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公羊传》的历史介绍

　　《公羊传》亦称《春秋公羊传》、《公羊春秋》，是专门解释《春秋》的一部儒家典籍。上起鲁隐公元年，止于鲁哀公十四年，与《春秋》起讫时间相同。相传其作者为子夏的弟子，战国时齐人公羊高。起初只是口说流传，西汉景帝时，传至玄孙公羊寿，由公羊寿与胡母生(子都)一起将《春秋公羊传》着于竹帛。《公羊传》有东汉何休撰《春秋公羊解诂》、唐朝徐彦作《公羊传疏》、清朝陈立撰《公羊义疏》。

　　《春秋公羊传》的历史介绍

　　《公羊》成书年代不详，戴宏在《公羊序》中说：“子夏传于公羊高，高传于其子平，平传于其子地，地传于其子敢，敢传于其子寿，至汉景帝时，寿乃与齐人胡毋子都著于竹帛。”《公羊传》的思想直承《春秋》，侧重于从《春秋》尊王思想延伸而成的“大一统”、“拨乱反正”观点，哀公十四年说：“君子曷为《春秋》?拨乱世，反诸正，莫近《春秋》。”。“诛心”是《公羊传》的一大特色，诛心要通过对历史事件的“讥”或“贬”等来表达。西汉初年，为了取得正统地位，儒生必须以圣贤之言为依归，由此以尊王为主的春秋公羊思想开始兴盛。而在公羊学获立为官学之后，公羊学派的势力大涨。后董仲舒著《春秋繁露》，好言“天人感应”与“阴阳灾异”，“谶纬”学大为流行，汉朝知识份子笼罩在迷信与神秘的氛围之下。东汉以后，很多人对谶纬学进行了批判，公羊学自此逐渐走向没落。清代考据学兴盛，学者们陆续对公羊传进行研究，公羊学思想又有一次复兴。

　　《春秋公羊传》评论

　　郑玄在《六艺论》中有所批评：“左氏善于礼，公羊善于谶，穀梁善于经。”

　　东晋范宁评论《春秋》三传的特色说：“《左氏》艳而富，其失也巫。《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辩而裁，其失也俗。”《公羊传》的成就在于发挥《春秋》的褒贬，从而找出“微言大义”和“非常异义可怪之论”(皆东汉何休语)。

　　孙复在《春秋尊王发微》直称“《春秋》有贬有褒，是司空城旦书。”

　　流派

　　汉代主要有严彭祖、颜安乐二家春秋博士学，皆传自董仲舒，董仲舒对《公羊传》的概括是：“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患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樊宏之子樊倏删定《公羊严氏春秋》章句，世号樊氏学[2]。张霸又删樊倏《严氏春秋》减定为二十万言，更名张氏学[3]。到了东汉晚期，以何邵公最为出名。《盐铁论》编纂者桓宽亦为公羊家。

　　公羊学派自东汉以后几乎消声匿迹，六朝时期，何邵公曾被立为官学。唐代的经学日趋式微，研习公羊者为少数。

　　清朝公羊学大盛，乾嘉以后的社会矛盾激化。常州公羊学派在晚清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武进庄存与是当时学术中的主流，他们企图从公羊学的“微言大义”中寻求解脱社会危机的出路。清代学者如：孔广森、庄存与、刘逢禄、龚自珍、魏源、康有为等，皆属于清代公羊学者中的重要人物。刘逢禄发挥公羊思想中的“大一统”思想，“欲攘蛮夷，光正诸夏;欲正诸夏，先正京师;欲正士庶，先正大夫。”[4]影响所至，而有晚清戊戌变法的改革事迹，康有为利用“三统”、“三世”说，为变法维新提供理论依据，都是引用公羊学的“微言大义。”。

　　《春秋公羊传》史学价值：

　　《公羊传》的历史思想比《谷梁传》更为丰富，其影响也更深远。在汉代，公羊学大显于世。魏晋以后虽经一千多年的消沉，至鸦片战争前后却重新复兴，而且风靡一时，成为近代维新运动的思想武器，并且是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之交中国思想界接受西方进化论的思想基础。“公羊学”的产生和两次盛行，是思想史、史学史上发人深思的历史现象，其秘密，在于《公羊传》中蕴含着一套独有的政治———历史哲学。

　　《公羊传》写定于汉初，系用汉代通行的隶字书写，它是今文经学中富有理论色彩的代表性典籍。公羊学者认为，《春秋经》是孔子借春秋242年史事以表示自己的政治观点，处处包含“微言大义”。这同古文学派认为《春秋经》是一部历史着作不同。从这一根本点出发，《公羊传》包含着一些可供人们发挥的历史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