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发动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准备了必要的前提，成为由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那么你知道是谁发动的吗?一起来看看小编给大家精心准备的资料，欢迎阅读!

　　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真实原因：蒋介石发现其通共

　　西安事变主角之一的杨虎城惨遭国民党特务杀害，至今内幕仍然没有全面公开。2013年正逢杨虎城诞辰一百二十周年，多年来一直在搜集西安事变相关史料的杨虎城之孙杨瀚再次致信马英九，要求国民党尊重历史事实，为祖父平反。

　　距离1949年10月1日不到一个月的一天夜里，杨虎城高大的身躯倒在中国重庆的一个角落，此后人们大多认为，杨是被当时的国民党政府特工人员杀害，但是后来的国民党对发生在他身上的历史始终没有做出公开明确的阐述，这让他的家人一直耿耿于怀，包括杨虎城之孙杨瀚。

　　在最近的几百天乃至几千天里，杨瀚保持了一个习惯，早上六点钟来到他简单的办公室，开始一天的工作，在北京的冬日里，当第一缕阳光打到人们脸上的时候，他已经能够从工作中暂时休息一会儿了。

　　根据杨瀚的了解，台湾方面对于杨虎城被杀最早的陈述“说是在重庆撤退的时候被土匪杀了。”此后，国民党党史馆负责人邵铭煌曾经发了一个声明，但“实际上什么也没有讲，只是对杨被杀表示遗憾，也没有讲杨虎城被谁杀。”

　　2008年，杨瀚在台湾见了时任国民党秘书长吴敦义，“我们两个交谈的时候他也是表示遗憾。”

　　在北京的办公室里，杨瀚分析国民党方面始终无法公开面对此事，应该是出于对蒋介石地位的维护，“蒋介石最大一次奇耻大辱就是西安事变，杀杨虎城又是他在政治上一个最大败笔，他不光杀杨虎城，连杨虎城的孩子、下属都杀。所以研究蒋介石的人和维护蒋介石的人都不愿意涉及这两个事。”

　　西安事变仍然没有尘埃落定

　　杨瀚始终在强调“西安事变仍然没有尘埃落定”。在他的概念中，西安事变的策划、组织、发展、最后的结束，在公开的资料中，一直没有很详细的、很真实的细节。

　　2009年开始，杨瀚开始做西安事变资料收集工作。为什么要重新考察西安事变?他觉得，“这个事没有完，台湾对这个事从认识到宣传，始终是避讳的。”

　　在杨瀚看来，西安事变对此后中国的历史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用什么样的历史观去看待，很重要。还是需要坚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在他所强调的唯物史观的实践中，杨瀚发现，有些人着重通过日记来评价一个人，“我认为这是不客观的。”

　　近些年，研究蒋介石的日记成为潮流。

　　杨瀚觉得，政治人物的日记只能反映他一定程度的内心世界，并不是他全部的思想活动，特别是他的政治活动。“蒋介石一天批的公文发的电报可能有几千字，可他的日记最多是几百字，少的几十个字，这个能反映一个政治人物的整个思想状态么?”杨瀚看蒋介石日记有几个感触，蒋介石在里面有骂人记录，有打人记录，但是从来没有杀人记录。“蒋介石一生中杀的人比打的人要多得多。”

　　在这样的大前提下，再来看“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与张学良的沟通。“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给蒋介石发了电报。作为当时国家最高领导人，蒋介石“九一九”、“九二零”、“九二一”、“九二二”的日记里只见到他骂日寇，但是他没有任何要反抗的表示。从南昌回到南京后，他一下军舰就召开会议，确定依靠国际解决东北问题。“实际上不抵抗政策是蒋介石确定下来的。”杨瀚注意到，蒋介石从1927年的济南惨案开始，每天日记里都写两个字“雪耻”，“从1927年写到1931年，从1931年又接着往后写，一直写到1937年。”

　　“研究历史人物的过程中必须要全面唯物，什么叫唯物?就是唯事实。有些事蒋介石没有档案，现在发现从‘九一九’到‘九二七’，南京政府给东北方面的回电一个都没有。这个怎么解释?”国土遭遇外敌侵略，作为中央政府竟然没有任何反应，这很不正常，杨瀚判断“蒋介石别的档案都那么齐，这个重大历史事件几天没有东西，已经说明了问题。”

　　杨判断，“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没有了后方，失去了军事供应系统与财政供应系统——这促成了张学良与杨虎城的关系。杨瀚称，关键时刻张的部队没有军饷，作为西北绥靖公署主任的杨虎城专门给他调钱解决燃眉之急。

　　同时，东北军在与红军的战事中不断失利，使得张在南京政府的地位受到了负面影响。“国民党开五全大会的时候，张的两个师刚刚被消灭，张学良到南京，很受奚落”——这更促成了张杨的走近。

　　历史的混乱

　　“在历史夹缝中，一个被边缘化的人物竟然做成了惊天动地的事情。”杨瀚如此评价祖父杨虎城。与习惯自己思考的张学良不同，当年杨虎城会与他的机要秘书讲心里话，而且有时候听他们的意见。

　　善于决策又敢于决策的杨虎城最终带出来一支强悍的西北军，“他当时两个军，孙蔚如的三十八军、冯静斋的九十七军，这两支部队西安事变以后就分化了。冯投靠蒋介石，孙蔚如的部队被缩编为第四集团军，但抗日的时候，这两支部队都打得非常好。”

　　西安事变前，杨控制着西安城。

　　但是张学良始终犹豫不决——这符合他的性格。在此之前，中共已经与张建立了关系，1936年以后双方构建了一段蜜月期，中共人员频繁往来于西安与延安之间，“张学良见了共产党之后，态度也就更积极了，跟杨达成了更大的共识。原来杨一直做他的工作，希望他共同抗日。”有一天张问杨怎么抗?张一直讲他要劝蒋抗日，然后杨说你根本不可能劝动他。

　　事实上张杨之间也存在相当大的分歧，在杨瀚看来，“张学良只是对抗日这个问题上和杨虎城有一个共同点，但是对社会的认识跟杨相差甚远。”

　　这个时候两广事变发生。1936年广西、广东派人来找杨虎城和张学良，要联合起来反对南京政府，共同抗日。当时张学良和两广达成一个协议，两广起兵以后他们也起兵，他们的东北军、十七路军出陇海、出潼关，切断陇海线和平汉线。

　　但是问题出来了——“蒋介石特别聪明，他通过召开五届二中全会的形式，把各地的中央委员、监察委员全部调到南京，开会的同时，集中力量，又动兵又动钱，解决了两广事变”。

　　杨瀚的说法是，根据他所掌握的信息，杨虎城并不赞同张学良去南京开会，“张学良非要去”，在几个月的会议时间里，在西安焦急等待的杨虎城没能收到张学良的反馈，直到蒋介石解决了两广事变，张学良返回西安。

　　此后，蒋介石来到西安督促张学良“剿匪”，杨瀚说，这让杨虎城觉得有了很好的机会“逼到最后关头，因为他不做(抓蒋)的话杨虎城自己干，因为杨说让蒋介石不能再走掉。”

　　西安事变就此发生。

　　“西安事变”后，杨瀚说，因“种种只有张学良自己知道的原因”，张赴南京被中央政府扣留，留在西北的东北军20多万人陷于群龙无首境地，何去何从，将领间出现了严重的内部矛盾分歧。“少壮派爱国将领”们再次热血喷发，决定采取断然措施。

　　1937年2月2日，少壮派应德田、苗剑秋、孙鸣九等人指使部分军队再次发动兵变，杀死东北军元老派67军军长王以哲、西北总部参谋处处长徐方等人，酿成又一次震动全国的“二二”血案。为避免东北军全面内战的惨剧发生，经过各方势力的调解，1937年3月东北军高级将领接受了蒋介石要东北军调驻安徽的方案，东北军遂东调，分住豫南、皖北、苏北地区，各部均直接归南京军政部管辖，其东调中原东北军军官吕正操、万毅等部后来加入了中共武装。

　　若干年后，一批自称王以哲等人的后人发布了一封给马英九的公开信。

　　信中称，其是“一批杨虎城制造的‘二二’兵变受害者的后代”，并表示“杨虎城伏法，可谓罪有应得”，要求驳回杨瀚竟替其祖父平反的“无理要求”。

　　杨瀚表示，某种程度上促成张学良最终下定决心的一件事是“蒋介石的中统系统发现张学良通共，而当时张与延安方面的联系都是通过东北军王以哲的电台。”在这个过程中，王以哲成了不容忽略的角色。

　　1936年10月，事实上已知道了西北前线状况的蒋介石来到西安，“到西安后，他跟张杨都不太谈，直接找军长、师长谈，想了解军心，这是他一种惯用方式，针对其他军阀或者其他军政领导也是。”杨瀚称，蒋见了王以哲第一句话就说“你的电台通共”，把王以哲吓坏了。王以哲很快派手下的军法处长跑到南京去找到中统，中统当时有一个负责人是齐世英，是东北人，王向齐世英坦白了和共产党的交往，特别出卖了张学良。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被滞留南京，此后东北军发生兵变，王以哲等被杀。“张学良回不来了，东北军开始混乱，这个时候齐世英派了人，又去做王以哲的工作，他表示坚决服从中央。而南京当时意见让他把部队拉出来，他还坚持不走，按此理解，他就是想取代张学良，控制整个东北军，所以后来人家杀他一点儿不冤枉。”杨瀚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