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的忍辱故事

　　司马迁是中国西汉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下面是学习啦小编为大家精心推荐的司马迁的忍辱故事，希望能够对您有所帮助。

　　司马迁的忍辱故事：

　　司马迁受宫刑

　　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正当司马迁全身心地撰写《史记》之时，却遇上了飞来横祸，这就是李陵事件。

　　这年夏天，武帝派自己宠妃李夫人的哥哥、二师李广利领兵讨伐匈奴，另派李广的孙子、别将李陵随从李广利押运辎重。李陵带领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孤军深入浚稽山，与单于遭遇。匈奴以八万骑兵围攻李陵。经过八昼夜的战斗，李陵斩杀了一万多匈奴，但由于他得不到主力部队的后援，结果弹尽粮绝，不幸被俘。李陵兵败的消息传到长安后，武帝本希望他能战死，后听说他却投了降，愤怒万分，满朝文武官员察言观色，趋炎附势，几天前还纷纷称赞李陵的英勇，却附和汉武帝，指责李陵的罪过。汉武帝询问太史令司马迁的看法，司马迁一方面安慰武帝，一方面也痛恨那些见风使舵的大臣，尽力为李陵辩护。他认为李陵平时孝顺母亲，对朋友讲信义，对人谦虚礼让，对士兵有恩信，常常奋不顾身地急国家之所急，有国士的风范。司马迁痛恨那些只知道保全自己和家人的大臣，他们如今见李陵出兵不利，就一味地落井下石，夸大其罪名。他对汉武帝说:"李陵只率领五千步兵，深入匈奴，孤军奋战，杀伤了许多敌人，立下了赫赫功劳。在救兵不至、弹尽粮绝、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仍然奋勇杀敌。就是古代名将也不过如此。李陵自己虽陷于失败之中，而他杀伤匈奴之多，也足以显赫于天下了。他之所以不死，而是投降了匈奴，一定是想寻找适当的机会再报答汉室。"

　　司马迁的意思似乎是二师李广利没有尽到他的责任。他的直言触怒了汉武帝，汉武帝认为他是在为李陵辩护，讽刺劳师远征、战败而归的李广利，于是下令将司马迁打入大牢。

　　司马迁被关进监狱以后，案子落到了当时名声很臭的酷吏杜周手中，杜周严刑审讯司马迁，司马迁忍受了各种肉体和精神上的残酷折磨。面对酷吏，他始终不屈服，也不认罪。司马迁在狱中反复不停地问自己“这是我的罪吗?这是我的罪吗?我一个做臣子的，就不能发表点意见?”不久，有传闻说李陵曾带匈奴兵攻打汉朝。汉武帝信以为真，便草率地处死了李陵的母亲、妻子和儿子。司马迁也因此事被判了死刑。

　　据汉朝的刑法，死刑有两种减免办法:一是拿五十万钱赎罪，二是受"腐刑"。司马迁官小家贫，当然拿不出这么多钱赎罪。腐刑既残酷地摧残人体和精神，也极大地侮辱人格。司马迁当然不愿意忍受这样的刑罚，悲痛欲绝的他甚至想到了自杀。可后来他想到，人总有一死，但"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死的轻重意义是不同的。他觉得自己如果就这样"伏法而死"，就像牛身上少了一根毛，是毫无价值的。他想到了孔子、屈原、左丘明和孙膑等人，想到了他们所受的屈辱以及所取得的骄人成果。司马迁顿时觉得自己浑身充满了力气，他毅然选择了腐刑。面对最残酷的刑罚，司马迁痛苦到了极点，但他此时没有怨恨，也没有害怕。他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一定要活下去，一定要把《史记》写完，"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正因为还没有完成《史记》，他才忍辱负重地活了下来。

　　含羞忍辱著《史记》

　　公元前99年，司马迁为投降匈奴的李陵说了句公道话，结果触怒了汉武帝，遂遭受了当时最屈辱的宫刑。

　　司马迁受刑之后本想一死了之，但想到自己多年搜集的资料和父亲的遗愿，他决心忍辱负重，终于于公元前91年完成《史记》，光耀后世。

　　几年后，汉武帝改元大赦天下，司马迁出狱后当了中书令，在一般人看来，这似乎是一个令人艳羡的职位。因为一旦身任此职，即得以掌管机要文书，成为皇帝身边的亲近侍从。然而，司马迁却始终怀着一种刻骨铭心的耻辱感，把中书令一职视为“闺阁之臣”，不但丝毫不以此为荣，反而以为是莫大的羞辱。因此，自任职以来，除应付必要的公务外，他息交绝游，集中心思和精力写作《史记》，也只有这项事业才是自己生命价值的真谛之所在。

　　正是在这种心境之下，司马迁收到了任安的来信。这封信使司马迁极为不快。他万没想到这位朋友的精神境界竟然如此低下，和一般凡夫俗子的看法毫无二致。他对司马迁在受刑之后得居中书令之职，不胜欲羡之至，而且要求他以“推贤进士为务”，对朝廷竭尽忠心。任安写此信的确切日期，已经无从考证，假若是在他因“庆太子之祸”而身陷牢狱之后写的，那么，他的信中可能还有这样一层意思：要求司马迁向武帝进言，劝其为国惜才，从而赦免自己的死刑。这与司马迁此时的心情和思想是多么格格不入。

　　第一，司马迁对于自己以“刑余之人”的身份担任中书令一职本来就是感到耻辱的，以这样的身份给朝廷荐举人才，对被荐举者也同样是一种耻辱。何况受刑之后的司马迁对专制暴君的认识已日益清醒，早已不愿为之竭尽愚忠了。第二，任安是一位能干的官员，他被判处死刑，纵不算是负屈蒙冤，至少也是罚过其罪。但是，司马迁义怎么能够在武帝面前为之开脱呢?“李陵之祸”的教训难道还不够沉痛吗?这倒不是说司马迁为了保全自己的身家性命，不敢替朋友辩白，而是通过那次事件，他对武帝刚愎暴戾的性格有了清楚透彻的了解：凡是他决定了的事情，任何人都无法改变。

　　基于上述原因，他对任安的来信久久不曾作答，可能原来就准备采取不予理睬的态度。后来任安即将引颈就戮，死于武帝的屠刀之下。司马迁考虑到他的这种遭遇跟自己当初有某种近似之处，能够体谅他此时的心境和思想，于是提笔挥就一封《报任安书》。

　　《报任安书》和《太史公自序》，都是我们了解司马迁思想发展的极其宝贵的可靠资料。当然，这两篇东西还是有着很大的差别的：

　　《自序》着重叙述自己的家世和生平事迹，对于自己修史的宗旨虽然有所说明，但多有隐晦，对“李陵之祸”只用了不多的语言交代过去。其小心翼翼，说明其在忧患之中，时时以古哲先贤来激励自己，发愤着书，借以启示后人。www.gs5000.cn

　　《报任安书》则是一篇饱蘸着血泪流出的充满炽烈激情的文字。它详叙了“李陵之祸”的始末，辩明了其间的是非曲直，申诉了自己所蒙受的冤抑。这是在辩白，在控诉，在宣泄，在抒发长久郁积胸中的愤隙不平之情。

　　其文笔酣墨畅，滔滔若江河之水，一泻千里，淋漓尽致，是了解司马迁在遭受“李陵之祸”前后思想感情重大变化的最重要的材料。

　　顺便说一句，此信当时未必真正送给了任安，可能一直保存在家里，直到宣帝时才由其外孙杨恽连同《太史公书》(即《史记》)一起传布出去，后来被班固收入《汉书·司马迁传》中。

　　“李陵之祸”是司马迁生平中最为重大的事件，对他的思想发展变化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史记》的写作虽然开始于“李陵之祸”发生之前，而全书的完成则是在此事之后。而且，有充分的根据可以推断，即使原先已经写成的篇章，也在“李陵之祸”以后重新修改或加工润色了。因此，可以说“李陵之祸”对于《史记》一书的整个思想倾向都产个了极大的影响，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同样的遭遇，同样的祸患，在不同的人身上会产生不同的甚至是完全相反的影响。对于一个平庸的人，悲惨的命运会摧毁他的精神，使之意志消沉，自甘沦落;对于一个利欲熏心的人，受刑之后，而又受到重用，他会感恩戴德，变成一个更加卑躬屈膝、温驯忠心的奴才。司马迁在精神上、性格上、思想上都是一个傲岸不屈、不可摧毁的巨人。在当时的情势下，他不可能在行动上反抗那强大而残暴的统治力量。统治者可以损伤他的肉体，但却无法征服他的思想，战胜他的精神。而且，经过此次事件，使他的思想更加成熟深刻了。他重新审视了自己过去的人生观、世界观和对统治者的态度，思想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李陵之祸”是司马迁思想转变的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