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三大治世永乐盛世
1421年，明成祖正式将明朝的首都迁到了北京。明成祖朱棣即位后，采取了许多措施大力发展经济，他统治期间社会安定、国家富强，由于成祖年号为“永乐”，后世称这一时期为“永乐盛世”。下面是学习啦小编为你整理的明成祖永乐大帝朱棣，希望对你有用!
明成祖永乐大帝朱棣图片
明成祖永乐大帝朱棣简介
明成祖时期，完善了文官制度。明太祖时，由于废除了丞相制度，皇帝直接领导六部，因此事无巨细都要皇帝亲自处理，这样皇帝非常累。明成祖时，在朝廷中逐渐形成了后来内阁制度的雏形，这种制度影响了明清两朝。
此外，明成祖好大喜功，命人编纂了《永乐大典》。这是一本百科全书式的典籍。它包容乐先秦以来所有经典的书，可以说就是本百科全书。这样的典籍客观上也备份了那些古籍，使得很多书不至于失传。
1421年，明成祖正式将明朝的首都迁到了北京。从那时起，北京就一直是中国的政治中心了。
明成祖朱棣即位后，采取了许多措施大力发展经济，他统治期间社会安定、国家富强，由于成祖年号为“永乐”，后世称这一时期为“永乐盛世”。
明成祖永乐大帝朱棣过程
燕王朱棣经过四年的战争终于爬上了龙椅，做了大明的皇帝。虽然这位凭借政变上台的皇帝双手沾满了鲜血，但从其治国的政绩来看，他仍然是一位值得肯定的皇帝。明成祖也是明朝历史上少见的颇有作为的皇帝。
明成祖在11岁的时候就被朱元璋封为燕王，21岁就藩北京。明太祖希望自己的儿子能代替那些功臣宿将掌握兵权，以巩固朱家的天下，于是他给了燕王很大的权利，也让众多猛将辅佐燕王。1390年的时候，燕王出兵蒙古，打败了元朝残余势力乃儿不花，这场大胜巩固了朱棣在朱元璋心中的地位。朱元璋嘉奖燕王，并让他节制北部边境的兵马，大大增强了燕王的实力。到了洪武末期，燕王已经是北方最强大的一镇诸侯了。
建文帝继位后，下诏削藩。朱棣以“诛齐黄、清君侧”起兵，最终打败了建文帝，在南京做了皇帝。朱棣虽是藩王出身，但也深知藩王势力太盛、尾大不掉给中央造成的威胁。于是，在做了皇帝后，明成祖也着手削藩，或迁徙、或贬废，逐步解除了藩王的兵权。
朱棣做皇帝后，当时社会上还有很多人对他的“篡位”做法颇有微词。于是，为了强化自己的正统性，朱棣宣称自己是太祖皇后马氏亲生的。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朱棣就是太祖的嫡子了，再加上建文帝登基时，朱元璋的长子，次子，三子(都是嫡子)都已经死了，所以朱棣实际上就已经是嫡长子了，这样朱棣的身份就正统多了。为了做到这样的舆论宣传效果，明成祖多次篡改史书，以至于现在人们都搞不清到底他的生母是谁了。民间说法五花八门：有的说明成祖生母是蒙古人——元顺帝的妃子，有的说是高丽人……不过朝廷太常寺的记录却无意间暴露了真相。
太常寺是专门负责皇家祭祖的机构，《太常寺志》中曾提到过，说在祖庙里，太祖朱元璋的牌位下边，正中间是马皇后的牌位，左边(东边)是一个淑妃的牌位，以及一大堆其他妃子的牌位，但是右边(西边)却只有一个碽妃的牌位，地位很特殊。于是有人分析，这个碽妃就是朱棣的生母。不过这个祖庙朱棣从来不让人进去看，所以大家也不知道书中记载是否真实。一直到明朝灭亡后，福王在南京建立了南明政权，当时有两个权臣觉得反正天下大乱了，也没人管了，于是他们就斗胆偷看了祖庙的牌位，一看，果然和书中记载一样。于是，更加确信了明成祖生母就是碽妃。
明成祖在靖难之役中，得到了南京朝廷里太监的通风报信，可是说太监是对社稷有功的。明成祖在位期间，很是重用太监。太监的势力在永乐朝也得到了充分的发展。明成祖在明太祖锦衣卫的基础上设立了东厂。东厂是一个特务机构，由皇帝最信任的太监做首脑，专门给皇帝搜罗情报。这样的情报机构比西方的什么007、FBI、CIA要早500多年。不过，这也为后来明朝的宦官专权埋下了祸根。
明成祖派三宝太监郑和下西洋，沟通了当时的东西方世界，应该算是15世纪中国的改革开放了。从1405年到1433年，郑和七次下西洋，促进了经济交流，也宣扬了明朝的国威，同时也浪费了大量的money。
明成祖时期，完善了文官制度。明太祖时，由于废除了丞相制度，皇帝直接领导六部，因此事无巨细都要皇帝亲自处理，这样皇帝非常累。明成祖时，在朝廷中逐渐形成了后来内阁制度的雏形。这种制度影响了明清两朝，甚至还被欧洲国家借鉴。
此外，明成祖好大喜功，命人编纂了《永乐大典》。这是一本百科全书式的典籍。它包容乐先秦以来所有经典的书，可以说就是本百科全书。这样的典籍客观上也备份了那些古籍，使得很多书不至于失传。不过《永乐大典》在成书后的600年里却屡遭损毁。明世宗嘉靖年间，北京皇宫内着了一场大火，三大殿都烧毁了，差点殃及《永乐大典》。事后，嘉靖皇帝让人誊抄了一份《永乐大典》，于是这套经典之作总算有个一份copy版。后来，由于明末的战乱《永乐大典》丢失一些;清代时，很多官员觊觎该书，找机会从宫里往外偷，又丢失了一些;清末，列强入侵中国的时候又丢失、毁坏了一些。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虽然西方国家陆续向中国归还了一些，中国也通过各种渠道寻回了一些，但现在，国内保存的《永乐大典》一共也就60多册了。从上万册到60多册，《永乐大典》丢失了很多，但人们发现丢失的这些统统都是嘉靖皇帝命人copy的那套，历史上从嘉靖后，就没有提到过明成祖命人作的那套原版《永乐大典》哪里去了。有人考证后认为：嘉靖皇帝特别钟爱《永乐大典》，很可能把它带进棺材了——今天北京明十三陵的永陵里很可能就保存有一套完整的《永乐大典》。
明成祖发迹于北方，总觉得南京不是自己的主场，在加上北方蒙古时时威胁中原，所以明成祖继位之初，就开始计划迁都。本着“天子守国门”的精神，1421年，明成祖正式将明朝的首都迁到了北京。从那时起，北京就一直是中国的政治中心了。而今天的北京故宫也是从那时起开始营建的。
从永乐十年开始，明成祖总共五次御驾北征蒙古，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北争的频率越来越快。五次亲征漠北清除了蒙古势力的威胁，明成祖本人也死于1424年的第五次北征中。这次北征时，明成祖身体已经很衰弱了，但仍坚持亲征于人烟稀少的荒漠中。不过此次并没有寻找到蒙古人的踪影，只得返回，行至途中病情加重，病逝于榆木川，死前召见英国公张辅嘱咐后事，并命传位于皇太子朱高炽。
明成祖死后被葬北京昌平长陵，庙号太宗。后来到了嘉靖年间，因长陵的牌坊被雷电击毁，大臣们说是先帝在天之灵不满，嫌自己的称号不够尊贵，于是嘉靖皇帝将朱棣的庙号从“太宗”改成了“成祖”。明成祖执政的22年被称为“永乐盛世”。
明成祖永乐大帝朱棣使得明王朝的强盛
永乐皇帝通常被人们称为明王朝的第二位创立者。这个称号暗指他恢复了祖先的制度，否定前一朝代的统治;它还暗示这位皇帝采取新的主动行动扩充了帝国的版图。旧的制度和法令经过修改使得适合时代的需要，同时在一系列空前的帝国战斗中，明王朝的军事力量远逾中国本土以外。
永乐时代的特点反映了这位新皇帝的政治和军事背景，也反映了他个人对于帝国制度的看法。他是作为职业军人上的台，他对打仗有很大的兴趣，无疑受他的追随者的个人拥护。赫赫武功、北方边境的安全和政治霸权——这些形成了他对帝王形象的憧憬。但是，他也受过完全的经典教育，并且继承了一个足以很好地管理这个国家并支持他的范围广泛的军事活动的文官政府。出于实际的以及意识形态的理由，他强化了文官政府和一个有效率的及稳定的官僚政制。如果不是这样，他就不可能进行足以夸耀的军事冒险。在他统治的时期，几乎在军、政两方面的所有部门都进行了革新和改动。甚至帝国的都城也迁移到了新址。
文官政府的这些发展与皇帝的全神贯注于战斗和建立巩固的政治霸权等方面的活动是并行不悖的，有时被这些活动所压倒。他讨伐蒙古人，并吞安南，和某些中亚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实现和日本及其他海上邻国的贸易关系的正常化，以及去南洋和西洋进行伟大的探险——这一切都大大扩大了明国家的影响。
不可避免的是，皇帝所理想的帝国政府和军事扩张这两个互相纠缠在一起的憧憬会发生冲突。因此，永乐的统治充满了互相矛盾的发展。另外，虽然永乐帝在生前兼收并蓄地容纳了对立的理想和纲领，但是，他的这种处理也给后人留下了很多严重的问题。明朝各利益集团的这些互相冲突的想法给我们提供了理解永乐之治和估价它在明代历史中的地位的线索。
明成祖永乐大帝朱棣对外扩张的军事战役
永乐帝想成为历史上一位伟大的君主，他倾心于用军事征服来达到这个目的。他四面出击：出击北方、西北和东北的边境地区;深入亚洲内陆;通过亚洲海路远至波斯湾以西的各地。他想方设法到处扩张他帝国的政治的、文化的和经济的影响。不是所有这些行动都需要军事对抗或公开的侵略。皇帝也力求用外交使节和给予贸易特权来达到他的目的;这些贸易特权是在洪武帝建立的朝贡制度下给予外国的。然而当局势许可时，皇帝也毫不迟疑地要动用武力。
北方边境的局势在他即位的初年是相对地平静的。在中国北方和西方的大草原上，成吉思汗后人中的蒙古帝位觊觎者们主要已被非成吉思汗子孙的部落领袖们所取代。满洲西北部的几个蒙古部落已向明朝投降，现在并入了明帝国的军事结构中，成为它的兀良哈卫，也称为三卫;有些部落在内战中跟随皇帝一起打仗，并赢得了他的信任。它们一直很友好，并继续它们的朝贡关系而未发生意外。其他蒙古人已归顺汉人统治，并已迁入华北;许多人服帝国的兵役或者做各种其他工作，对新的统治者继续效忠。
这些发展促使皇帝把这些忠诚的蒙古部落也计算在北方边境的一个1403年4月付诸实行的新的防御计划之内。他把忠诚的兀良哈蒙古人再南迁到今天的热河(从前宁王的藩封)的大宁附近，希望他们的存在会加强边境的防御。为了减少军事开支，他把洪武帝建于长城以北各卫所的防御部队南移到北京正北的地区。与此同时，皇帝又把位于内蒙大宁的北京都指挥使司南撤到北京西南的保定。除了在满洲女真人住地所建立的卫所部队之外，没有正规的中国卫再设立在长城沿线之北了。这些新措施在当时不能说没有好处，但它们是以目光短浅的假设为基础的，即假定蒙古各部落会永矢其忠诚。但是，防御方针上的这些改变给后来北方边境上的防御带来了有害无益的影响。②在西面，皇帝尽量与绿洲上的诸穆斯林国家和城镇建立友谊;这些国家和城镇位于从中国土耳其斯坦境内的哈密和吐鲁番往西远至撒马儿罕和哈烈的商路上，撤马儿罕和哈烈当时在帖木儿帝国的统治之下。明朝廷派出的使节给这些国家和城市的统治者们送上了礼物和封号，并邀请他们以朝贡国身份和中国做生意。许多这种国家都起而响应。1404年7月，哈密的统治者安克帖木儿受明朝廷的王的封号;1409年6月，瓦剌的三个酋长——远在准噶尔的西部蒙古的主要集团——也学了样。帖木儿帝国的强大君主帖木儿仍然是皇帝在极西部的唯一的敌手。从未喜欢过中国人的帖木儿曾经处死了洪武帝和永乐帝两人派来的使臣。1404年12月，他对中国发动了全面的进袭。但是中国人很幸运，他在离最近的明朝前哨几百英里的路途中死去，因此避免了一场血腥的对抗。
蒙古人仍然是明帝国的最大威胁。在兀良哈诸卫的西方和北方，外蒙古的蒙古人一直拒绝承认明王朝的权力。在西方，卫拉特诸部落的领袖们虽然已接受了中国的封号，但经常既打明人，又打东部蒙古人。东部蒙古人也一般地敌视明朝的统治;他们常常侵犯明朝边境，掳掠边境地区的粮食和畜群。由雄心勃勃的酋长马合木(1416年死)率领的瓦剌蒙古人也同样受经济的和政治的不稳定之苦;他们不仅和东部蒙古人世为仇敌，也经常进犯明朝边境抢劫粮食和其他日用品。皇帝在这种艰难复杂的情况下于1410年到1424年之间发动了五次战役来惩罚东部蒙古人和瓦剌蒙古人诸部落，以稳定中国与兀良哈三卫的关系，并且防止出现有雄才大略的蒙古领袖重新控制整个蒙古民族。
蒙古之役
第一次蒙古之役的发动是实行报复，因为1409年东部蒙古的本雅失里汗处决了中国人派出的一个使节，其后丘福所统领的大规模讨伐又被打败。在1409年9月胪朐河的战斗中，丘福和其他几名高级将领都在蒙古知院阿鲁台手下丧生。经过悉心的计划之后，1410年3月，皇帝率领逾30万的大军从北京出发，通过宣府北向兴和，直抵胪朐河。他及时抵达位于斡难河畔本雅失里汗的大帐，按照中国人的记载他在6月15日把它摧毁。但是，本雅失里汗并未丧生，而是向西逃去。7月份，明军追赶本雅
失里的知院阿鲁台东至分隔蒙古和满洲的兴安岭，并在一次大战中打败了他。但是，帝国的军队又一次没有能完全地使他屈服。正在这个时候皇帝从大草原撤兵，于8月中旬回到了南京;他宣布取得了胜利。
1410年的战役未能给北方边境带来安全。在西北的瓦剌蒙古人此时构成了新的威胁。1409年，被明朝册封为王的强大的酋长马哈木在他逃避中国军队时于1412年春刺杀了本雅失里。他然后在蒙古的旧都哈尔和林立了一个傀儡君主，并且开始向东进军去对付阿鲁台，其明显的目的是要统一蒙古民族。明朝廷试图在这两个对手之间进行挑拨。阿鲁台在1413年7月被封为和宁王，并被授予朝贡制度下的贸易特权。1413年末阿鲁台告知明朝廷，马哈木的军队已跨过胪朐河，这件事促使皇帝发动了第二次蒙古之役。
经过几个月的准备之后，第二次蒙古之役在1414年4月开始。皇帝这一次又亲统大军，在西蒙古人向东蒙古迁移时力图集中力量把他们歼灭。明军深入到蒙古，与马哈木的大帐交战于土剌河上游。在接下来的战斗中，明军使用了大炮攻击瓦剌人。虽然明军遭受重大损失，他们仍迫使瓦剌人退却，马哈木率众溃退，兵力锐减。这次战役打了不足五个月，皇帝于8月份凯旋回到北京。他在班师途中想与东蒙古人的阿鲁台会见一面，但阿鲁台假装生病，避而不见。可是，阿鲁台继续进贡了几年。
马哈木死于1416年，他的大帐随之而来的解体暂时解除了西部很不服节制的瓦剌蒙古人的威胁。这就使得皇帝能够转移注意力来建设新都北京。这也促使阿鲁台向西把他的影响扩展到瓦剌诸部，他开始就明朝接受他的使节和他的津贴的数额与明朝廷发生争执。到了1421年阿鲁台停止了进贡，他的徒众们也时不时地越境进行零星的袭击。皇帝的反应是准备再进行一次战役;但是这一次他在朝廷内遇到户部尚书夏元吉及其他高级官员以军费为理由的顽强的反对。皇帝占了上风：夏元吉被囚禁，他的副手方宾自杀。
1422年4月皇帝离开北京，亲统大军去讨伐阿鲁台。此时阿鲁台已经占领了张家口之北的兴和要塞，并且降服了屏障明朝东北边境的兀良哈三卫;他计划在长城附近阻止住中国军队，使之不能靠近他的基地。皇帝却是直趋多伦(在开平卫)附近的阿鲁台的营地，同时派了2万人马进攻兀良哈三卫，终于在7月使之降服。等到明军抵达多伦时，阿鲁台携人马远遁至外蒙古。皇帝不想穷追不舍，在9月末返回了北京。
1423年，皇帝发动了第四次反对阿鲁台的战役，以阻挡他们对北方边境的迫在眼前的进攻。这是一次小规模的远征行动，皇帝直到8月末才离开北京。明军在通过了兴和和万全以后尚未能与阿鲁台的人马接触。皇帝在10月份才知道阿鲁台已被瓦剌人打败，他的部队也已溃散。所以他在12月返回北京，这次战役是无功而还。
1424年，他发起了他的最后的第五次蒙古之役。皇帝对阿鲁台的党羽侵入开平并南下进迫大同作出反应，在北京和宣府集结了大军。4月初，他在视察了军队之后便统率远征部队离京作最后一战。在以后两个月时间内，明军通过土木进抵开平之北，但是又没有能够遇上阿鲁台的大帐。有些将官请求给一个月粮■以便深入敌人领土，但永乐帝担心他自己已经过份地深入敌境，就拒绝了这些建议，并撤回了他的军队。1424年8月12日，他病逝于多伦之北的榆木川，留下的蒙古问题和他登极初年一样悬而未决。
在这些战役中，皇帝既没有摧毁蒙古人的诸帐部落，也没有能够限制他们对北方边境的进犯，这就造成了一个政策上的大难题。永乐帝放弃了明太祖的战略方针，他不再在长城塞外的设防卫所内部署兵力;这种部署兵力的方式在补给上会花费很大，同时把戍守部队长期束缚在防守阵地上。结果，他把几个关键性的前沿卫所撤到了长城以南，按保卫新京师的需要重新部署了兵力。
在撤退的卫中，有一个卫是在大同西北的东胜，它变成了明军内线防御工事的象征。但是，当皇帝采取主动，并尽力搜寻敌人的时候，又当他执行一个分而战胜之的政策以使蒙古领袖们自己互相残杀的时候，他的这些计划都要落空。他很难追踪到蒙古那些飘忽不定的诸帐部落并与他们作战，分而治之的政策在最后疏远了蒙古人的各个派系。这些不起决定性作用的战役也大大损耗了帝国的财力，伤害了军队的士气。
他的政策在无意之间削弱了北方沿边的安全。在永乐帝死后，除了1449年的一次惨败之外，再也没有组织讨伐了。中国人丧失了对塞外地区的控制，只有组织长城以内的防御线。这肯定是永乐帝咄咄逼人的边境政策的最严重的负效果。在这些讨伐中大量浪费的精力和物力，并没有取得长远的效益。
干涉安南
不管永乐帝在蒙古的战略方针设想得多么不周到，北方边境确实是引起关心的原因。但在极南方的问题上就不能这么说了。安南是今天越南的北部，它本是一个受中国文化强烈影响的藩属国家;但它自10世纪以来在政治上一直是独立的，并且顽强地反对中国的政治干涉。早期的中国统治者们充分注意到了安南的战略重要意义，曾经想间接通过外交和文化压力来迫使它就范。明太祖1395年的《祖训录》曾把安南以及占城国和柬埔寨一起都包括进不许中国人入侵的外国之列。永乐帝不顾这种祖训，错误地认为安南的内部事件威胁着明帝国的安全，于是他想把安南并入帝国的版图。这一决定造成了明代初年政治上和军事上最大的灾祸。
陈氏王朝在14世纪90年代失去了对安南的控制，有位有野心的朝臣黎季(约1335—1407年)逐渐获得了权力。他侵占广西边境上的思明县城，并且向南侵入了占城国的边境，从而打破了现状。黎季在1400年废黜了陈氏君主，杀害了他的大部分家族成员，自封为王，并且改姓胡氏。1402年他逊位给他的儿子黎汉苍(胡■)，不过他仍在继续进行统治。1403年5月，他派使臣到明廷请求册封胡(黎)汉苍，其理由是陈氏家族已经死绝，而他的儿子又是陈氏之甥。皇帝由于不知已经发生的事件，就及时地答应了他的请求。
后来在1404年10月，有个叫陈天平的安南难民来到南京，声称他是陈氏家族的一个王子。他一一缕述了黎季的背主变节和一切暴行，请求明朝廷恢复他的王位。皇帝没有立即采取行动，直到1405年初来了一名安南使节证实了这位王子的指控。皇帝于是发布诏旨谴责篡夺者，并且要求恢复这个陈氏王子的王位。黎季怀疑这位王子要求复位的权利;但是他宁可不予辩驳，派使节到南京来认罪，并答应接纳这位新王。1406年初，永乐帝派使节率领兵丁护送陈天平返回安南。4月4日正当这一队人马越境进入安南谅山的时候，他们遭到安南人的伏击，大部分中国护送官兵和这位王位觊觎者被斩杀。当这件事的消息传到南京时，已经因安南人的侵犯占城、广西和云南而发了脾气的皇帝更加怒不可遏;他马上计划要痛惩安南和报复这次受辱之仇。
1406年5月11日，皇帝任命成国公朱能带兵远征，以申儆戒，而以两员宿将张辅和云南的主要指挥官沐晟(1368—1439年)为他的两名副。朱能在抵达安南之前在11月份猝死于军中，所以由张辅和沐晟两人共同负指挥之责。他们带领21.5万人马，从广西和云南发动钳形攻势。这场战斗又快速，又成功。11月19日，中国军队攻下了安南的两个都城以及红河三角洲上的几座其他重要城镇。但是，黎氏领袖们遁入海上，并在南方各省重新举兵。这场战争拖延达半年多之久，直到黎季和他的儿子在1407年6月16日被俘并送往了南京。
永乐帝因他轻易得来的胜利而喜形于色，但他现在做出了一个灾难性的决定。根据张辅的建议，7月5日安南被并入明帝国的版图，设立交趾布政司，这个地区的名称一如唐代。给这个新布政司任命了都指挥使，张辅则逗留到第二年以监视它的平定工作。
安南的平定工作是一个难于处理的重大问题。中国行政结构的强行建立马上引起了安南人的反感;他们开始到处反抗明军。张辅的军队粉碎了这种地方性的反抗，在1408年他和他的主力部队返回了中国。1408年9月，原陈氏官员陈 (1420年死)首先举起了有组织的反叛的旗帜。他建立了大越王国，并攻占了义安府城和其他几个城镇。曾经在征服安南中起过重要作用的沐晟，这时又受命带领云南军队来平定这场叛乱。可是，陈 的军队很熟悉当地的地形，又得到人民的支持;因此他一再打败了沐晟的军队。1409年秋，张辅又被派回安南来挽救局势。经过了一次周密计划的进攻之后，1409年12月张辅打败了陈 ，并捉到了他。张辅在1410年初被召回后随驾出征北方边境的阿鲁台，留下沐晟再一次负责交趾的事务。
陈 的一个侄儿陈季扩现在登上了陈氏的王位，他一直未被抓住，因而变成了越南人抗战的领袖。沐晟对他的进攻没有什么进展。明廷想安抚陈季扩和他的支持者，把他封为交趾右布政使;他拒不接受，战事仍在继续。1411年初，张辅再次被派往安南，随带2.4万人。他连胜两仗，夺回了于1408年失陷的义安府城。但是，叛军回避打阵地战，叛乱继续拖延了三年，直到陈季扩在1414年3月30日最后被俘为止。张辅在1415年暂时被召回南京，但又不得不返回交趾以扑灭另外几次叛乱。可是，这时的抵抗很轻微，到了1416年底他和他的大部分中国军队都被召回国。
安南的和平是短暂的。当李彬在1417年2月取代张辅的时候，局势已经恶化了。安南人不满情绪的加剧是由于被派到安南来为建造新都北京而搜集材料的臭名昭著的宦官马骐，增加了对安南的税收和木材的要求。1417年末和1418年初发生了几起暴乱。叛乱分子聚集在黎利(约1385—1433年)手下：此人是清化的一名纠纠武夫，曾经追随过陈季扩，现时已自封为王。他在1419年和1420年都和明军打仗，但两次都失利。他于是用游击战继续抗争，并且赢得了乡村人民对他的忠诚，他在乡村中被视为抵抗运动的象征。尽管投入了大量的作战军队和行政支持，中国人发现不可能把叛乱运动镇压下去，安南战争一直消耗着朝廷的财力。在永乐末年中国人也仍然未能镇伏叛乱。这种失败引起了永乐帝诸继位者的许多严重问题。1427年，朝廷承认其安南政策已经失败，并且决计撤兵，放弃了22年以来在那里建立交趾布政司的努力。
团受到隆重的接待，不过它在京城履行了纳贡制度下应该履行的对中国皇帝致敬的一切正常仪式。在与帖木儿帝国统治者通信时不论皇帝作了什么让步，但在中国朝廷上，君臣关系的门面则是不能妥协的。使团留在北京几乎达6个月。它受到皇帝的几次接见，并参加了宣布北京为新明都的仪式。波斯使者之一吉亚斯丁·纳加什对使团作了详细的、即使偶尔也有谬误的记载，它至今犹存。
陈诚未在场目赌这一盛典，因为在1420年7月，他又被派率一使团前往中亚。但人们对这最后一次出使西域的情况了解得很少。
因此，我们看到永乐帝大力培植了与中亚各国的关系，也许甚至大力促进了与它们的贸易。在他统治时期，朝廷接待了撒马儿罕和哈烈的20个使团、32个中亚绿洲国家的使团、13个土鲁番的使团和44个哈密的使团。这些使团都需要丰厚的礼物和贸易。它们给朝廷带来了诸如贵金属、玉、马、骆驼、羊、狮和豹;它们得到的赏赐是精美的丝绸和其他织品、白银以及纸钞(它们可以此购买中国货物)及其他贵重物品。①从双方的通信中可以明显地看出，维护商业关系是这些交流的最主要的动机。中国的政府和皇帝因急于促进贸易，愿意对冒牌的“纳贡使团”故作不知，甚至放弃了天朝大国的姿态。对中亚各国来说，它们愿意通过纳贡制度的各种形式前来北京，以便保持它们的贸易特权。
西藏
早在1207年，成吉思汗的使者已经到过西藏，蒙古人与西藏发展了一种关系，即西藏人接受蒙古的保护和承认其宗主权，同时给蒙古的统治者们提供精神指导。西藏的喇嘛在元朝的朝廷中一直很有影响。在忽必烈统治下，蒙古人与萨迦派教团的领袖们谈判，并承认后者为西藏13省的帝师。他们的地位受到一个敌对教团止贡派的挑战，后者得到了伊朗的伊尔罕蒙古人的支持。止贡派在1290年才被彻底击败。同时另一个西藏宗教教团噶玛派在元朝宫廷继续拥有强烈的宗教影响。元代诸帝试图把西藏置于一个集权的政府之下，但是实权仍掌握在提供世袭的教(族)长的寺院和贵族门第手中。
内部的权力斗争继续进行。随着蒙古力量的衰落，萨迦派的势力也随之变弱。主要的反对力量来自绛曲坚赞，此人原为萨迦派僧人，又是雅鲁的地方领主。从1332年起经过许多征战后，这个僧人逐渐控制了西藏。1351年元朝承认他为帝师以取代萨迦派的大教长。绛曲坚赞不仅仅是另一个宗教教长;他的目的是要重建唐代的前吐蕃王国，重新树立西藏人的民族主义和消灭蒙古宗主权的一切痕迹。他和他的继承者们(即帕木主巴诸王)试图维持一个君临全西藏之王的思想，并且在15世纪80年代之前一直是西藏主要的世俗力量。
在明朝掌握政权时，西藏寺院教团之间的宗教对立常常导致公开的战争;宗教和政治权威之间出现了严重的分裂。还不清楚南京对这种事态的了解程度。据说明代的开国皇帝急于想阻止唐代与吐蕃人发生的那种纠纷的再现。但他并不去与帕木主巴诸王建立联系，而是与控制较近的康区和东南藏的噶玛派大住持们接触。皇帝派一使者前往，要元代时任官职的人来南京，以便重新授职，第一个使团于1372至1373年间的冬季抵达。当时教团的教长为黑帽教派的乳必多吉四世活佛(1340—1483年)，他在1359至1363年曾在元朝朝廷。他从未应皇帝的邀请去南京，但派使者前往，直到他死前不久为止。
他的继承者得银协巴(中国人称哈立麻，1384—1415年)以善行法术著称于世，永乐帝在为燕王时已闻其名。新帝在1403年登基时，派了一个由以后多次被用作外交官的宦官侯显和著名印度僧人班的达的弟子智光(他在南京已深受开国皇帝的礼遇)率领的使团去西藏。使团邀请得银协巴去南京。得银协巴在一开始派出一个纳贡使团后，在1407年4月亲自去明廷，受到隆重的接待。他应请求为皇帝死去的双亲举行宗教仪式，据记载他施展了许多魔法，如使许多神祇显形，制造鹤、狮、花雨、甘露的幻象等等，时间长达22天。他和他的随行人员受到重赏，取得了响亮的官衔，并前往山西省重要的中国佛教中心，在那里又举行了仪式，然后返回西藏。他在以后至少与明朝廷交换了三次礼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