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志异》的历史简介

　　引言：《聊斋志异》，简称《聊斋》，俗名《鬼狐传》，是中国清代著名小说家蒲松龄的著作。

　　《聊斋志异》的历史简介

　　在文学史上，它是中国文学一部著名短篇小说集。全书共491篇，内容十分广泛，多谈狐、仙、鬼、妖，以此来概括当时的社会关系，反映了17世纪中国的社会面貌。《公孙九娘》反映清初镇压起义军的惨烈，“于七一案，连坐被诛者，栖霞、莱阳两县最多。一日俘数百人，尽戮于演武场中，碧血满地，白骨撑天。上官慈悲，捐给棺木，济城工肆，材木一空。以故伏刑东鬼，多葬南郊。”，堪为史笔。同乡好友王士祯则为《聊斋志异》题诗：“姑妄言之姑听之，豆棚瓜架雨如丝。料应厌作人间语，爱听秋坟鬼唱诗(时)。”士祯对《聊斋志异》甚为喜爱，给予极高评价，所谓“数奇其才，谓非寻常流辈所及也。”[1]，并为其作评点，甚至欲以五百两黄金购《聊斋志异》之手稿而不可得。乾隆年间，余集在整理《聊斋志异》刊刻写序，指出这部作品在“恍惚幻妄，光怪陆离”之中“托志幽遐”，有“微旨所存”。

《聊斋志异》

　　但此书也有不合常理之处，如〈医术〉中载：“有病伤寒者，言症求方。张适醉，误以疟剂予之。醒而悟，不敢以告人。三日后有盛仪造门而谢者，问之，则伤寒之人，大吐大下而愈矣。”根据现代医学，伤寒最忌腹泻。《珊瑚》意在表彰愚孝，“逆妇化而母死，盖一堂孝顺，无德以戡之也。臧姑自克，谓天不许其自赎，非悟道者何能为此言乎?然应迫死，而以寿终，天固已恕之矣。”

　　《聊斋志异》完成于清康熙十九年(1680年);在蒲松龄生前多以抄本流传，到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第一次由赵起杲在浙江严州刻印。冯镇峦于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评点《聊斋》，并称“当代小说家言，定以此书第一”。

　　《聊斋志异》的相关评论

　　《聊斋志异》是一部具有独特思想风貌和艺术风貌的文言文短篇小说集。多数小说是通过幻想的形式谈狐说鬼，但内容却深深地扎根于现实生活的土壤之中，曲折地反映了蒲松龄所生活的时代的社会矛盾和人民的思想愿望，熔铸进了作家对生活的独特的感受和认识。蒲松龄在《聊斋自志》中说：“集腋为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寄托如此，亦足悲矣!”在这部小说集中，作者是寄托了他从现实生活中产生的深沉和孤愤的。因此我们不能只是看《聊斋志异》奇异有趣的故事，当作一本消愁解闷的书来读，而应该深入地去体会作者寄寓其中的爱和恨，悲愤和喜悦，以及产生这些思想感情的现实生活和深刻的历史内容。由于《聊斋志异》是一部经历了漫长时期才完成的短篇小说集，故事来源不同，作者的思想认识前后有发展变化，加上作者世界观本身存在矛盾，因而全书的思想内容良莠不齐，比较复杂。但从总体看来，优秀之作占半数以上，主要倾向是进步的，真实地揭示了现实生活的矛盾，反映了人民的理想、愿望和要求。歌颂生活中的真、善、美，抨击假、恶、丑，是蒲松龄创作《聊斋志异》总的艺术追求，也是这部短篇小说集最突出的思想特色。

　　郭沫若评价说：“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木三分。”

　　老舍评价说：“鬼狐有性格，笑骂成文章。”

　　鲁迅曾经说过，《聊斋志异》是“用传奇法，而以志怪”。细按原意，当是指用传奇的表现手法，来表现志怪式的题材或内容，也就是接受了它之前的这种文言小说的优点，所以鲁迅把它列入了“拟晋唐小说”，正确地指出了它的渊源。

　　后世影响

　　莫言曾说他的文学创作受《聊斋志异》影响很大，“我写的《红高粱》一书中，‘我奶奶’这个形象的塑造其实就是因为看了《聊斋志异》才有了灵感。”其实，不独莫言，许多文学大师都或多或少地受到《聊斋志异》的影响。

　　鲁迅从12岁就读这部书，1921年在《唐传奇体传记(下)》中写道：“清蒲松龄作《聊斋志异》，亦颇学唐人传奇文字，而立意则近于六朝之志怪，其时鲜见古书，故读者诧为新颖，盛行于时，至今不绝。”

　　张爱玲早期以婚姻家庭为题材的作品也明显受《聊斋志异》的影响。她在散文《天才梦》中说：“直到现在，我仍然爱着《聊斋志异》与俗气的巴黎时装报告，便是为了这种有吸引力的字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