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曾国藩的趣闻
曾国藩，中国近代政治家、战略家、理学家、文学家，湘军的创立者和统帅。下面是学习啦小编为大家精心整理推荐的历史上曾国藩的趣闻，希望各位看官能感兴趣哦。
历史上曾国藩的趣闻：
钱钟书在《围城》中有这么一段妙语：汪处厚虽然做官，骨子里只是个文人，文人最喜欢有人死，可以有题目做哀悼的文章。棺材店和殡仪馆只做新死人的生意，文人会向一年、几年、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陈死人身上生发。“周年逝世纪念”和“三百年祭”，一样的好题目。死掉太太——或者死掉丈夫，因为有女作家——这题目尤其好;旁人尽管有文才，太太或丈夫只是你的，这是注册专利的题目。汪处厚在新丧里做“亡妻事略”和“悼亡”诗的时候，早想到古人的好句：“眼前新妇新儿女，已是人生第二回，”只恨一时用不上……
曾国藩就有汪处厚这样的癖好，他也写了不少“只恨一时用不上”的挽联，并为此而开罪了好友汤鹏。
曾国藩在做京官时，居官问学之余，喜欢创作对联，尤其喜作挽联。挽联颇有盖棺论定的意思，数十个字的篇幅，既要总结生平，又要表达情感，兼要发表评论，还要有一定的高度，不下苦功夫实在写不好。只是，可作挽联的人多为新近死去的亲朋故旧，哪里会有那么多盖棺定论的死者等着他“敬挽”呢?此公眉头一皱，计上心来，稍作变通，进行“生挽”——即给身边熟悉的活人预写挽联，以资练习。这种做法当然不厚道。但对提高水平，据说倒是助益显着。当然，这事儿得偷偷地干，决不敢让被挽者知道。
道光年间的一个春节，曾国藩正利用春节闲暇在书房中创作挽联，比他大10岁的好朋友汤鹏适时前来拜年。二人关系素来密切，汤鹏也就不待通报径直到书房来找国藩。说来也巧，国藩这时正写到“海秋(汤鹏字)夫子千古”，陡然见到被挽者现身，赶紧手忙脚乱地藏掖条幅。汤鹏以为他在写春联，只是好奇为啥用白纸不用红纸，便要看看写了什么。国藩死死捂住，汤鹏秉性霸蛮，兼好奇心重，乃不管不顾一把扯过来看个究竟。不看则已，一看差点晕倒：好朋友竟在这新春吉日给自己写挽联!这还了得，汤鹏对曾国藩重重吐了口唾沫，拂袖而去。
不用说，这都是挽联惹的祸。汤鹏是湖南益阳人，字秋海，曾国藩的老乡，两人又都是重臣穆彰阿的得意门生，在一起做京官，过从甚密。挽联风波后，怒不可遏的汤鹏反目，与曾国藩割袍断义。
汤鹏聪慧过人，他22岁中举，23岁连捷进士及第，被誉为“凌轹百代之才”，“意气蹈厉，谓天下事无不可为者”，认为“徒为词章士无当也”。其人性情傥易，不中绳墨，喜欢放言高论，目无余子，甚至连司马迁、韩愈都不放在眼里。汤鹏虽科甲顺利，官场却很不得志，“礼曹十年不放一府道，八年不一御史”，长年待职闲曹，终不为朝廷重用。后来更因事迁谪，“恃才傲物，谤口繁多”。
汤鹏的死也很是离奇。一天酷热，几个朋友聚在汤鹏家闲聊。有人偶然说到大黄药性峻烈，不可随便服用。汤鹏漫不经心地说：“那有什么?我经常服用它。”大家感到愕然，半信半疑。汤鹏大怒，立刻命仆人去药铺买了几两回来，马上煎服。喝了一半，朋友们担心出事，攘肩捉背，群起制止。但汤鹏坚决不听，坚持将一罐大黄全部服下，结果当天暴卒。好奇倔强到不惜生命的地步，实属奇人奇事。曾国藩在祭文中沉痛地说：“一呷之药，椓我天民”，即指此事。
对于两人绝交的真正原因，曾国藩自然也不会承认，因为承认了将有损他的道德文章形象。他在给汤鹏的写的祭文中，将两人断交的原因归结于汤鹏对曾国藩批评其着作《浮邱子》不满：“一语不能，君乃狂骂。我实无辜，讵敢相下?”
汤鹏的死，曾国藩为其送上的挽联是：
着书成二十万言，才未尽也;
得谤遍九州四海，名亦随之。
至于这是曾国藩当时即兴写就，还是“生挽”的成稿，自然只有他自己清楚了。曾国藩后来的挽联创作日渐炉火纯青，他的全集中，收有其创作的挽联七十七副。近代古文家、诗人吴恭亨曾说：“曾文正联语雄奇突兀，如华岳之拔地，长江之汇海，字字精金美玉，亦字字布帛菽粟。” 对曾氏之联语评价不可谓不高。
曾国藩的故事一、位高轿低
曾国藩在道光年间连年被提拔，升迁极快，十年之间连升十级，这是难得的恩遇：在升为正三品大员后，按规定，轿呢要由蓝色换为绿色，护轿人也要增加俩人，而且乘轿是需要配备引路官和护卫的。但令百官诧异的是，曾国藩从升为三品官之日起，除身边不得不增加两名护卫外，轿前不仅没有引路官，连扶轿的人也省了去，且轿呢也没有换成绿色，仍乘蓝轿。
不久，曾国藩又升为二品大员，下人就为他荐举了四名轿夫，要把曾国藩的四人大轿换为八抬大轿。按清朝官制，四品以下官员准乘四人抬的蓝呢轿，三品以上官员准乘八人抬的绿呢轿，俗称八抬大轿。但这并非硬性规定，官员如达到品级而收入不丰者，是可量力而行的;若品级达不到却乘高品级的轿子就算违制，一旦被人举报，不仅要受处分，严重的还要被革职、充军。
其实，曾国藩早就打定主意，他明晓水满则溢、人满则忌的官场道理，对于可摆可不摆的架势、可坐可不坐的大轿，一律是不摆不坐。虽然，曾国藩因乘蓝呢轿而被下级官员欺侮，但京城三品以上的大员出行，都知道向护轿的官员交代一句：“长点眼睛，内阁学士曾国藩大人坐的可是蓝呢轿呢。”
曾国藩纵横官场几十载，正是凭借了这种低调、内敛的力量。
曾国藩的故事二、“不要钱，不怕死”
明清京官之苦，时人皆知。作为七品京官的曾国藩年俸仅为45两，外加作为津贴的“恩俸”和“禄米”也不过135两。而后来的张之洞曾给京官算过账：“计京官用度，即十分刻苦，日须一金，岁有三百余金，始能勉强自给。”弥补这样大的收支赤字只有两法：一是收受外官的馈赠，二是借贷。外官收入丰厚，为了构建关系网，每次进京，都要给熟悉的京官们送礼，名为“冰敬”、“炭敬”、“别敬”(意为夏冬买冰买炭等费用)。这笔馈赠，少则数十两，多则数百两。但是曾国藩很少利用手中权力为人办事，所以这种馈送次数很少，于是借债就成为他经济来源的主要部分。因为人品好，曾国藩借钱比较容易。至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底，曾国藩已累计借银400两。这一时期，他在家书中多次出现“借”“欠”“窘”的字样，艰难形状，跃然纸上。
咸丰二年(1852)曾国藩墨绖(dié，指服孝)从戎，创建湘军，从此开始了11年镇压太平军的戎马生涯。晚清军队是腐败最烈的所在。吃空额、扣兵饷、出售兵缺，以及在军营中设赌收费都是军官们最普遍的营私方式。即使清廉之员，也可以凭“截旷”和“扣建”致富。国家统计的军饷，是足员足月的全额。但一年当中，军队常有兵员死亡、退伍或者被淘汰，以新兵补充。新旧兵员不可能当天衔接，这中间会有空缺。空缺时的饷银就节省下来，叫做“截旷”。国家计饷，都按每月30天算，农历小月只有29天，省下的一天军饷扣下来，叫做“扣建”。这两笔银子本应上缴国库，但实际上谁都没有缴。日积月累，为数甚巨。比如李鸿章带淮军几十年，截旷和扣建积累巨大。他把其中一部分银子存在直隶藩库中，作为自己的“小金库”，死后还存有800万两。
但曾国藩的宦囊并没有因此而丰富。初出山之时，曾国藩表示：“不要钱，不怕死。”统兵之后，可以支配的金钱虽多，但他为“风示僚属”和“仰答圣主”，把自己的部分收入捐给了战区灾民，寄回家的钱反而比以前少了。
曾国藩立定主意不多往家寄钱，不仅因为要保持清廉之节，还因为他认定从小经过生活磨炼的人更容易成大器。“若沾染富贵习气，则难望有成”。他在家信中说：“吾不欲多寄银物至家，总恐老辈失之奢，后辈失之骄，未有钱多而子弟不骄者也。”
虽然官至极品，但曾国藩晚年生活仍然保持俭朴习惯。薛福成拟的《代李伯相拟陈督臣忠勋事实疏》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其(曾国藩)本身清俭，一如寒素。官中廉俸，尽举以充官中之用，未尝置屋一廛(chán，平民住所)，增田一区。疏食菲衣，自甘淡泊，每食不得过四簋(guǐ，古代食具)。男女婚嫁，不得过二百金，垂为家训。有唐杨绾(wǎn)宋李沆(hàng)之遗风(杨、李二人分别为唐宋名臣)。而邻军困穷，灾民饥馑，与夫地方应办之事，则不惜以禄俸之盈余，助公用之不给。”
这段叙述，应该说并没有过分夸张。曾国藩爱穿着家人为其纺织的土布衣服，不爱着绸帛。曾国藩升任总督后，其鞋袜仍由夫人及儿媳、女儿制作。当时每晚南京城两江总督府内，曾国藩夜阅公事，全家女眷都在麻油灯下纺纱绩麻。通常他每顿饭只有一个菜，“绝不多设”。
同治十一年，曾国藩在两江总督官署去世，终年61岁。他生前曾留下遗嘱，丧事概不收礼。但曾国荃建议曾纪泽不要遵守此项遗嘱，因为，一品大员的丧事，“实非巨万可以了”，关系密切者，“似可以酌受”。但曾纪泽拒绝了此项建议。曾国藩自以为生前给自己留下的养老钱“极丰裕”，然而办完丧事后，已经所剩无几。
曾国藩的故事三、“四败”藏锋
曾国藩认为为官有四大忌，即“四败”：昏惰任下者败，傲狠妄为者败，贪鄙无忌者败，反复多诈者败。曾国藩把这“四败”写在案头上，每天都提醒自己。
在另一个地方，曾国藩又说，自古以来凶德致败者大约有二端：一是傲慢，一是多言。他总结历史的经验说：“我看历代的那些着名的大官，大多数都是因为这两个原因而败家丧身的。”不管是居官四败也好，还是二败也好，其实都有一个核心，这就是，为官者之所以身败名裂，往往是由于不知道顾忌。
曾国藩曾经说自己有“三畏”：畏天命、畏人言、畏君父。曾国藩一生，也始终是在如履薄冰、如临深渊这样的心境中度过的。道光二十五年五月，曾国藩升了官，他在给弟弟的家书中，表示不但不敢高兴，反而感到战战兢兢。他说：
“这次升官，实在是出乎我的意料。我日夜诚惶诚恐，自我反省，实在是无德足以承受。你们远隔数千里之外，一定匡正我的过失，时时寄信来指出我的不足，务必使累世积累下的阴德不要自我这里堕落。弟弟们也应当常存敬畏之心，不要以为家里有人当官，于是就敢欺负别人;不要以为自己有点学问，于是就敢于恃才傲物。常存敬畏之心，才是惜福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