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费正清介绍

　　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1907年5月24日出生于美国，是哈佛大学终身教授，著名历史学家，美国最负盛名的中国问题观察家，美国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的泰斗，“头号中国通”，哈佛东亚研究中心创始人。下面是历史学家费正清介绍。

　　基本资料

　　费正清，1907年生于南达科他州胡龙镇，是亚瑟·波·费和罗莱娜的独生子。父亲是位牧师的儿子，早年立志跟随其父从事教会，后从学法律，入考圣路易斯的华盛顿大学法学院。1921年毕业后在南德克塔州定居，在胡龙镇做律师，任市镇律师。

　　母亲罗莱娜对费正清的成长影响很大。她出生于德克塔，在芝加哥就费正清学，最后又回到故乡，但她所留恋的始终是芝加哥、纽约、波士顿和那里的文化。她是美国大学妇女协会成员，随后任该协会一分支机构主席。罗莱娜毕生为争取妇女权利而工作，参加妇女选举权的游行和示威活动，组织各种集会，是位政治上相当活跃的人物，费正清早年的从政志向都与其母亲的引导有关。

　　在1927年进入哈佛时，费正清尚未考虑研究中国，而且，当时的哈佛还没有开设系统研究现代东亚的课程。他主攻文科，包括希腊语、历史、哲学、政治、艺术和经济。

　　1929年秋，费正清赴牛津大学。他的专业方向为东亚研究，但当时他尚不具备汉语和中国历史文化的基础，好在当时牛津大学的学位论文不要求参加考试，也不要求相关的学术经历。1931年论文完成后，费正清开始攻读博士学位。是年，费正清在华盛顿美国国会档案局收集资料，随后在剑桥和巴黎查资料。

　　费正清在牛津大学的两年研究收获甚丰，他把现代中国作为研究主题，以中美外交和机构史为新视点，他的博士论文正是从以上三个方面探讨中美关系的发展史，突破了传统汉学的局限，具有相当的创新意义。

　　费正清认为中国研究不应只局限于西方的资料，还应依靠中国本土的资源，考察中国的观点，这自然要求掌握汉语和在中国的生活经历。牛津的治学研究队伍十分有限，而且没有汉语课程。费正清向罗德奖学金委员会提出申请，罗德奖学金委员会批准了他的申请，费正清成为第一位在远东地区的罗德奖学金学者。

　　1932年初，费正清来华，一面进修汉语，一面从师清华大学蒋廷黻进行研究工作。1936年1月，他回到英国牛津，获得了博士学位，学位论文题为《中国海关的起源》。这篇论文后经过修改、补充，以《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1842——1854年通商口岸的开埠》为题，于1954年出版。

　　获得博士学位后，费正清于是返回哈佛大学任教。从1939年起，他与赖肖尔一起在哈佛大学开设了东亚文明课程。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四个月，他被征召到情报协调局工作，中间两次来华任职。1946年8月，费正清回到哈佛大学，担任区域研究(中国)项目的第一任主持人。1955年，他取得哈佛大学的支持和福特基金会的资助，创建了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并且亲自出任主任，直至1973年。1977年3月，为哈佛大学作最后一次讲课而后退休，他从教职退休时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命名为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

　　来华任教

　　1932年7月，在北平与未婚妻威尔玛·D·坎农(Wilma Denio Cannon，费慰梅，研究中国艺术和建筑的美国学者)结婚。费正清和他夫人费慰梅的中文名字是梁思成所取。费正清和费慰梅夫妇收养了两个女儿Holly和Laura。

　　费正清1932年就来到中国，执教清华，任讲师，讲授经济史。他在北京认识了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并与他们成为最亲密的朋友。费正清这个中国名字就是梁思成替他取的。他的英文原名JohnKingFairbank一般译为约翰·金·费尔班克，梁思成告诉他叫“费正清”好，意思是费氏正直清廉，而且“正”、“清”两字又跟英文原名JohnKing谐音。“使用这样一个汉名，你真可算是一个中国人了”，如果模仿美国电影名星范朋友(道格拉斯·费尔班克)，也叫范朋克，听起来像中国话“番邦客”了。

　　回美任教

　　费正清后来取得牛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回美国任教哈佛。1942年，美国政府派费正清来华，身份是美国国务院文化关系司对华关系处文官和美国驻华大使特别助理。在此之前，这位三十五岁的外交官已经是哈佛大学的教授了。

　　再次来华

　　费正清此次来华的第一站就是昆明，任务是了解西南联大(主要是清华)的情况，也见见一些老朋友，特别是金岳霖、陈岱孙、张奚若、钱端升这些曾经留学美国的教授。还有外文系主任陈福田，他是夏威夷出生的美籍华人。

　　费正清费正清首先拜会清华校长梅贻琦(他是联大的三位之一，实际主持联大工作)，并走访了一些清华教授。当时美国驻昆领事馆在北门街唐继尧公馆，费正清访问了临时住在领事馆隔壁唐家旧戏台上的金岳霖(哲学家)，陈岱孙(经济学家)和陈福田等，住在“秦家祠堂”(应系金汉鼎家祠堂，在今师专校园内)里的张奚若(政治学家)，然后又由张奚若作导游，乘军用吉普车去北郊龙头村，看望住在那里的钱端升(政治学家)。本来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也是住在龙头村的，他们已于两年前随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迁往四川南溪，费正清只见到女建筑师为自家设计的住宅。钱端升的住宅在棕皮营，与梁家住宅离得很近，也是林徽因设计的。金岳霖是单身，除北门街留有一个床位，他在龙头村梁宅旁也盖了一间耳房。“参观”之后，金岳霖、钱端升也随费正清一行回到市区，参加梅贻琦在家为费氏举行的晚宴。费氏的美国助手告诉他，梅博士的月薪不足六百元，而这次宴会的费用不下一千元。这加深了费氏对教授们生活艰难的认识。“考虑到这个问题，我们送了他才一英寸高的一瓶专制疟疾的阿的平药片，它应当能换回这一千元”。

　　教授们的生活境况

　　当时(1942年)昆明物价上涨，教授生活困苦，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中文系浦江清教授在日记中喜欢记账，今天来读，史料宝贵。当时清华文科研究所设司家营(龙头村偏南一里)，闻一多、 朱自清、浦江清等都住在一起。浦氏1942年11月23日日记：“研究所由一本地人服役并做饭。七八人但吃两样菜，一炒萝卜，一豆豉，外加一汤而已”，“每月包饭费四百元”。这就是说，一个教授的月工资只够交一人的伙食费。当时许多清华教授疏散到郊区，但北门街71号尚保留有各人的单间或床位，进城集中上两三天课，然后再回乡下。从浦氏日记看，北门街的伙食要好一点，“饭菜两荤两素，六七人吃尚够。每顿有一大碗红烧牛肉或猪肉，惟米饭不佳”，但“每月包饭五百元”(12月2至5日)，一般教授工资全搭进去还不够。据1942年1月14日第204次会议通过的《西南联大教师薪俸等级》，“副教授薪俸由240元起至400元止”，“教授薪俸由300元起至600元止”。

　　报告观点

　　费正清到昆明五天后就打了报告，内中说：“作为西南联大的重要组成部分，清华大学的教授讲师，正在缓慢地陷于精神和肉体两方面的饥饿状态之中”。这的确有根据，他是位学者。

　　但费正清是外交官，是美国“情报协调局驻华首席代表”，他对问题的观察不能不首先着眼于政治。他在报告中写道：现任教育部长陈立夫博士，在谋求严密统制中国文化知识界生活的进程中，长期以来想方设法推行控制清华及其他大学的办学方针，然而在清华大学各院系里，他遇到了留美归国而资历较深的教授的极其明确而坚决的抵制，结果是双方持续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一方是教育部和国民党当局的权力，并以他们的财政金融为后盾，另一方是决心力图维护美国式学术自由的教授们，两方进行着较量。这是一场双方实力不相等的斗争，因为教授们的财物资源(所积存的书籍衣物，他们为了养家糊口而把这些东西出售)，很快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费正清所注意到的这种斗争或较量，并非始于四十年代的昆明。费正清938年1月起才任教育部长)，早在国民党于二十年代末刚取得政权之时，这种斗争即已开始，领头的是胡适。梁实秋也冲了一阵锋，他写过一篇《论思想自由》，登在1929年出版的《新月》第二卷第3期上，文章结尾梁实秋呼吁：“我们反对思想统一!我们要求思想自由!我们主张自由教育!”罗隆基因为常写《告压迫言论自由者》一类文章，还被国民党抓起来过。

　　应该看到，这种斗争属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反对专制独裁的性质，与一般民众不挂钩，局限性是明显的，但毫无疑问，它是中国革命统一战线的一环，应当肯定。

　　费正清对这场斗争也是肯定的，而角度则大大的不同，他是站在美国国家利益的“高度”来看的。他在报告里毫不含糊地认为：这种斗争“是一场现代西方民主思想方针与古老的中国专制主义方针直接对抗而开展的搏斗”，斗争的一方是“美国培养的昆明清华大学教授”，他们“代表了美国在华的一种投资和财富”;“这些曾在美国接受训练的中国知识分子，其思想、言行、讲学都采取与我们一致的方式和内容，他们构成了一项可触知的美国在华权益，并且是此间正在进行着的斗争中一股举足轻重的力量”。

　　来昆明没几天就掌握了情况，毕竟是情报局驻华首席代表，不简单。费正清在昆明逗留了一星期后去重庆上任。1945年底又来过一次昆明，当时美国驻昆领事费尔·斯普鲁斯曾邀请闻一多参加一次盛大的宴会，费正清也在座。他在回忆录中对闻一多半年后被杀害作了这样的评论：“刺杀这样一位知名人士导致了戴笠的军统和CC派用武力压服异己，以及消灭共产党和自由主义者的努力的不断升级。这种一意孤行地使用暴力尖锐地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美国在中国内战中支持国民党政府是否明智?”1946年9月费正清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美国在中国的机会》，他说这篇文章的发表是由闻一多被害(1946年7月15日)而促成的，关于美国支持国民党政府是否明智的问题，他说“我的文章认为，答案是否定的”。

　　二战结束后费正清仍然回到哈佛大学，一面教中国历史，一面大胆地发表对中国政策的意见。从他1932年首次来华以后的半个多世纪中，他始终致力于中国政治制度和中国外交史的研究，他关于中国问题的许多观点在西方外交界和史学界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成为西方世界公认的权威。据说他关于中国问题的看法对美国的对华政策都有相当影响。

　　《剑桥中国史》《剑桥中国史》编写

　　1966年，规模宏大的《剑桥中国史》开始编写，计划出十五卷，由来自十二个 国家的一百多位学者分章撰稿，费正清是两位总主编之一。从1985年起，这套“超级专题论文集”(费正清语)的中文译本的各卷在中国陆续出版，受到学术界的广泛欢迎和好评。留心学术前沿的人会注意到，这套《剑桥中国史》，尤其是晚清、民国以来各卷的某些观点，已经在中国学术界发生了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