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胡适的历史

　　鲁迅与胡适之间的爱恨情仇，总是很值得拿出来说说的，下面是学习啦小编为大家精心整理推荐的鲁迅与胡适的历史，希望各位看官能感兴趣哦。

　　鲁迅与胡适的历史：

　　从鲁迅的日记中看，两人交往于1918年，而真正来往于1923和1924年。这期间，两人有着比较一致的思想观点与共同主张。那就是：反对旧道德、旧礼教，提倡科学与民主;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特别是在反对旧文化、倡导新文化的方面，两人亦步亦趋：或是胡适倡导观念，鲁迅相继发表文章，予以呼应;或是两人同时从不同侧面和角度，对某一问题作深入的阐发。

　　鲁迅倡导文学革命，注重新文学的创作实践。他在《〈自选集〉自序》一文中表述说：“我做小说，是开手于1918年，《新青年》上提倡‘文学革命’的时候。”鲁迅认为，文学革命实际上是对死的封建文学的革命，首先要有思想的革命，它需要胆识和勇气。而胡适倡导文学革命，则注重从理论上突破，先后写出了《文学改良刍议》、《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等文章，在否定旧文学的基础上，形成了一系列革命文学论述。

　　从《鲁迅日记》中，也可以见证两人在学术研究方面曾经的过从甚密。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出版前后，曾多次征求过胡适的意见。胡适在写作《中国章回小说考证》一书时，也曾多次向鲁迅请教。在胡适的作品中也有明确描述两人友谊的片断：两人在讨论学术问题时，从不拐弯抹角，多是正确的欣然表示认同，错误的直言相告，有疑问的也不苟同，互相商榷。

　　鲁迅与胡适的矛盾，始于1925年。那时的鲁迅，正由官场走向民间，而胡适，则由书斋走向议政之路。在鲁迅的文章里，也有明确记载：先是清朝末代黄帝溥仪召见胡适，而后，则是胡适与段祺瑞政府和蒋介石集团互递秋波。一个成了现政权的拥护者，一个成了现政权的批评者，两种选择，使两人分道扬镳，站在了对立面上。他们以各自为中心，分别团结了一批知识分子，使寂静的知识界一时热闹起来。

　　鲁迅与胡适的价值选择中，所延伸的政治观点和文化隐喻也十分鲜明。从两人当时的作品中，不难看出其政见的分歧：鲁迅以为中国的进化，有赖于精神的重塑，改造国民性乃知识界的重任;胡适则以智慧和潜能，贡献给权利阶层，借现政权力量，推进社会的进步，正如胡适在我的自述一文中所说：“我是一个注意政治的人。当我在大学时，政治经济的功课占了我三分之一的时间。”他先后主持过《每周评论》《努力周报》和《独立评论》三个政论性周刊，表明了胡适对政治的关心。

　　鲁迅走向民间，其实是站在了劳苦大众的立场发言，他对官场的冷视，并不亚于对世俗社会的憎恶。此后，好恶感分明的鲁迅不再给胡适留面子，时不时地间接或公开批评胡适。矛盾公开，两人的关系也日渐冷漠、乃至交恶。

　　鲁迅与胡适政见分歧的时代，也是中国正处在中西方文化冲突最激烈、最血腥的时代。当时，西方文化通过军事的征服与经济的扩张在世界表现着独有的优势。面对西方文化的强大攻势，以鲁迅为代表的一些中国文化人自觉把文艺当作挽救中国政治危机的工具，并进而让文艺承担起挽救中国政治危机的重任。

　　两人在“整理国故”的争论是双方分歧中最具冲突性的一次。“整理国故”的口号，当时是北京大学旧派学生提出来的。他们成立“国故社”，扯起“昌明中国故有之学术”的旗帜，企图以研究“国故”为名，行复古之实。针对“国故社”的倒行逆施，北大进步学生联合一起，成立了“新潮社”，指出研究国故，必须用“科学的精神”对国故加以“整理”，反对“国故社”以封建思想“保存国粹”。

　　胡适的观点是：整理国故实在很有必要，应当用科学的方法去指导国故研究;研究学术史的人，应当用“为真理而求真理”的标准去批评各家的学术。诚实地说，胡适最初的基本精神上与“新潮社”是一致的，且某些地方尚有发挥。然而，由于胡适的“从政”，随后的“整理国故”主张则偏离了最初的观点。他鼓励青年“踱进研究室”，“整理国故”，并给广大青年大开“国学书目”，要求中学的国文课以四分之三的时间去读古文，这客观上对诋毁新文学的复古派起到了支持作用。接着，他又以进“研究室”求学为借口，反对学生运动，认为“呐喊救不了中国”，国家的纷争、外间的刺激，只应该增加学生的求学的热心与兴趣，从而走到了进步学生的对立面。

　　对此，鲁迅不再沉默。他先后写了《所谓国学》、《望勿“纠正”》、《就这么一个意思》等一系列文章，尖锐指出“整理国故”内容和方向转化带来的弊端，他鼓励青年关心实事，参加现实斗争，而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死读书，读死书，观点和矛头直指胡适，犹如匕首投枪。

　　读鲁迅与胡适，感慨在心中，滋味各不同。

　　先说鲁迅。也许是从小学课本里就读鲁迅的缘故，心底一直很崇拜鲁迅。我以为，先生不是一般的人，也不是某种意义上的大文人，而是一个标志性的巨人。先生对旧中国的国情民情看得入木三分。国力的贫困落后，劳苦大众的水深火热，让先生愤世嫉俗。他以笔作枪，从各个方面兜着底儿揭露社会的黑暗、罪恶，敢于和任何人开战，撕破面皮，紧咬对手不放，不留一点拐弯余地，甚至有些偏激，完全是为了旗帜鲜明和誓不两立。我想：正是因为先生身上背负了太多的社会重任，才使他成为一个完完全全的斗士，他的所作所为完全是为了社会的前进、进步和发展，真可谓置于死地而后生啊!

　　再说胡适。读胡适，心里便安静些许。我以为，无论从哪种角度来说，胡适仍不失为一位知识大家，也不能说他是一个没有独立精神的人。事实上，这位知识老人一生都在坚持自由主义，在求索的路上，始终没有低下高贵的头颅，他的独立意志的表达方式，常常是利用现政权的缝隙，或者说是利用已有的社会机制，来推动社会的变革。遗憾的是，他最终却没有勇气像鲁迅那样走向黑暗的深谷，与陈腐的权贵彻底决裂。不知这位知识老人想明白没有：真理的实现常常伴以自我的丧失，社会的进步，是不能以美好的“纯粹”来实现的。

　　胡适简介：

　　胡适(1891年12月17日——1962年2月24日)原名嗣穈，字适之，徽州绩溪人。曾任北京大学校长、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中华民国驻美大使等职。

　　胡适因提倡文学改良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是第一位提倡白话文、新诗的学者，致力于推翻二千多年的文言文，虽与陈独秀政见不合，但与其同为五四运动的核心人物，对中国近代史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

　　胡适兴趣广泛，着述丰富，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红学等诸多领域都有深入的研究。着有《白话文学史》《胡适文存》《尝试集》《中国哲学史大纲》等书。

　　1962年2月24日因心脏病猝发于台北逝世。

　　1891年12月17日未时出生于江苏省松江府川沙县(今上海市浦东新区)。

　　1893年随母亲冯顺弟前往台湾其父胡传任所。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随母亲离开台湾返回上海，后回祖籍安徽省绩溪县上庄村，进家塾读书。其父胡传病逝于厦门。

　　1904年与江冬秀订婚，从三兄到上海，入梅溪学堂。

　　1905年进澄衷学堂。

　　1906年考取中国公学。

　　1908年入中国新公学，兼任英文教员。

　　1910年留学美国，入康奈尔大学选读农科。

　　1915年入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师从于约翰·杜威。

　　1917年，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主要内容：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滥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通过哲学博士学位的最后考试，回中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参加编辑《新青年》，回安徽省绩溪县与江冬秀结婚。

　　1919年接办《每周评论》，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主张改良主义，挑起问题与主义论战。

　　1920年离开《新青年》，在南京大学暑期学校讲学。

　　1922年任北京大学教务长兼代理文科学长，创办《努力周报》。在其第二期(1922年5月14日)与蔡元培、李大钊、陶行知、梁漱溟等联名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

　　1924年与陈西滢、王世杰等创办《现代评论》周刊。

　　1925年2月参加北京善后会议，并参与起草部分会议文件。

　　1926年与其师郭秉文等人在美国发起成立华美协进社。

　　1926年游历英国、法国、美国、日本诸国。

　　1927年正式取得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1927年在上海蒋介石与宋美龄婚礼上结识蒋介石。

　　1928年创办《新月》月刊，任中国公学校长。

　　1929年在《新月》杂志上发表《人权与约法》一文，标志人权运动的开始，随后发表《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对于建国大纲的疑问》、《知难，行亦不易—孙中山先生的“行易知难”说述评》、《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1930年1月胡适、罗隆基、梁实秋三人有关人权问题的文章结集为《人权论集》交新月书店出版，后被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查禁。1930年4月10日在《我们走那条路》中提出：“要铲除打倒的是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五大仇敌”。

　　1932年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并邀蒋廷黻、丁文江、傅斯年、翁文灏创办《独立评论》，胡适先后共为其撰写了1309篇文章。

　　1935年1月4日抵达香港，逗留五天，主要接受香港大学名誉法学博士学位

　　1935年多次要求出任驻日本大使未果。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于1937年8月19日要求胡适即日前往美国争取美方对中国的支持。

　　1938年任中华民国驻美国大使。

　　1942年9月8日辞去驻美大使一职，旅居纽约，从事学术研究。

　　1943年应聘为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部名誉顾问。

　　1944年9月在哈佛大学讲学。

　　1945年出任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代表团代表在旧金山出席联合国制宪会议，以中华民国政府代表团首席代表的身份，在伦敦出席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会议，制订该组织的宪章。

　　1946年7月回到北平，任北京大学校长。1946年11月28日，蒋介石向国民代表大会提出《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并郑重致词，说明其要点，由大会主席团主席胡适接受。1946年12月25日，国民大会正式三读通过宪法草案，国民大会闭幕，由蒋介石代表国民政府接受胡适递交宪法。

　　1947年1月24日蒋介石想请胡适出任中华民国考试院长和国府委员，但胡适坚持不肯加入国民政府而力辞。1947年4月，王耀武托季羡林给胡适捎去信，致以敬意与问候，并邀请胡适在方便的时候莅临济南作学术演讲。旋即得到回信，胡适答应相机来济南与教育界同行们共同研究山东的教育。

　　1948年4月3日蒋介石认为中华民国宪法为内阁制，实权在内阁，中华民国大总统应为虚位，请公正人士较佳，所以想叫中国国民党支持无党籍的胡适出马竞选行宪后第一任总统，等胡适当上总统后再任命蒋中正为中华民国行政院长，胡适同意，但后来因国民党中执会还是支持蒋介石选总统而变卦。1948年1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兵临北平城下，用电台广播呼吁胡适留下继续担任北京大学校长，胡适不为所动，依然决定离开北平，1948年12月北平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邀请胡适在中南海怀仁堂商讨是战是和，胡适送了八个字和比战难，坚持待变。1948年12月13日朱家骅、傅斯年、俞大维、陈雪屏四个人在南京设法派飞机去接胡适南下，胡适在1948年12月13日时，本坚持不肯丢下北京大学不管，于1948年12月14日在南京方面的劝说下勉强同意离开，1948年12月15日下午4点，傅作义派了部队护送胡适到北京南苑国际机场上了飞机。夜里十时到达南京明故宫机场。

　　1949年3月9日蒋介石派蒋经国赴上海访胡适。1949年4月6日胡适应中华民国政府要求，从上海搭威尔逊轮前往美国当说客，为和平解决国共内战问题寻求美国政府的介入，1949年4月21日船抵旧金山，得知1949年4月19日政府拒绝中共24项要求，中国人民解放军已渡江，此时局势已定，胡适在美处处碰壁，而发表《共产党统治下决没有自由》，旅美时，与张爱玲相识，结下友谊。《自由中国》创刊，胡适任名义上的发行人。1949年6月7日新任中华民国行政院长阎锡山发表胡适为外交部长，但胡适拒绝上任。

　　1950年3月初，胡适到华盛顿出席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会议，被推为该会干事长。应聘为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亚图书馆馆长。1950年6月23日主管亚太事务的美国助理国务卿迪安·腊斯克约见胡适﹐试图说服胡适出面领导流亡海外﹐以取代蒋介石的政权，胡适对此表示全无兴趣。

　　1952年胡适和蒋廷黻在纽约有意联合组织反对党以在台湾推行民主政治，但在胡适返台与蒋介石讨论后，遭到蒋介石的反对，以致组党失败。

　　1954年2月至3月，六十四岁的胡适到台湾参加“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二次会议”，担任“临时主席”。

　　1955年中国大陆掀起批判胡适运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发行《胡适思想批判论文汇编》，胡适住在美国搜集了这八本书，认真作了批注。而批判胡适运动的起因，根据耿云志的说法是：这句话我想是他一生里，讲的最有失绅士风度的一句话，胡适说按照毛泽东当时的水平他考北大是考不上的，我估计这个话有可能传到毛泽东的耳朵里，所以毛泽东非常决断地发动一场全国规模的彻底批判胡适的运动。

　　1957年11月任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院长。

　　1958年4月返回台湾定居就任。自此，胡适多时往返台、美两地。期间因为经济关系，将《胡适文选》及《胡适自述》等所有着作，以买断方式卖与出版公司。

　　1959年兼任台湾长期科学发展委员会主席。

　　1960年《自由中国》杂志负责人雷震被捕，胡适参与营救雷震，不过并没有成功，胡适一度受到株连，对此胡适留下三千字的日记说明始末。

　　1961年2月胡适参加台湾大学校长钱思亮的宴会，刚抵达时感到身体不适，送至医院脉搏跳至135次，痰中带血，医生诊断为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此次住院2月，后回家自养，但身体已日渐衰弱。11月病情恶化，至台湾大学医学院疗养。1962年1月从台大医院出院，1962年2月24日在中央研究院开酒会时心脏病猝发病逝于台湾省台北市南港区。胡适去世获得了极大的哀荣，1962年3月1日蒋介石前往祭吊，并亲书挽联一副，适之先生千古，新文化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新思想的师表。然后蒋在胡适去世当天的日记中写道，闻胡适心脏病暴卒，对革命事业确实去除了一个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