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历史合作转折点

　　你知道吗?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国民党改组的完成和国共合作的正式建立。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以后，革命得到全面迅速的发展，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一起来看看小编给大家精心准备的资料，欢迎阅读!

　　第一次国共合作

　　1924年1月20日 (农历腊月十五)，第一次国共合作(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

　　孙中山手批国民党各地执行部所辖范围，以及拟派各地组建地方执行部的中央执委、候补中执委和预算委员会名单。

　　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努力和具体帮助下，以解决改组问题为中心内容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在广州召开。这次会议代表总额196人，到会165人。代表中一半由各省党部选举产生，一半由孙中山指定。其中共产党员约占40%。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林伯渠、谭平山、王烬美、李维汉等人都以个人身份出席了大会(第一次国共合作)。

　　孙中山以身份担任主席并致开幕词，他说：“此次国民党改组，有两件事：第一件，改组国民党，第二件，就是用政党的力量去改造国家。”在这次大会上，孙中山总结了历次革命的经验教训，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承认共产党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资格加入国民党。在孙中山主持下，大会通过了有中国共产党人参加起草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这个宣言，总结了过去革命斗争的经验，批评了当时社会上流行的立宪派、联省自治派、和平会议派以及商人政府派等各种错误的、反动的主张;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口号，规定了民主革命的基本纲领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为目标。从而把旧“三民主义”重新解释为革命的新“三民主义”。为了使国民党员普遍地了解新的革命理论，并向全国人民进行宣传，大会期间，孙中山开始系统地讲解“三民主义”。把旧“三民主义”发展成新“三民主义”，这是孙中山的一个伟大历史功绩，也是他适应历史发展潮流的伟大革命精神的表现。在历经革命失败的痛苦之后，孙中山终于找到了拯救中国的道路。他认识到，革命要成功，就必须同中国共产党合作，唤起民众、扶助农工;必须联合世界上一切被压迫民族和人民;必须打倒帝国主义，铲除封建军阀的统治。

　　这次大会还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章程》、《组织国民党政府之必要案》等决议案。选举产生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推举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戴季陶、李大钊、邹鲁等24人为中央执行委员，邵元冲、林伯渠、瞿秋白、张国焘等17人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

　　国民党“一大”的召开，标志着国共合作的正式建立。国民党经过这次改组，实际上已经成为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

　　第二次国共合作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中华民族处于危亡关头。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实行不抵抗政策，继续对红军进行反革命围剿。为了打破国民党的封锁和围剿，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的旗帜，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1935年8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第一次比较完整地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思想。

　　1935年10月，红军经过艰苦卓绝的万里长征到达陕北。当时三支主力红军会合时，兵力已不足3万人，却被十多万国民党军包围，形势十分险恶，处境非常困难。红军在陕北刚刚站稳脚跟，马上就召开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著名的瓦窑堡会议。这次会议，批判了党内的关门主义错误，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次年8、9月份，中共中央根据形势的进一步变化，又发出致国民党书和《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明确提出第二次国共合作，组成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并把“抗日反蒋”口号改为“逼蒋抗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扩张到华北以至全中国，触犯了英美在华的利益，国民党内亲英美派蒋介石集团也被迫对其政策作出调整，对正在进行中的中日外交谈判采取了比较强硬的态度;同时调整了对苏联的政策。1932年12月恢复了中苏邦交。与此相联系，蒋介石在1935年11月又提出“打通与共产党的关系”，派孔祥熙、陈立夫等同苏联大使秘密谈判，要求苏联作他和中共之间的中间人。苏方认为不需要中间人，可与中共谈判。这样，从1936年初开始，国共两党间打破长期对立的僵局，通过多种渠道，进行秘密接触。但这时的国民党只是想借“合作抗日”，达到“招抚”共产党和“收编”红军的目的。蒋介石仍没有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因此一面谈判，一面继续进行“剿共”。

　　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在民族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作出的一个英明的重大战略决策。为了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现，中共首先同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联络谈判。

　　红军对东北军采取了团结和帮助的政策，将俘虏的东北军619团团长高福源放回去做争取张学良的工作。高福源在统一战线政策感召下，自愿承担起促成红军与东北军合作的重大使命。1936年1月初，高福源从苏区回到东北军后，沟通了红军与东北军的联系。此后，中国共产党又先后派李克农和刘鼎与张学良、王以哲等人进行联络。1936年4月，应张学良的邀请，周恩来在延安与张学良进行会谈，双方就停止内战等问题达成了初步协议，并签订了停战协定。在做东北军工作的同时，争取杨虎城的工作也通过三条线积极进行：一条是北方局的地下党，一条是中央直接派人去西北军，再一条是共产国际，并最终使杨虎城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

　　1936年9月26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等46人以红军将领的名义，联名写信给国民党在西北的高级将领，提出红军誓与东北军、西北军合作到底。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公布的关于“西安事变”真相的材料也表明，张学良当时通过与中国共产党的接触，特别是从周恩来等共产党人身上看到了中国的希望，逐步坚定了与红军联合抗日的决心。到1936年秋，红军和东北军、十七路军终于在西北地区形成了“三位一体”的局面。1936年12月12日，蒋介石飞抵西安，督促张、杨进攻红军，张、杨在对其劝说无效的情况下，出于民族大义，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对蒋实行兵谏，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发生后，国内外局势异常复杂，如何处理事变成为决定时局走向的枢纽。党内也有不同认识，起初许多人提出杀蒋的要求。中国共产党从国家民族利益的大局出发，提出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并委派周恩来为中共代表，以第三者的身份，赴西安进行斡旋，迫使蒋介石作出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承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使国共两党间长达10年之久的内战基本停下来，为第二次国共合作创造了前提条件，成为时局的根本转折点。

　　1937年2月9日至9月下旬，国共两党代表先后在西安、杭州、庐山和南京等地进行了6次谈判。经过7个多月的反复商谈，国民党终于同意将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下辖3个师，共计4.5万人，在3个师之上设总指挥部，由朱德和彭德怀分别担任正副总指挥;并承认陕甘宁边区政府。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公布《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次日，蒋介石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事实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至此，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

　　历史上的国共合作是怎么形成的

　　第一次国共合作：打倒列强，除军阀，实现国家统一

　　20世纪初，中华民族灾难深重。在近代中国历史上，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都是以救国救民为己任而诞生的革命政党。1920年代，中国社会面临军阀混战的局面，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人，欲从广东北伐，实现国家统一，却陷入了内部分裂、组织涣散的状态。当时，苏联基于其地缘政治利益，愿意支援中国革命。1922年8月，孙中山在上海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会晤，马林建议让革命意志坚定的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帮助工作。孙中山接受了这一建议，不久派出蒋介石及共产党人张太雷等赴苏联考察学习。

　　起初，中共中央不以马林的建议为然，认为与国民党还是通过“党外合作”，关系比较好处理，后来经过争论，才同意党员以个人资格加入国民党的“党内合作”方案。因为中共那时隶属于共产国际，是它的一个支部。1923年1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作出的《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认为，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是必要的。这就等于批准了“国共合作”。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以俄为师，进行改组工作。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中共全体党员加入了国民党。在国民党“一大”上，中国共产党中有十人被选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一大”后，国民党在全国开展组党和设立党部的工作，中共于此出力甚多，这样不到三年，国民党党员就发展到号称百万的规模。国共合作的另一项重要工作，是在苏联帮助下成立黄埔军官学校，创建党军。黄埔学生军取得了东征胜利，巩固了广东根据地。期间，中共还发挥其善于做民众和宣传工作的优势，接连发动五卅运动、省港工人大罢工及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很快形成了“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国民革命高潮，使北伐顺利出师，节节胜利。

　　但是，第一次国共合作虽使国民革命大发展，却在国民党内部任谁都看得明白“最能奋斗的是共产青年”，于是“以两党党员混合革命，小党胜于大党为忧”(蒋介石语)的防范、排斥之心日增。特别是孙中山逝世后，一些“联共”政策的反对派陆续抬头。鉴于国共关系错综复杂，中共党员纷纷要求改变“党内合作”方式，却被苏联顾问鲍罗廷压下。鲍认为，中共要以大局为重，忍耐求和，等北伐取得彻底胜利，再来检讨、解决国共合作的方式问题。进入1927年以后，随着北伐军攻占长江流域，国民党分裂成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政府和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政府，中共受到宁汉双方的忌恨与猜疑，形势愈加险恶。4月12日，蒋介石发动清党，大肆捕杀共产党员。7月15日，汪精卫决定“分共”。国共合作彻底破裂。

　　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的原因可以列出多端，如共产国际不谙中国国情的错误指挥，套用别国经验搞“党内合作”;不适时地要求中共开展土地革命，人为制造了两党之间的不少矛盾;中共政治经验不足，工农运动出现“过火”，导致北伐阵营内部的不满;蒋介石搬来“革命是非专政不行的，一定要一个主义，一个党来专政”的主张，不允许党内有党等等。然而更加根本的是当时人们无法跳出传统中国“打天下坐天下”的政治规则。后来，毛泽东总结说，中国人民没有任何的政治上的自由权利。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这是拿血换来的经验。

　　没有第二次国共合作，就不可能有1945年抗日战争的胜利

　　1931年日本制造了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1935年8月，中共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呼吁国内各党派停止内战，一致抗日。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中共派周恩来等赴西安，促使事件和平解决，并向蒋介石提出联共抗日等项条件。次年2月，中共中央又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五项要求，主张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嗣后，国共双方就合作问题进行了近半年的谈判。由于国民党方面坚持取消共产党组织上的独立性，取消红军及根据地等主张，双方难以谈拢。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7月15日，中共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送交蒋介石。《宣言》提出发动全民族抗战、实行民主政治和改善人民生活等三项基本要求，重申“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须，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等四项保证。17日，蒋介石发表了准备抗战的谈话，当天中共代表周恩来等在庐山与蒋介石继续谈判。8月13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8月14日，国民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与此同时，中共代表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同蒋介石等就发表中共宣言和改编红军问题，在南京举行谈判。国民党方面终于同意将在陕北的中共军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红军正式改编为八路军，开赴华北抗日前线;10月间，又将在南方十三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开赴华中抗日前线。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谈话，实际上承认了共产党的合法地位。至此，国共开始了第二次合作。

　　在抗日战争中，按照国共商定的对日作战战略分工，中共以其善打游击战、运动战的所长，深入沦陷区，开辟敌后战场;国民党则在正面战场迎击日军进攻。期间，两党之间虽有摩擦，甚至发生过阴谋消灭新四军的“皖南事变”，但在日本侵华的民族大敌面前，国共都浴血抗战，英勇牺牲，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历史篇章。可以说，没有第二次国共合作，就不可能有1945年抗日战争的胜利。

　　抗战结束后，国民党违背人民意愿发动内战，结果败退台湾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抗战结束后，中国社会人心的最大愿景是和平建国，可以说这也是国共两党面临的顺应民意的共同目标。起初，蒋介石同意开政协会议，也支持国方代表与共产党等其他政治力量协商制宪。可是，国民党内“打天下坐天下”的思想根深蒂固。既然不愿与他人分坐天下，那就必须用武力来剪灭异己，国民党内主战派十分猖獗。其实，“打天下坐天下”思想也是蒋氏自己加以贩卖的。1944年他发表《中国之命运》一书，批了共产主义，又批自由主义，反复强调的只有一条：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

　　与国民党比起来，中共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纲领，准确把握了当时中国的社会人心，并且满足了人民大众的所欲所求。新民主主义的主张是：在政治上，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在经济上，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真正实现耕者有其田;在文化上，建设为民主政治和民族资本主义新经济服务的新文化。进而，中共把“需要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又以反专制主义为第一”(毛泽东语)作为自己的斗争方针，在国内外舆论界占得了十分有利的位置。

　　与中共比起来，国民党对社会民意的判断与把握发生了错误，从而发动了内战。内战爆发后不久，“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学生运动席卷各地，“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之歌响彻全国，国民党最终完全失掉了民心，也失掉了在大陆的政权，退守台湾。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国共两党一定能够为共圆中国梦做出更大贡献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中共成为执政党。站在中华民族利益的高度，中共领导人希望国共能够进行第三次合作。1956年1月25日，毛泽东在第六次最高国务会议上宣布:“国共已经合作了两次，我们还准备进行第三次合作”。接着，曾经通过章士钊、曹聚仁等人与国民党方面接触，商谈合作的事。1979年，邓小平说:“现在可以提第三次国共合作。”1983年他再次提出:“我们建议举行两党平等会谈，实行第三次合作”。但是在一段时间里，国民党领导人蒋经国却坚持与共产党“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

　　进入1980年代，改革开放使大陆亿万民众迅速脱贫致富，社会政治迈向民主与法制的轨道。这给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的国民党领导人蒋经国以促进。1987年11月，台湾当局终于开放了岛内部分居民赴大陆探亲。1995年1月，中共中央江泽民发表了《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的重要讲话，对发展两岸关系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2005年春天，中共中央胡锦涛与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穿越近60载政治风雨，终于实现了历史性会晤，并建立起两党的交流平台。2008年，马英九成为台湾地区领导人后，两岸关系大步迈进。“三通”的实现，使双方人员往来年突破700万人次。《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的签署和施行，促进了两岸经济一体化。

　　2013年2月，中共中央在会见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时强调：希望台湾同大陆一道发展，两岸同胞共同来圆中国梦。今年2月18日，再次会见了连战，他强调：希望两岸双方秉持“两岸一家亲”的理念，顺势而为，齐心协力，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取得更多成果，造福两岸民众，共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他说：“历史不能选择，但现在可以把握，未来可以开创”，相信“两岸中国人有智慧找出解决问题的钥匙来”。可以预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国共两党一定能够为共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更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