紫柏真可与憨山德清在复寺与刻经的事业上，就都得到曾慈圣皇太后的赞助。然而帝王的崇信佛教，对于教团的发展也绝非只是正面的影响。朝廷错误的宗教政策，使得僧团过度的发展，导致僧侣素质的低落，这也是造成明末佛门衰败的最主要原因之一[2]。

　　万历二十八年，朝廷征收矿税，宦官乘机扰民，南康太守吴宝秀拒不执行征税命令而被逮捕，夫人愤死。紫柏多方调护，授以毘舍浮佛偈予吴宝秀：“假借四大以为身，心本无生因境有;前境若无心亦无，罪福如幻起亦灭。”谆嘱其诵十万颂，当可出狱。紫柏忧心忡忡地感叹道：“老憨不归，则我出世一大负;矿税不止，则我救世一大负;《传灯》未续，则我慧命一大负。”

　　紫柏慷慨激昂的言论，终于引起朝廷的侧目，门下弟子与德清等人皆力劝他尽速离京。不久，谤言四起，忌者乘机诬陷他滥用公帑，乃朝廷内部倾轧，匿名“妖书”的造作人，紫柏遂蒙冤被捕下狱。

　　万历三十一年十二月，执政法司定罪论死，紫柏以世法如此，久住何为?即说偈云：“一笑由来别有因，那知大块不容尘。从兹收拾娘生足，铁橛花开不待春。”言毕，端坐安然而逝，世寿六十一，法腊四十一。遗骸浮葬于西郊慈慧寺外，后移龛至浙江余杭径山寂照庵，万历四十四年于开山前文殊台荼毘立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