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土木堡之变

　　土木之变，亦称土木堡之变，指发生于1449年(明正统十四年)明英宗朱祁镇北征瓦剌的惨败事变。土木之变后，明英宗沦为瓦剌军队的阶下囚，于谦同文武官、内外臣拥立朱祁钰称帝，重新建立明朝政治核心。1450年(明景泰元年)放回明英宗，1457年夺门之变英宗复辟。下面是学习啦小编为你整理的明代土木堡之变，希望对你有用!

　　明代土木堡之变图片

　　明代土木堡之变历史背景

　　15世纪初，蒙古族自元顺帝率蒙古贵族逃出大都(今北京)后，继续统治塞北地区，史称北元。洪武后期(14世纪末)，蒙古族分裂为鞑靼、瓦剌及兀良哈三部。鞑靼为明朝对东蒙古的称谓，游牧于贝加尔湖以南，大漠以北，东至鄂嫩河、克鲁伦河流域，西至杭爱山、色楞格河上游，南及漠南地区。瓦剌为明朝对西蒙古的称谓，游牧于阿尔泰山至色楞格河下游的广阔草原之西北部一带。兀良哈乃古部名，明代聚居于漠北及辽东边外。

　　蒙古分裂后，东西蒙古互争雄长，征战不休，并不时出兵南下，骚扰明边。永乐初年，明成祖朱棣分别遣使与鞑靼、瓦剌“谕之通好”。瓦剌首领马哈木为借助明廷力量对付鞑靼，向明廷称臣纳贡，明成祖亦分别封之为王。经长期征战，鞑靼势力不断削弱，瓦剌逐渐强大。永乐十六年(1418)，马哈木之子脱欢袭父爵为顺宁王。几年之间，脱欢攻破鞑靼，兼并其众，又统一内部，其势日张，雄视漠北。脱欢立成吉思汗后裔脱脱不花为可汗，自为太师(丞相)，掌蒙古实权。明英宗正统四年(1439)脱欢死，其子也先继位后，不仅漠南诸部全被征服，且东胁朝鲜，西略哈密，环明之北边，尽为其所制。也先每年冬遣人贡马于明。初，所遣使者不过五十人，后贪朝廷厚赏，岁增至二千余人，并屡屡索要贵重难得之物。稍不遂，即制造事端，明廷所赐财物，不得不岁有所增。

　　明正统十四年(1449)二月，蒙古族瓦剌部落首领也先遣使2000余人贡马，诈称3000人，向明朝政府邀赏，由于宦官王振不肯多给赏赐，按实际人数给赏，并减去马价五分之四，没能满足他们的要求，就制造衅端。遂于这年七月，统率各部，分四路大举向内地骚扰。东路，由脱脱不花与兀良哈部攻辽东;西路，派别将进攻甘州(甘肃张掖);中路为进攻的重点，又分为两支，一支由阿剌知院所统率，直攻宣府围赤城，另一支由也先亲率进攻大同。也先进攻大同的一路，“兵锋甚锐，大同兵失利，塞外城堡，所至陷没”。大同参将吴浩战死于猫儿庄。明遣驸马都尉井源等四将各率兵万人御敌。

　　时英宗宠信王振。王振，蔚州(今河北蔚县。一说山西大同)人。明宣宗时自阉入内，侍皇太子朱祁镇读书于东宫。宣宗死，朱祁镇九岁即位，是为英宗。王振狡黠，得帝欢，命掌司礼监，备受宠信。英宗称之为“先生”而不直呼其名。一日，英宗大宴百官。按明制：“宦者虽宠，不得予王庭宴。”英宗惧王振不悦，派人观察慰藉。王振正大怒，自比为周公，曰：“周公辅成王，我独不可一坐乎!”英宗当即命大开东华门中门，使王振赴宴。至则与会百官，皆望风拜谒，王振始悦。

　　正统七年(1442)，张太后病逝，元老三杨或死或贬，王振更加擅作威福，无所忌惮，竟盗走明太祖朱元璋所立禁内臣干预朝政所立之铁碑。从此，大权独揽，广植私党，使其侄王山为锦衣卫指挥，王林为锦衣卫佥事，其党羽个个升官进禄，飞黄腾达。他又排斥异己，陷害忠良，侍讲刘球在奏疏中语讽王振，即被逮捕入狱，杀害于狱中。御史李铎路遇王振不跪，被谪戍铁岭。一次王振会议东阁，众公卿见王振到，皆俯首揖拜，唯大理寺少卿薛瑄见王振不揖不拜，昂然挺立。王振怀恨在心，借故治其死罪，投入牢狱，最后虽未杀死，却被削职罢官。

　　王振还大兴土木，“广置塌房、庄所、田园、马房，侵夺民利，不输国课”。役使军民广建府第于皇城之内，重堂深阁，宏丽不亚于皇宫。卖官鬻爵，收受贿赂，州官入朝，无厚礼相赠，便横加迫害。巡抚山西、河南兵部侍郎于谦，每次入京“未尝持一物交当路”，振“嗾言官劾之，罢为大理寺少卿”。家中金山银窟，财宝不计其数。后抄没其家时，有金银六十余库，玉盘百面，珊瑚高达六七尺者二十余株，币帛珠宝无算。

　　王振如此专横奸险，英宗却不以为奸，反褒以为忠孝。正统十一年(1446)，英宗赏给王振白金、彩币等物，并特赐敕一道，称王振“性资忠孝，度量弘深”，“夙夜在侧，寝食弗违，保护赞辅，克尽乃心，正言忠告，裨益实至”。足见其臣奸，其君昏。

　　大同前线的败报不断传到北京，明英宗朱祁镇在王振的煽惑与挟持下，准备亲征。兵部尚书邝埜和侍郎于谦“力言六师不宜轻出”，吏部尚书王直率群臣上疏劝谏，但英宗偏信王振，一意孤行，执意亲征。1449年7月16日，英宗命其弟郕王朱祁钰据守北京，然后和王振率官员100多人，带领50万大军从北京出发。英国公张辅、成国公朱勇、兵部尚书邝埜、户部尚书王佐、内阁学士曹鼐、张益等护驾从征。

　　由于组织不当，一切军政事务皆由王振专断，成国公朱勇为大，但在王振面前皆膝行而前;户部尚书王佐请帝回军，王振就命其跪在草丛里，直到天黑才能起来。随征的文武大臣却不使参预军政事务，军内自相惊乱。19日出居庸关，过怀来，至宣府。8月1日，明军进到大同。未交锋，镇守太监郭敬报告也先为诱明军深入，主动北撤，王振看到瓦剌军北撤，仍坚持北进，后闻前方惨败，则惊慌撤退。本欲使英宗于退兵时经过其家乡蔚州“驾幸其第”，显示威风;又怕大军损坏他的田园庄稼，故行军路线屡变，导致士兵疲惫不堪。至宣府，瓦剌大队追兵追袭而来，明军3万骑兵被“杀掠殆尽”。13日，狼狈逃到土木堡，瓦剌军已紧逼明军。

　　明代土木堡之变事变过程

　　记载土木之变其真其详者莫如当事大臣李贤记载的《顺天目录》：“明日于土木驻营。宣府报至，遣成国公率五万兵迎之。勇而无谋，冒入鹞儿岭，胡寇于山两翼邀阻夹攻，杀之殆尽，遂乘胜至土木。明日巳时，合围大营，不敢行。八月十五日也，将午，人马一二日不饮水，渴极，掘井至二丈，深无泉(因为土木堡地势高)。寇见不行，退围。速传令台营南行就水，行未三四里，寇复围，四面击之，竟无一人与斗，俱解甲去衣以待死，或奔营中，积叠如山。幸而胡人贪得利，不专于杀，二十余万人中伤居半，死者三之一，骡马亦二十余万，衣甲兵器尽为胡人所得，满载而还。自古胡人得中国之利未有盛于此举者，胡人亦自谓出于望外，况乘舆为其所获，其偶然哉?”

　　英宗被俘，英宗的护卫樊忠万分愤怒，抡起铁锤对准王振的脑袋，狠狠地砸了下去。王振这个祸国殃民的恶宦，终于落得个罪有应得的可耻下场。

　　被俘

　　兵部尚书邝埜一再要求驰入居庸关，以保证安全，但王振不准。土木堡地势高，无泉缺水，土木堡之南十五里处有河，被瓦剌军占据，将士饥渴难耐，挖井二丈仍无水。隔日瓦剌军队包围土木堡。也先遣使诈和，并主动撤离，以麻痹明军。英宗不疑有诈，遣曹鼐起草诏书。王振下令移营就水，当明军大军移动时，饥渴难忍的军士一哄而起，奔向河边，人马失序，瓦剌军趁机发动攻势。明军只得仓促应战，英国公张辅，泰宁侯陈瀛，驸马都尉井源，平乡伯陈怀，襄城伯李珍，遂安伯陈埙，修武伯沈荣，都督梁成、王贵，尚书王佐、邝埜，学士曹鼐、张益，侍郎丁铉、王永和，副都御史邓棨等，皆战死，明英宗盘而坐，不久被俘，王振被护卫樊忠用大铁锤所杀，樊忠不久亦战死。此役明军死亡过半，大量辎重尽为也先掠夺，只有大理寺右寺丞萧维桢、礼部左侍郎杨善、文选郎中李贤等数人侥幸逃出。

　　正在明军争相乱跑之机，瓦刺伏兵四起，明军溃败。英宗突围无望，索性跳下马来，面向南方，盘膝而坐，等待就缚。不一会儿，瓦刺兵冲上来，一个士兵上前要剥取英宗的衣甲，一看他的衣甲与众不同，心知不是一般人物，便推拥着他去见也先之弟赛刊王。赛刊王在盘问英宗时，英宗反问道：“你是谁?是也先，还是伯颜帖木儿，或者是赛刊王。”赛刊王感到英宗说话的口气很大，立即报告也先，也先派遣留在瓦刺军中的明朝使者去辨认，才知道他就是英宗。[1]

　　反击

　　于谦建议百官预支俸禄于京城90里外的通州，这样就使也先没有粮食可以抢。二十三日，都御使陈益上奏：诛杀王振全族。郕王不知道该怎么办，百官发怒，殴打王振的心腹马顺，打死党羽毛、王二人和王振的侄子王山(锦衣卫指挥使)。九月初六，瓦剌进攻宣府、大同、勾结关内的蒙古人，烧杀抢掠，挟持英宗叫门，宣府守将杨洪不听。

　　于谦任命：石亨从招募士兵的小武官晋升为右都督，掌管五军大营;推荐东莞的河伯所闸官罗通为兵部员外郎，守居庸关，四川按察使曹泰为山东都指挥使，韩青守紫荆关，任大同副总兵;郭登为总兵，守大同。从于谦的布置可以看出，当时不论地位卑贱与否，只要是有才能的，都用上了。十月初一，也先、脱脱不花掠过大同，夺下紫荆关，明朝又失一城。也先兵分两路：一路由古北口、密云进入明朝腹地，20000人左右，另一路从宣府、洪州进攻，30000人左右。

　　两路军最终的会合地点是居庸关以西的白羊口，妄图直抵京师!如此，则京师危急。此时，于谦的先遣4将(罗通、曹泰、韩青、郭登)都没有守住各自的收地，瓦剌军长驱直入，看似要灭亡大明王朝。

　　于是，于谦执行第二方案：亲自领兵22万，列阵于九门外，亲自披甲执锐，于是，京师各地士气大振。侍郎吴宁代理兵部的事物。于谦亲自列阵于德胜门外。十月初二，副总兵高礼、毛福寿迎敌于章仪门的土城之北，败瓦剌先锋官，首战告捷，军心大振。派右通政王复到土城拜谒英宗。

　　十三日，也先进攻德胜门。石亨，范广等将领在民间的土房内埋伏，二人大败敌军!也先的弟弟孛罗、平章卯那孩战死。也先转而攻打西直门，又大败十四日，战于章仪门，居民投石相助，再次大胜!此时，围攻居庸关的瓦剌军与明军大战七天七夜，还是大败!

　　连续的失败，士气低落，再加上深入中原王朝的腹地，各地勤王的军队也已经快到达京城，于是，也先坐不住了。十五日夜，拔营而走，明军以炮火追击，杀敌万人，也先向回良乡逃去。十七日出紫荆关，明军奋起直追，败敌于固安、霸州，擒阿归等18人。此时，京师保卫战基本结束。明朝在先损失200000人的情况下依然率领二线部队扭转战局，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明代土木堡之变事变结果

　　此一战役，明军死伤十余万，文武官员亦死伤数十人。英宗被俘消息传来(史书上假称英宗被俘为“北狩”)，京城大乱。廷臣为应急，联合奏请皇太后立郕王为皇帝。皇太后同意众议，但郕王却推辞不就。文武大臣再三请求，郕王无奈应允，于九月初六登基，是为景帝，以第二年为景泰元年，奉英宗为太上皇。瓦剌俘虏明英宗，便大举入侵中原。并以送太上皇为名，令明朝各边关开启城门，乘机攻占城池。十月，攻陷白羊口、紫荆关、居庸关，直逼北京。

　　也先大兵逼近北京城，势不可挡，明朝廷惶惶不安，有大臣提出南迁都城。兵部侍郎于谦极力反对迁都，要求坚守京师，并诏令各地武装力量至京勤王。随后，调河南、山东等地军队进京防卫，于谦主持调通州仓库的粮食入京，京师兵精粮足，人心稍安。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十月初六，也先挟持英宗入犯北京，京城告急，北京保卫战开始。明景帝让于谦全权负责守战之事。于谦分遣诸将率兵22万，于京城九门之外列阵，并亲自与石亨在德胜门设阵，以阻敌人前锋。十三日，于谦派骑兵引诱也先，也先率数万众至德胜门时，明朝伏兵冲出，神机营火器齐发，将也先兵马击溃。也先又转攻西直门，城上守军发箭炮反击，也先又败。京师之围解除。

　　正统十四年秋，明军于土木堡(今河北怀来土木镇)大败于瓦剌，英宗被俘，导致严重的军事危机，这已是广为人知的事实。但不同时代、不同作者对这次战役的记载颇多歧异与疑点，尚需条梳史料以澄清事实;明军参战人数、瓦剌军行进路线、明军回军策略以及明边镇在土木之战中的作用等诸多问题仍需探讨;以此为例，并可初步认识明代中期京营、边镇的规模和有关明代前中期史实记载的可信程度。

　　在土木堡之变死难的群臣中，太师英国公张辅、泰宁侯陈赢、驸马都督井源、平乡伯陈怀、襄城伯李珍、遂安伯陈埙、修武伯沈荣、都督梁成、王贵、户部尚书王佐、兵部尚书邝埜、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曹鼐、刑部右侍郎丁铉、工部右侍郎主永和、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邓栗、翰林院侍读学士张益、通政司左通政龚全安、太常寺少卿黄养正、戴庆祖、王一居、太仆寺少卿刘容、尚宝少卿凌铸、给事中包良佐、姚铣、鲍辉、中书舍人俞拱、潘澄、钱禺、监察御史张洪、黄裳、魏贞、夏诚、申祐、尹竑、童存德、孙庆、林祥凤、郎中齐汪、冯学明、员外郎王健、程思温、程式、逯端、主事俞鉴、张塘、郑瑄、大理寺副马豫、行人司正尹昌、行人罗如墉、钦天监夏官正刘信、序班李恭、石玉等五十二人皆死于混战之中。

　　明代土木堡之变历史影响

　　土木之变致使明朝皇帝明英宗被瓦剌也先俘获;四朝老臣张辅、驸马井源、兵部尚书邝埜、户部尚书王佐、侍郎丁铭、王永和以及内阁成员曹鼎、张益等五十余人全部被杀，无数文官武将战死;财产损失不计其数;明成祖朱棣留下的五十万大军全军覆没，最为精锐的三大营部队亦随之毁于一旦，军火武器研发亦被大大阻碍;京城的门户亦已洞开;英宗复位后更是杀了以于谦为首等新生代文官武将，导致明朝军政在土木之变之后第二次断层。强盛的大明朝由盛转衰。明朝战略由攻转守全面改变，明朝进入中期阶段。而所以随着开国武人勋贵集团和靖难功臣集团在土木堡之变被消灭殆尽(有一种猜测这土木之变是明朝上层文官集团的阴谋)，文官集团有重新获得了宋朝以来的权利并且权利更大，皇帝只能通过内廷的宦官来制衡文官集团以贯彻自己的意志和整个国家的意志，所以明自正统以后，国家大事动辄被文官集团掣肘，国势日蹙。明末清初之际明王朝最大最直接的问题，是同时面对农民军和满清两线作战，又始终不能彻底解决其中一个，在于庙堂之上的权力对比失衡，东林党一家独大导致江南富庶地的税收不上来，只能去西北贫瘠之地压榨人民，直接逼反了农民军，给明王朝来了致命一击。

　　文官大臣和君王离心离德，此时崇祯君臣可谓“君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为仇寇”。崇祯平时勤政节俭减膳、布衣，酒扈器具之金银者尽充军饷。崇祯在最后之时，曾经恳求臣子献出积蓄救国。可大臣变着方的不睬他，有献年奉的(明朝工资极低，大家都主要靠灰色收入，这是不成文的惯例)，有在家大门贴张“此物出售”的条子号称“毁家纾难”的。反正就是绝不掏钱。后来李自成攻破北京，自宫中内帑金银器具以及鼎耳门环钿丝装嵌，剔剥殆遍，不及十万，而在大臣抄家抄出来数万两，甚至数十万两白银的都不在少数，得银甚巨。在李自成绑架拷问大小官员“追赃助饷”的40天中一共得银7000多万两，合明末14年的财政的收入。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宫里的宦官一张张银票往外拿，让崇祯深为感动。这也是后来崇祯重新启用宦官的原因之一。之后满清打着“为君父报仇”的名义叩关，杀死逼死崇祯的李自成，明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