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的历史介绍
法家是中国历史上研究国家治理方式的学派，提出了以法治国。法是通过具体的刑名赏罚来实现的。下面小编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法家，让大家知道法家的历史，希望大家喜欢。
法家
法家是先秦诸子中对法律最为重视的一派，主张「以法治国」，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这为后来建立的中央集权的秦朝提供了有效的理论依据，后来的汉朝继承了秦朝的集权体制以及法律体制，成为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政治与法制主体。
法家重视法律，反对儒家的「礼」，反对贵族垄断经济和政治利益的世袭特权，要求土地私有和按功劳与才干授予官职。法律的作用就是「定分止争」，也就是明确物件的所有权。「兴功惧暴」，鼓励人们立战功，而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惧，兴功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富国强兵，取得兼并战争的胜利。
法家反对保守的复古思想，主张锐意改革。他们认为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随历史的发展而发展，既不能复古倒退，也不能因循守旧提出「不法古，不循今」的主张。韩非则集法家大乘，提出「时移而治不易者乱」，把守旧的儒家讽刺为守株待兔的愚蠢之人。
商鞅、慎到、申不害三人分别提倡重法、重势、重术，各有特点。韩非提出了将三者紧密结合的思想。法是指健全法制;势指的是君主的权势，要独掌军政大权;术指的是驾御群臣、掌握政权、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主要是察觉、防止犯上作乱，维护君主地位。
代表人物：
韩非
韩非，姓韩名非，战国末年的韩国(今河南郑州新郑市)人，出身于贵族，为韩国的公子，生年与血亲已不可考，卒于公元前233年。韩非口吃，不善於言说，而好著书。韩非与李斯为同学，同师事於荀子。
韩非见当时韩国势弱，曾数谏韩王，但韩王不听。韩非痛恨治国不修明法治，不实行富国强兵，而重用那些没有实际经验好发空论的人。於是他观往者得失之变，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十余万言，成为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书成后传至秦国，秦王读后说：「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韩非的著作得到了秦始皇的称赞。
秦国攻韩，韩王本来不用韩非，待秦进攻甚急，韩王於是委派韩非出使秦国。秦王见到了韩非很为喜悦，但亦未信用。李斯认为，韩非为韩国的公子，终为韩而不为秦，因此向秦王建议，既然不用韩非，不如诛之，以免后患。秦王以为然，下令治非。李斯则暗中差人送韩非毒药，使自杀。韩非怀才而不遇，终为自己的同学所杀。
商鞅
商鞅(公元前390年至公元前338年)，姓公孙，名鞅，卫国(今河南安阳市)人，秦孝公时封于商邑，故名商鞅，号为商君。商鞅为卫国庶出公子，故亦称为卫鞅。商鞅先事魏相公叔痤为中庶子。公叔痤知道商鞅有才能而未得重用，向魏惠王推荐商鞅。商鞅未被惠王纳用，待公叔痤去世后，闻孝公下令国中求贤者，於是商鞅西入秦。
商鞅入秦后，秦孝公前后四次接见他。孝公不欲仁政德治的儒家之道，而信霸道，与商鞅的法家思想相合，并在秦国推行最为彻底的变法运动。
商鞅在秦国前后实行了两次变法，比较彻底地废除了旧制度，实行了新制度，使得秦国很快强盛起来，成为战国时期第一等强国。其后，商鞅本人却遭到贵族保守派的诬陷，被处以车裂极刑。
历史局限
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的思想是难能可贵的。但在封建专制社会，一切用法来衡量和判断，是很难做到的。那些权贵是不会甘心受法律约束的，所以法家代表人物，如楚国的吴起、秦国的商鞅，最后都为变法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法、术、势三者紧密结合乃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所倡导，韩非明确地指出：“人主之大物，非法则术也”、“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君无术则弊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此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法律高于权力，法律至上是现代法治的重要内容。法律对权力的控制，是现代法治的基本特征。
在统一中国的过程中，法家的目标是富国强兵，如何实现这一目标，法家认为是农战，但法家认识到“民之内事，莫苦于农，民之外事，莫难于战”。农事之苦，战事之难是推行农战的极大障碍，然后利用赏罚的手段，民才有可能从令如流，克已之难，以赴耕战，只有人民努力耕战，国家才会强盛。在法家看来，富国与富民，强国与强民是对立的，二者不可兼得，商鞅说：“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法家的“强国强民”理论上，体现了国家与人民的权利义务界限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法家主张无限的扩大国家权利而缩小人民的利益，这是法家理论的一个危机。如果当人民贫弱到不能生存时，他们就不会再抑仪国家的食禄，而会起来夺食，届时任何赏罚都将失去作用，国家强盛将不复存在。这个简单的对立统一规律法家没有认识到。
法家思想主张乱世用重刑，乱世用重刑是法家法治思想中最具特色的思想，其理论价值彰显了法家思想家们实现富国强兵的愿望。法家的重刑思想源于春秋时期子产“宽猛并用，以猛为主”的思想。以重刑打击守旧势力，维护法制。法家人物当中，商鞅和韩非在其各自著作中都不吝其辞、极力赞美乱世用重刑，并提出系统的重刑主义理论。
法家使用重刑的基本的思路是：“以刑去刑”。法家重刑论的重要内容之一是确保让犯罪人必然遭受重刑。这也就是商鞅在《商君书·赏刑》所要求的“刑重而必得”，韩非在《韩非子·奸劫轼臣》所说的“诛重而必”。为什么一定要“必”得、“必”诛呢?因为是否必罚是刑罚能否发挥禁奸止过作用的重要条件，是使臣民选择不犯罪道路的重要条件。韩非认为，“刑罚不必则禁令不行”。犯罪而不‘必得’，就会出现像《商君书·算地》“小人辟淫而不苦刑”，从而助长小人的“侥幸”心理。既然犯罪不一定受罚，却一定得利，按照权衡利弊的逻辑，人们自然会为得利而去犯罪。诚如《韩非子·八说》中：“有奸者必知，知者必诛”，人们权衡的结果才是为犯罪害大于利，才会做出不犯罪的选择，重刑才能真正发挥禁奸止过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