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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地理学家

时间: 玉玲2 历史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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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明朝地理学家徐霞客

  徐霞客(1587年1月5日—1641年3月8日),名弘祖,字振之,号霞客,汉族,明朝南直隶江阴(今江苏江阴市)人。著名的地理学家、旅行家和探险家,中国地理名著《徐霞客游记》的作者。被称为“千古奇人”。其一生志在四方,不避风雨虎狼,与长风云雾为伴,以野果充饥,以清泉解渴,出生入死。其足迹踏遍黄山、泰山、普陀、天台、雁荡、九华、武夷、庐山、华山、武当、罗浮、盘山、五台、阻山、衡山、九异等名山,游尽太湖、民江、黄河、富春、闽江、九鲤湖、钱塘江、潇水、湘水、郁江、黔江、黄果树瀑布、盘江、滇池、洱海等胜水。

  《徐霞客游记》中对各地名胜古迹、风土人情,都有记载。徐霞客游记开篇之日(5月19日)被定为中国旅游日。

  徐霞客,1587年1月5日-1641年3月8日,明朝人,名弘祖,字振声,霞客是他的号。他出生在直隶江阴(今江苏江阴)一个有名的富庶之家。祖上都是读书人,称得上是书香门第。他的父亲徐有勉一生不愿为官,也不愿同权势交往,喜欢到处游览欣赏山水景观。徐霞客幼年受父亲影响,喜爱读历史、地理和探险、游记之类的书籍。这些书籍使他从小就热爱祖国的壮丽河山,立志要遍游名山大川。十五岁那年,他应过一回童子试,没有考取。父亲见儿子无意功名,也不再勉强,就鼓励他博览群书,做一个有学问的人。徐霞客的祖上修筑这里是徐霞客故居了一座万卷楼来藏书,这给徐霞客博览群书创造了很好的条件。他读书非常认真,凡是读过的内容,别人问起,他都能记得。家里的藏书还不能满足他的需要,他还到处搜集没有见到过的书籍。他只要看到好书,即使没带钱,也要脱掉身上的衣服去换书。十九岁那年,他的父亲去世了。他很想外出去寻访名山大川,但是按照封建社会的道德规范“父母在,不远游”,徐霞客因有老母在堂,所以没有准备马上出游。他的母亲是个读书识字、明白事理的女人,她鼓励儿子说:“身为男子汉大丈夫,应当志在四方。你出外游历去吧!到天地间去舒展胸怀,广增见识。怎么能因为我在,就象篱笆里的小鸡,套在车辕上的小马,留在家园,无所作为呢?”徐霞客听了这番话,非常激动,决心去远游。临行前,他头戴母亲为他做的远游冠,肩挑简单的行李,就离开了家乡。这一年,他二十二岁。从此,直到五十四岁逝世,他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旅行考察中度过的。

  《徐霞客游记》

  《徐霞客游记》以日记体为主的中国地理名著。明末徐弘祖经30多年旅行,写有天台山、雁荡山、黄山、庐山等名山游记17篇和《浙游日记》、《江右游日记》、《楚游日记》、《粤西游日记》、《黔游日记》、《滇游日记》等著作,除佚散者外,遗有60余万字游记资料。死后由他人整理成《徐霞客游记》。世传本有10卷、12卷、20卷等数种。主要按日记述作者1613~1639年间旅行观察所得,对地理、水文、地质、植物等现象,均作详细记录,在地理学和文学上卓有成就。

  在地理学上的重要成就有:

  (1)喀斯特地区的类型分布和各地区间的差异,尤其是喀斯特洞穴的特征、类型及成因,有详细的考察和科学的记述。仅在中国广西、贵州、云南3省区,他亲自探查过的洞穴便有270多个,且一般都有方向、高度、宽度和深度的具体记载。并初步论述其成因,指出一些岩洞是水的机械侵蚀造成,钟乳石是含钙质的水滴蒸发后逐渐凝聚而成等。他是中国和世界广泛考察喀斯特地貌的卓越先驱。

  (2)纠正了文献记载的关于中国水道源流的一些错误。如否定自《尚书·禹贡》以来流行1000多年的“岷山导江”旧说,肯定金沙江是长江上源。正确指出河岸弯曲或岩岸近逼水流之处冲刷侵蚀厉害,河床坡度与侵蚀力的大小成正比等问题。对喷泉的发生和潜流作用的形成,也有科学的解释。

  (3)观察记述了很多植物的生态品种,明确提出了地形、气温、风速对植物分布和开花早晚的各种影响。

  (4)调查了云南腾冲打鹰山的火山遗迹,科学地记录与解释了火山喷发出来的红色浮石的质地及成因;对地热现象的详细描述在中国也是最早的;对所到之处的人文地理情况,包括各地的经济、交通、城镇聚落、少数民族和风土文物等,也作了不少精彩的记述。 他在中国古代地理学史上超越前人的贡献,特别是关于喀斯特地貌的详细记述和探索,居于当时世界的先进水平。

  在文学上的主要特点是:

  (1)写景记事,悉从真实中来,具有浓厚的生活实感;

  (2)写景状物,力求精细,常运用动态描写或拟人手法,远较前人游记细致入微;

  (3)词汇丰富,敏于创制;绝不因袭套语,落入窠臼;

  (4)写景时注重抒情,寓情于景,情景交融,同时注意表现人的主观感觉;

  (5)通过丰富的描绘手段,使游记表现出很高的艺术性,具有恒久的审美价值。

  此外,在记游的同时,还常常兼及当时各地的居民生活、风俗人情、少数民族的聚落分布、土司之间的战争兼并等等事情,多为正史稗官所不载,具有一定历史学、民族学价值。《徐霞客游记》被后人誉为“世间真文字、大文字、奇文字”。

  中国历史地理学的一代宗师——史念海先生

  史念海(1912-2001),山西平陆人,字筱苏。1932年,考入北平辅仁大学历史系。1934年初,《禹贡》半月刊创办并随之成立禹贡学会,史念海从一开始就成为《禹贡》的主要作者和禹贡学会会员,并在1936年大学毕业后,留驻学会,协助顾颉刚编辑出版刊物。大学毕业前,他受顾颇刚之命,撰写《中国疆域沿革史》一书,于 1937年出版,成为我国现代第一部公开问世的沿革地理专著。1948年后,历任西北大学、西安师范学院、陕西师范大学教授、历史系主任,陕西师范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及唐史研究所所长、副校长,陕西省历史学会第一届会长,民进中央委员、陕西主任委员。1956年获全国先进生产者称号。是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

  史念海先生大事表

  1912年6月24日,出生于山西省平陆县。

  1918年8月—1936年7 月,先后在平陆初中、太原高中读书,

  1932年8月考入北平辅仁大学历史系学习,1936年7月毕业。

  1936年9—1940年8 月,1936—1937年6月,在北平任禹贡学会编辑,并兼任河北通志馆编纂。“七七”事变后日寇侵占北平,辗转迁至西北;1939年3—7月任平凉师范教员,同年10月至1940年8月任察哈尔蒙旗特派员秘书(驻榆林)。

  1940年9月—1941年8 月,在西安西北文化学社工作,编辑西北资源月刊。

  1941年9月—1946年 12月,在重庆任国立编译馆副编审,还兼任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1947年1月—1954年10月,先后担任兰州大学历史系教授兼代主任;

  1948年10月调到西安,任西北大学历史系教授、系主任。

  1954年11月—2000年 3月:1954年11月,调至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授兼系主任;

  1978年任副校长;

  1983年转任唐史研究所与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

  2000年1月改任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名誉主任以及历史文化学院名誉院长。

  治学之路

  史念海在北平辅仁大学历史系读书时,校长史学家陈垣先生亲自给学生上课,课读甚严。加之强邻侵逼,国难深重的现实,促使先生发愤为民族振兴、国家富强而刻苦学习,因此学业进步甚速,三年级时就把大学本科生的全部课程修完,为进行史学研究打好了基础,由于受到清代乾嘉学派的影响,也是出于对陈垣先生的钦慕,史念海对考据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因此,在四年级时就连续写出了《两唐书地理志互勘》、《西汉侯国考》等论文,受到当时在北京大学、燕京大学讲授中国古代地理沿革史课程的史学家顾颉刚先生的识拔,遂经顾先生介绍加入了禹贡学会。大学毕业后又被聘为该学会的编辑。学会的活动为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坚固的基础。史念海正是在禹贡学会的强烈爱国主义思想与严谨治学的精神熏陶下,走上了历史地理学治学道路的。他的第一部学术专著《中国疆域沿革史》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与环境氛围中,在顾颉刚先生具体指导下,仅用一年多时间就写成,交商务印书馆作为《中国文化史丛书》之一出版的。此书全面总结了中国2000多年来沿革地理学的研究成果,系统论述了上起大禹治水分州之传说时代,下迄民国时期历代之疆域分布与政区设置,不仅在许多问题上提出了独到的见解,而且还突破了前人所划定的沿革地理学的范围,在有关人口、都城等方面作了考证分析,并开了中国现代历史地理研究的先河。至今,这本《中国疆域沿革史》仍是青年学者从事历史地理研究必读的入门书。特别是作者痛感时中国"边圉不整,强寇压境,虎视鹰瞵,直欲得我而甘心"的危殆局势,除专设"鸦片战后疆土之丧失"一章以引起国人注意外,还多处对历史上抗敌守边的民族英雄大加褒扬,并疾呼"光复旧土,还我山河,是在吾人好自为之",爱国激情充溢于字里行间。这部中国现代最早公开问世的历史地理专著,是史先生在学术上取得的一个显著成绩,这自然也是他遵奉师教、勤奋工作、勇于开拓的结果。

  上下求索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史念海为避敌追捕,辗转来到后方,先在西安之西北文化学社及陪都重庆之国立编译馆担任编辑与副编审等职,后又进入大学从事教育工作,曾担任迁至重庆北碚之复旦大学副教授与兰州大学教授兼代系主任、西北大学教授等教职,并继续从事历史地理研究。在中华民族英勇抗击日寇侵略的严峻形势面前,史先生出于更好地报效国家的心愿,开始深刻地思索如何发展历史地理学的问题。他清醒地看到,虽然禹贡学会创立之初,就如其半月刊英文译名所标示的那样,包孕有建立中国历史地理学这门现代学科的意图(《禹贡》半月刊英译名是"中国历史地理半月刊"),但由于学会中大多数人原都是师承乾嘉学派,擅长考据之学,加之卢沟桥事变后日寇很快侵占华北,学会被迫中止活动,因此还远没完成这一任务,大多数研究工作仍然停留在沿革地理学的范围内。沿革地理学的研究工作诚然可以为世所用,但其功效究竟有限。由此,史先生一度深感迷惘,继之起而探索。

  所持观点

  尽管当时史念海并没有获得如建国后那样对历史地理学性质、任务的明确认识,但已树立了两个基本观点:一是历史地理学不能只限于沿革地理学这样一个部分,否则就将难以说明历史时期的若干地理现象以及和地理有关的历史事实;二是历史地理学只有朝着前述方向努力才能广泛地为世所用,也才能获得无限的生命力。有了这样的一些认识,史先生便开始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并试图具体加以运用。由此就想到中国古代运河开凿问题。由于运河既是航道,又可用于灌溉,除有利于农业生产与交通贸易外,还在军事征战及维系一些王朝的统一方面具有明显作用。因此,中国历代运河的兴修,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人类对自然的利用与改造,也反映了自然条件的变化对社会的反作用。鉴于如上的理解,于是史念海决定选择运河这一课题开展研究,希图通过探明运河变迁的原委,使开发水利有所借鉴。经过多方努力,终于撰写成《中国的运河》一书,1944年由重庆史学书店出版发行。这本著作显然是史先生在艰苦的条件下为推进历史地理学的发展而上下求索的一个重大成果、既体现了史先生对中华民族神圣抗战事业充满必胜的信念,也寄托了一个爱国的学者期待着祖国光复后能迅速走上富强康乐大道的热烈执着之情。该书的出版,对中国运河的研治工作影响甚大,书中一些论点和资料至今仍常为一些学者所引用。史先生感到40年前撰写该书时西北考察,虽然认识到研究运河不能仅限于探索各条运河的沿革,也曾试图说明事物变化的缘由及其过程和影响,但仍是由史学着眼和立论,偏重于社会和人事方面,在自然因素的分析论证方面显得少了一些,因此决定根据当时对一些主要运河的野外考察所得,加以充实增补,交陕西人民出版社再版发行。

  新的开拓

  建国不久,史念海在院系调整中从西北大学调至新分建的西安师范学院(后改名为陕西师范大学),史念海长期在历史系任教授兼系主任,后又升为副校长。这期间,他开设了《中国历史地理》课程,力图建立起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理论体系。为此他自觉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指导自己的研究工作,因而对人类社会与地理环境;人为活动与环境变迁之间的辩证关系,由40年代的自发认识阶段,飞跃到自觉认识阶段,确认历史地理学是研究历史时期地理现象和人与地的关系的学科,是地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其任务是不仅要弄清自然环境本身的演变过程,更要探明自然环境受人的影响而演变的过程,从而找出人、地之间相互影响的规律,为人类利用、改造自然环境提供科学依据与历史借鉴。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他一方面结合教学工作编著《中国历史地理纲要》一书,一方面结合国家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需要开展科学研究。50年代和60年代前期,他着重围绕黄河流域历史上的经济发展问题,从农业、蚕桑、交通道路、居民聚落与经济等多个侧面,论证分析了它们的地理分布与变迁过程,揭示出黄河中下游地区自新石器时代起,直至唐朝前期,一直是全国经济文化重心,是最主要的粮食产区。1963年他将这方面的多篇论文,汇集成册,由挚友史学家白寿彝教授命名为《河山集》,成为中国第一部正式出版的历史经济地理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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