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皇帝简介大全
顺治皇帝爱新觉罗·福临是清世祖，清朝第三位皇帝，也是清军入关以来第一位皇帝，以下是学习啦小编为你整理的顺治皇帝简介。欢迎欣赏阅读。
顺治皇帝人物简介
崇德三年正月三十日(1638年3月15日)戌时生于盛京，其母为永福宫庄妃，博尔济吉特氏，即孝庄文皇后。
崇德八年八月庚午(1643年9月21日)，皇太极逝世，皇太极在生前并没有指定皇位继承人。福临的异母长兄豪格和叔叔多尔衮争位，多方利益权衡之下，最终多尔衮扶立福临继位。八月二十六日(1643年10月8日)承袭父位，时年六岁，由叔父睿亲王多尔衮及郑亲王济尔哈朗辅政，实际清廷由多尔衮控制。
1644年正月改元顺治。九月，清廷自盛京迁都北京。九月十九日(10月19日)，顺治皇帝抵达北京。十月初一(1644年10月30日)顺治帝即皇帝位于武英殿，告祭太庙社稷，成为清朝入关的第一位皇帝。
顺治七年十二月戊子日(1650年12月31日)在关外出猎的摄政王多尔衮逝世。顺治八年正月庚申日(1651年2月1日)，顺治帝开始亲政，年十四岁。同年八月大婚。
顺治十八年正月丁巳(1661年2月5日)，顺治帝在养心殿逝世，年二十四岁。著有《资政要览》。
顺治帝有八子、六女，但并未立储。逝世后，遗诏第三子玄烨继承皇位，即康熙帝。
顺治皇帝人物生平
六岁即位
福临是以幼小之年在激烈政治斗争中被拥上帝位的。皇太极于崇德八年(1643)八月初九暴卒，由于未预定储嗣，所以在这一突发事件后，在其第十四弟、掌正白旗的和硕睿亲王多尔衮与其长子、肃亲王豪格之间展开了激烈的皇位之争。争夺者双方势均力敌，相持不下。精明的多尔衮随机应变，提出动议，以拥立皇太极第九子福临为帝，由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和他共同辅政，结果获得通过。福临于八月二十六日登上盛京笃恭殿的鹿角宝座即帝位。次年改元顺治。这位年仅六岁的童子皇帝，虽然尚不谙世事，但在满州人特有的尚武精神的熏陶下，却有一种好胜的性格和天然的优越感。崇德七年(1642)年底，皇太极出猎叶赫一带，携他前往，当行猎于噶哈岭时，福临曾“射中一麅”，那时他年仅五岁。在举行登位大典前，他出宫乘辇前往笃恭殿，乳母因其年幼欲登辇陪坐，他拒绝说“此非汝所宜乘”，显示出不可冒犯的帝王尊严。随着年龄的增长，福临愈益感到现状对他的这种尊严实际上受到很大的挑战和侵害。
当时真正掌握帝国实权的是他的叔叔多尔衮。多尔衮“凡一切政事及批票本章不奉上命，概称诏旨，擅作威福，任意黜陟”，“竟以朝廷自居”。“其所用仪仗、音乐及卫从之人，俱僭拟至尊。盖造府第亦与宫阙无异”，“朝贺之事与皇帝一体”，实际上造成了“关内关外咸知有睿王一人”的局面。
乾纲独断
顺治七年十二月初九，多尔衮病逝于喀喇城。顺治八年正月初六(1651年1 月26 日)福临将多尔衮同母兄英亲王阿济格以谋乱罪“幽禁”，十二日后御太和殿宣布亲政。此年他虽仅十四岁，但“坐殿上指挥诸将，旁若无人”。二月二十一日，福临颁谕追论多尔衮罪状昭示中外，“罢追封、撤庙享、停其恩赦”。
多尔衮虽遭身后之罚，但其势力仍在。消除其影响，收回被分散削弱的皇权，确实很费周折。福临亲政之初，为处理纷繁的日常政务，曾下令“复用诸王”于部院。其中被多尔衮严重打击的郑亲王济尔哈朗开始握有重权。但这时福临的注意力集中于如何翦除多尔衮的亲信余党上。闰二月他下令处死谄附多尔衮而握有实权的大学士刚林、祁充格，八月杀掉固山额真、吏部尚书谭泰，十月令阿济格自尽，这一系列的措施沉重打击并消除了多尔衮派的势力。在根本上稳定了政局之后，顺治九年正月，福临谕内三院说：“以后一应奏章悉进朕览，不必启和硕郑亲王。”三月又下令：“罢诸王贝勒贝子管理部务。”从而大权集于一身，他当上名副其实的满清皇帝。
思想统治
福临亲政之时社会很不安宁，内地反满斗争连绵不断。福临亲政的第二年，定南王孔有德失守桂林自杀，敬谨亲王尼堪遇伏衡阳身死，当时各种矛盾错综复杂，而民族矛盾尤为激烈。因而福临感到巩固统治的当务之急是收买，安抚汉人，镇压反抗。为此，他努力推行教化，以加强思想统治。福临膺服孔子，他号召臣民尊孔读经，提倡忠孝节义。他亲政后的第二个月，即遣官赴孔子故乡阙里祀孔子。九年九月他亲率诸王大臣等到太学隆重释奠孔子，亲行两跪六叩礼。他谕学官、诸生说：“圣人之道如日中天，讲究服膺，用资治理。尔师生其勉之。”福临还命内院诸臣翻译五经，他赞美说：“天德王道备载于书，真万世不易之理也。”他认为“治平天下莫大乎教化之广宣，鼓动人心莫先于观摩之有象”。于是，他主持编修《资政要览》、《劝善要言》、《顺治大训》、《范行恒言》、《人臣儆心录》等，均亲自撰写序言。
十二年(1655)春，他谕礼部说：“朕惟帝王敷治，文教是先，臣子致君，经术为本。”“今天下渐定，朕将兴文教、崇经术以开太平，尔部即传谕直省学臣训督士子，凡六经诸史有关于道德经济者，必务研求通贯，明体达用。”号召全国读经。他以“自古平治天下莫大乎孝”，特命大学士冯铨为总裁官编《孝经衍义》。他为“考百代之是非”，特命大学士巴哈纳、刘正宗等为总裁官编《通鉴全书》。他大力提倡忠孝节义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顺治九年敕封关羽为“忠义神武关圣大帝”，神化了关羽的忠义。他一再下令旌表各省的“忠孝节烈”之人，并注重实行满汉一致。九年(1652)十一月他谕“命诸王宗室内有孝友义顺及守节贞烈者，宗人府核实具奏，礼部照例旌表”。
从此开始在八旗中旌表忠孝节烈。十年四月决定满洲部院各官与汉人官员一样实行“离任丁忧”制。他视尽忠尽节为人生最高的道德准则，表彰北京被李自成攻陷时故明朝臣之“殉君死难”者，赞扬其“幽忠难泯，大节可风”，下令礼部“详访确察死节职名并实迹具奏”，“给谥赐祭”。他还特为“身殉社稷”的崇祯帝朱由检立碑，赞扬他“励精图治”，追谥为“庄烈愍皇帝”。对“从君殉节”的明司礼监太监王承恩，更是赞扬备至，称道他“目击艰危，从容就义”，“即古之忠臣烈士何以加焉?”特为立碑致祭赐谥为“忠”，以“使尽忠者以为劝，不忠者以为戒”。通过全面倡导忠义，树立了满清是传统道德捍卫者的形象，对消除广大汉人对满清统治者心理上的隔阂，对缓和民族矛盾，特别对安定汉人地主的人心，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重用汉官
在争取汉人地主，提高汉官权力、重用汉官方面，福临进行大胆的尝试和努力。他已感觉到满汉的和谐对维系统治的重要，决心改变“各衙门奏事，但有满臣未见汉臣”的现象，于十年(1653)正月谕内三院：“嗣后凡奏进本章”，要“满汉侍郎、卿以上参酌公同来奏”，以达到满汉的“一心一德”。尽管实际上难以完全做到，他对汉官的态度也总有反复，但他提高汉官权力的思想却有所发展。十六年十月，他谕吏部：“向来各衙门印务，俱系满官掌管，以后各部尚书、侍郎及院寺堂官受事在先者，即著掌印，不必分别满汉。尔部即传谕各衙门一体遵行。”这是破天荒的决定，不论实际执行情况如何，汉官权力地位有了明显提高。他还一再要求满汉官员和衷共事，“凡会议政事，原应满汉公同商榷，斟酌事理，归于至当”，“不拘满汉皆可具稿”，不许“满汉两议”的现象再出现。
招抚政策
福临在政治上积极推行宽松和招抚政策以缓和矛盾，对各地出现的反抗斗争他不主张一概坚决镇压。他亲政的第二个月谕兵部说：“朕思各处土寇本皆吾民，或为饥寒所迫，或为贪酷官吏所驱，年来屡经扑剿，荡平无期。皆因管兵将领纵令所部杀良冒功”，“真贼未必剿杀，良民先受荼毒，朕甚痛之”。因而下令“不得轻动大兵，使玉石俱焚”。三月谕户部，允许原清兵入关时俘获而隶旗下为奴的汉人回乡探亲，“其父母兄弟妻子有愿投入旗下同归一处者，”“准其完聚。以示朕满汉一视之仁”。七月又谕户部：“数年以来投充汉人生事害民，民不能堪，甚至有为盗、窝盗者，朕闻之不胜痛恨。”他下令“今后各该地方官如遇投充之人犯罪，与属民一体从公究治”。这对当时造成社会极度恐慌混乱的逃人法、投充法来说，虽然不能根本改变，但多少起了一定的缓和作用。对各地的抗清势力和抗清活动他坚持剿抚并施的方针，并突出招抚一手。顺治十年四月，当偏沅巡抚奏报查获明福清王嫡子朱由杞并伪刘知府所遣文卷一箱，有故明宗族废绅往来书札一事时，福临下令：“朱由杞著即就彼正法，文书即行焚毁。
重视蒙藏
福临极为重视与蒙古、西藏等边疆民族的联系。他深悉蒙古西藏笃信喇嘛教，“惟喇嘛之言是听”，因而奉行自皇太极以来宠幸喇嘛的政策。顺治初年多尔衮摄政时曾遣官往请五世__喇嘛赴京，__应允辰年即顺治九年(1652)前来。福临亲政后遣官再请，同时特于北京建西黄寺一座，预为__到京下榻之用。五世__奉召即率三千喇嘛浩荡前来。福临准备亲自离京赴边外迎接，以示优隆，由于大学士陈之遴、洪承畴等谏阻，才改派大臣往迎。十二月__到京“进献马匹方物”，福临特于南苑接见，“赐坐，赐宴”。十年正月又宴赏于太和殿，同时命诸王“依次设宴”__一行。二月，__因水土不服辞行，福临再次宴赏于太和殿，命郑亲王济尔哈朗等于清河饯行，命和硕承泽亲王硕塞等率八旗官兵护送返藏。四月遣官赍金册金印赐五世__喇嘛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__喇嘛”。
澄清吏治
吸取明王朝灭亡教训，澄清吏治，是福临亲政期间考虑最多、也最伤脑筋的问题。他有惩于崇祯帝的不幸遭遇，他认为朱由检“励精图治，宵旰焦心”，“孜孜以康阜兆民为念”，是很想有一番作为的帝王，但因“有君无臣，孤立于上，将帅拥兵而不战，文吏噂沓而营私”，终于造成“国势莫支”，国破身亡的悲剧。他为稳坐天下，亟力寻求长治久安之策，一再向臣下求言。顺治十年正月特召大学士陈名夏“问天下何以治，何以乱，且何以使国祚长久?”以及“得人如何?”十二年正月谕吏部，令在京七品以上满汉文武官员，“凡职掌所属，向来积弊之处，见今整顿之方，详切敷陈”。并令地方官员亦“直陈无隐”。同时又谕吏部、都察院及科道官员“各据所见极言无隐”。尽管他一直未能找到良策，但确实进行了不懈努力，采取了不少的措施。
他推行甄别之法，擢优汰劣，要求各地督抚对所属官员“严加甄别，有德有才兼通文义者著保奏”，“不堪为民牧者立行参劾，不得姑留地方害民..不行纠参即为溺职，事发一并治罪”。他认为“知府乃吏民之本，若尽得其人，天下何患不治”，并认为全国百余府中有三十府最为重要。为选好知府，他于十二年正月下令“在京各衙门满汉堂官三品以上及在外督抚，各举才行兼优堪任知府者一人，详开履历事迹具奏，吏部再加察议，奏请定夺，以备前三十处知府之用”。为得到真才，福临亲自动手选拔官员。十年三月，他谕内三院：翰林院官员“必品行端方、文章卓越方为称职”。为此他要“亲加考试，先阅其文，后观其品，再考其存心持己之实据，务求真才”。显见，他把才放在第一位。次月，他便将经过考试的各官“御笔亲定去留”。有时他将随时发现的人才越级提升。一日他微行入翰林院，见庶常胡兆龙独自学习清书(满文)，他当即传旨“超升学士三级为侍读”。
顺治十年三月，他采纳吏科给事中魏象枢的建议，实行京察“大计”，即对各地官员普遍进行考核。这次大计中共有九百六十九名官员受到了革职、降调、致仕的处理。从此三年一大计，定为制度。这年四月，他谕吏部：“京官殿最亦当察核”。这是考核在京官员的京察，从此也按期举行，成为制度。
他加强对内外官员的监督，尤为重视都察院和御史的作用。他以“都察院为朝廷耳目官”，一再申饬：“上自诸王下至诸臣，孰为忠勤，孰为不忠勤，及内外官员之勤惰，各衙门政事之修废，皆令尽言”，“分别参奏”。与此同时，还向各地派出大量御史，作为皇帝的“耳目”以“简任巡方”，“察吏安民”。他还下令满汉官员互参，即互相监督，“如汉官玩误，满官据实奏闻;如满官执延，汉官亦据实奏闻”。
福临加强对官员的控制，不许结党结社，不许太监预政。他有惩于明末士人结党、太监干政的祸国，多次严令“内外大小官员，各宜恪守职掌，不许投拜门生。如有犯者即以悖旨论罪”。他认为投拜师生即为结党，后竟定为不赦之罪。他严厉惩处“贿买关节，紊乱科场”的考试作弊行为，屡兴科场狱案。他严禁私交、私宴，他认为如此行事便可以“永绝朋党之根”。顺治十年六月下令禁太监预政，设十三衙门专为“宫禁役使”，“不许(太监)干涉一事，不许招引外人，不许交结外官”。“如有内外勾结”，“审实一并正法”。十二年六月命立十三衙门铁牌，上刻敕谕严申不许中官干政之条，如有“窃权纳贿，嘱讬内外衙门，交结满汉官员”等事“即行凌迟处死”。为了锻炼官员，他还实行官员内升外转的办法。十年四月他谕吏部说：“国家官员内外互用。在内者习知纪纲法度，则内可外;在外者谙练土俗民情，则外亦可内。内外敭历，方见真才。”福临认为“治国安民首先严惩贪官”。他对贪官深恶痛绝，惩处贪官成了他清澄吏治的重要一环。他严惩了一些贪官，如首先迎降的恭顺侯、漕运总督吴维华，以贪一万余两，虽因有功免死，却“革职，永不叙用，赃追入官”。他三令五申告诫大小官不可贪赃身败，但收效甚微，贪赃枉法者仍然接连不断。福临寄予最大希望的耳目官巡方御史也接连以身试法。如顺天巡按顾仁出巡前，福临两次召见，谕其“洁己率属，奠安民生。若不法受贿负朕委任，则不拘常律，虽赃数无多定行正法”。可他到任之后即悖旨贪婪，索取贿赂，陷害无辜，造成受害人冤抑难申刎颈叩阍这一轰动一时的大事件来。此事对福临震动很大，他除了杀掉顾仁并处罚一应干连人等外，还下令：“贪官蠹国害民，最为可恨”。“嗣后内外大小官员凡受赃至十两以上者，俱籍其家产入官。”立法不为不苛刻，但仍然止不住贪官恣肆。十四年七月福临很赏识的原巡按御史刘嗣美也因“监守自盗”被流放。十五年十一月江南按察使卢慎言“贪赃数万”被处极刑。面对“贪习犹未尽改”的现实，福临愈加恼火，他下令：“今后贪官赃至十两者，免其籍没，责四十板流徙席北地方。”“衙役犯赃一两以上者流徙”。于是有的大臣上奏认为此法“过重”，致使“人犯抵死不招”。刑部等衙门也会议奏请“今后衙役亦照官律拟罪”。福临仍然不以为然，他说：“与其畏法不招，何若使其畏法不贪!”“朕明知立法既严，于贪官蠹吏有所不便，必怀怨心，但轸念民生，即为贪蠹所怨，亦不遑恤。若不如此，贪风何由止息!”所奏与所议“俱属不合，著严饬行!”福临非常欣赏与佩服朱元璋诛戮大臣，以重法治世的经验。他惩贪决心坚定，无奈事与愿违，惩贪与澄清吏治的其他问题一样，终顺治一朝，也未能解决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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