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史的重要性

　　《辽史》的特点是列表较多，共有八表，仅次于《史记》和《汉书》。接下来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辽史的重要性，欢迎大家阅读：

　　辽史的重要性

　　《辽史》的缺陷虽多，《辽史》作为现存唯一的一部比较系统、完整地记载了辽朝历史事实的著作，其珍贵和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而且《辽史》保存了许多由耶律俨的《辽实录》和陈大任的《辽史》二书所记载的许多材料，因而其史料价值还是比较高的。后人对《辽史》的增补、校注，有清朝厉鹗著的《辽史拾遗》二十四卷，搜集各类书籍三百余种，对《辽史》加以补充校订，很有参考价值。此外还有清朝杨复去著的《辽史拾遗补》五卷，对《辽史》进一步作了补充。

　　辽史于元顺帝至正五年(公元1345年)与金史同时刊刻，只印了一百部，这次的印本已经失传。明初修永乐大典引用的很可能就是这个初刻本。商务印书馆影印的百衲本，系用几种元末或明初翻刻本残本拼凑而成，虽有不少脱误，但也有许多胜于后出诸本的地方。明南监本源于百衲本所据的元本。北监本脱误与南监本同，且偶有误改。清乾隆殿本系据北监本校刻。道光殿本据四库本改译人名、官名等，有失原书面目。

　　清厉鹗《辽史拾遗》二十四卷，摘录《辽史》原文为纲，参考他书条列于下，凡有异同，则分析考订，缀以按语，引用群书至三百余种，足备参考。杨复吉又以厉鹗未曾见到的《旧五代史》和《契丹国志》等征引未臻周备的资料作《辽史拾遗补》五卷，都是研究辽史的重要参考资料。

　　辽史的补正与修改

　　在《辽史》出现后的约300年间，此书及辽朝史没有引起史家的多大重视。有明一代，仅有杨循吉撰《辽小史》1卷。到了清代，情况有所变化，陆续有关于《辽史》补正、考订之类撰述问世。

　　(一)拾遗补阙。如厉鹗撰<辽史拾遗>24卷。该书广采博搜，征引书籍358种，或注或补，将有关纪事系于《辽史》纪、志、传文之下。此书虽未臻完善，有许多史料如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郑麟趾《高丽史》等，厉鹗都未见过全本，但它还是给后来治辽史者以很大方便。梁启超说：“辽金元三史最为世诟病。清儒治辽史者莫勤于厉樊榭(鹗)之《辽史拾遗》二十四卷”(《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294页，中国书店，1987年)。后来，杨复吉又撰《辽史拾遗补》5卷，采厉鄂未见书及散见他书中有关辽事400条，与厉书相辅流行。厉、杨两书是研究辽史的重要参考书。

　　(二)增补表志。补表有万斯同<辽大臣年表>、汪远孙《辽史纪年表》等。补艺文志尤多，如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吴骞《四朝经籍志补》、厉鄂《辽史拾遗》补经籍志、杨复吉《辽史拾遗补》经籍志、倪灿和卢文弨《补辽金元艺文志》、金门诏《补三史艺文志》、钱大昕<补元史艺文志>附辽代部分、《续文献通考·经籍考》、缪荃孙《辽艺文志》等，分别含有或专补辽艺文。

　　(三)纪事本末体史书编撰。李有棠《辽史纪事本末》40卷。分正文与考异两部分。正文以《辽史》为主，参之以五代与宋、金诸史及各传记，“区别条流，各从其类”;考异占全书大半，凡与他史及各传记事有异同，词有详细，兼仿裴松之补注《三国志》及胡三省之注《通鉴》，并取司马光所著《考异》30卷散入各条例，分载每条之下。本书对人名、地名、职官、年代等多所考证，征引书目达600多种。有光绪十九年(1893年)初刻和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重刻本。

　　(四)诗文辑录。由于辽代“书禁甚严”，所印书籍不许流至境外，“传入中国(指北宋)者法皆死”(沈括《梦溪笔谈》卷一五)，加之以后的散佚，所以辽人著作流传下来者甚少。因此辽人诗文辑录工作受到学者的关注。清周春撰《辽诗话》1卷，后来增补为2卷，定名为《增订辽诗话》(1797年)。书中除收录辽人诗作外，还有宋人使辽诗以及后人咏辽代遗迹的诗。光绪中叶，缪荃孙辑《辽文存》6卷，所收资料以金石碑刻居多。

　　先谈关于《辽史》补正、校勘和辽人著作辑录。

　　进入本世纪以来，有关这方面的撰述相继问世。有李慎儒《辽史地理志考》5卷，这应是本世纪最早出现的《辽史》考订之作。是书“于辽五京州县山川悉为考核，标明今之某处，凡舛错者逐一驳正，疑者阙之”。此外，将四捺钵，五国部，南北各三关，散见于纪、志、传中者为《辽地附录》二篇，《天祚播迁处考》、《西辽地考》各一篇，并附于书后。本书以《辽史》正文为本体，中加小字，详为考证。丁谦《辽史各外国地理考证》1卷(浙江图书馆丛书第一集，1915年)，“就百官志中所标王府者，计四十余国为主，有遗采他条补之”。吴廷燮《辽方镇年表》，为氏所著《历代方镇年表》之一卷。黄任恒《辽代年表》1卷(1915年)，以辽为主，与“中国”(五代、宋)、西夏、高丽纪年相对照。谭其骧《辽史地理志补正》、《辽史订补三种》(《浙江大学文学院集刊》第二集，1942年)，后者包括“订正皇子表”、“补皇子传”、“订正皇族表”三日。罗继祖《辽汉臣世系年表》1卷(1937年)。作者因《辽史》中“汉臣有传者仅二十余人，漏略滋多”，于是采摭有关史书、文集，编成此表，“凡得族三十有九，得姓二十有五”。张亮采《补辽史交聘表》5卷(有中华书局1958年本)。因《金史》有交聘表而《辽史》无之，作者乃“钩核群籍，缀补阙遗，以备研史者考览”。傅乐焕《宋辽聘使表稿》(《史语所集刊》14本，1949年;后收入《辽史丛考》，中华书局，1984年)，主要据李焘《长编》，参照《辽史》、《宋会要》、《宋史》以及宋人笔记文集等，编成此表，并有“附考”及“使名索引”。王仁俊《辽史艺文志补证》1卷、黄任恒《补辽史艺文志》1卷等，是继前人所作有关辽代艺文志的补残缀拾之作。尤其是王仁俊《辽史艺文志补证》将以前诸家所有，悉皆标注，又补30余种，统加考证，并附“宋金人谈辽事书目”及清人谈辽书目凡26种，与以前同类补志相比最为完备。后收入《辽海丛书》第6集。陈汉章《辽史索隐》8卷(缀学堂丛书初集本，1936年;中华书局本，1960年)，作者“采摭故典，探求异闻”，“探颐索隐”，将有关纪事系于《辽史》纪、志、传文之下。此书重在考证地理。

　　《辽史》校勘成果可观，是本时期辽史学取得进展的一个重要标志。《辽史》的缺略、讹误勘称二十四史之最。对于《辽史》的缺略，如前所述，从清代以来就不断有学者为之拾补;而对其讹误的校勘，到本世纪才有较大进展。主要有：冯家昇《辽史初校》。冯氏自1931年秋起，遍阅所能见到的《辽史》各种版本，凡23种，历时2年，撰成《辽史初校》。以同文书局本为底本，以“百衲”、“南监”、北监”各本互校。此书后来收入《〈辽史〉误证三种》(中华书局1959年)。罗继祖《辽史校勘记》8卷。作者在序中指出，《辽史》“缪戾非偻指所可计”，撮其要者约为四端：一曰姓名之异，二曰名字互称致称歧误，三曰记事矛盾，四曰疏漏。于是依清武英殿本，而参以元刊及明南北监本校之。此书撰成于1938年。1958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重版。张元济《辽史校勘记》(稿本)也是这方面的重要著述。此外，冯家昇《〈辽史〉与〈金史〉〈新旧五代史〉互证举例》(《史学年报》2卷1期，1934年;后收入《冯家昇论著辑粹》)，傅乐焕《辽史复文举例》(收入《辽史丛考》)，也属《辽史》校勘方面的著作。这些校勘成果，为后来中华书局出版的校点本所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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