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拯廉洁无私的故事3则

　　包拯，字希仁，北宋名臣。包拯以廉洁公正、不攀附权贵著称，下面是学习啦小编为大家精心整理推荐的包拯廉洁无私的故事3则希望各位看官能感兴趣哦。

　　包拯廉洁无私的故事：外甥打舅舅，认法不认亲

　　包公首次响亮地喊出了“有法必依，执法必严”八个大字，流传至今。要做到这八个字，只能先从自身做起。他平时办案执法没有私人请托条子，没有亲朋好友因私事打扰，为秉公执法而“六亲不认”。

　　他调任庐州(含合肥)知州时，家乡亲友个人笑逐颜开，以为可以大沾其光，纷纷跑去拜望，不料全都吃了闭门羹。他娘舅觉得外甥来当官，自己犯点事也总会得点照顾，但包公照例开庭审讯，按律责打七十大板。从此以后亲戚朋友都格外小心，谁不敢仗势胡来。“外甥打舅舅──不认老娘亲”，此事轰传四方，老百姓拍手叫好，亲友们有的骂包公六亲不认，不近人情，成心沽名钓誉。包公坦然自若，挥毫赋诗一首：

　　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

　　秀干终成栋，精钢不做钩。

　　仓充鼠雀喜，草尽狐兔愁。

　　史册有遗训，无贻来者羞!

　　末两句意思是：史书中记载着圣贤的教诲，我要身体力行，决不违背，免得给后人留下耻辱。这是包公一生做人做官的真实写照。

　　包公对子女管教严格。他的长子官居通州(州府官员之一种)，政声亦好，英年早逝;幼子在包公去世时年仅5岁，包公留下的家训是：“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者，不得放归本家，死不得葬大茔中。”意思是说，后世包家子孙在外做官，如果有违反家法规定而受贿、贪污者，生不得让他回到包氏宗族来，死不得葬在包氏祖坟中。据说包子孙都能严守祖训，无一贪官。

　　历代清官廉吏无不淡泊利禄、清心明志，包公尤其如此。包公年轻时中进士，即被任为朝官和知县，却为侍养年老双亲而推辞。父母去世后很久，他已四十来岁了，经乡里父老苦劝才出去做官。他苦读经史，修身养志，数十年如一日，做官后身体力行，即使贵为大臣也不改平民生活和平民作风，衣食同百姓时一样，从不搞特殊。当时端州(今广东省肇庆市)盛产名贵的“端砚”，制度规定每年必须进贡一定数量给朝廷，历任知州大都另征数十倍于定额的“端砚”献给各类权贵，以求升官发财，搞得端州百姓叫苦连天。包公做端州知州后，下令只按定额征收，不得多征一方，百姓奔走相告，一片欢呼。他离任时，吏民精制一方最好的“端砚”相赠，公包婉言坚辞。“不持一砚归”，当时就传遍端州内外。

　　包拯廉洁无私的故事：黑脸一沉，皇帝也怕他三分

　　包公唱黑脸，只看事不看人，即使面对皇帝身边的宦官、靠山铁硬的皇亲、手操生杀予夺大权的“真龙天子”，他也“照黑不误”。宋仁宗皇帝因宠爱张贵妃而提拔其伯父张尧佐为三司使，包公就带头上奏：“张尧佐是个凡庸之辈，靠贵妃得宠这层特殊关系才一步登天。这不知遭到多少人背后讥骂，可陛下为什么非要护着一个张尧佐而违天意、逆人心、自酿危机呢!”又说：“历代外戚，即使有才者，明君也不肯轻易给他实权，何况无才者!……请陛下撤掉张尧佐，另求贤才!”宋仁宗无奈，只好照办，但又抵抗不了枕头风，不久又授予张尧佐宣徽使之职。宣徽使是皇帝近侍高官，与副宰相级的枢密使同列，所以张贵妃特别看重此职，曾再三叮嘱宋仁宗一定咬住不放，宋仁宗满口答应。包公寸步不让，立即率同僚七人入奏。宋仁宗一见这阵势，不禁“龙颜大怒”，与七位谏官舌战朝堂，吓得胆小朝臣直打哆嗦。张尧佐见众怒难犯，慌忙声明辞去宣徽使之职，宋仁宗也怕为此丧失人心，赶紧顺水推舟以示“虚心纳谏”，并且下诏，以后皇亲国戚不得担任任何有实权的高官。

　　张贵妃眼巴巴地盼望佳音，一见宋仁宗回宫便急问道：“宣徽使……”宋仁宗埋怨她说：“宣徽使宣

　　徽使，你就知道个宣徽史，咋就不知道包拯是个御史!”

　　诸如此类，不胜枚举。一个人在皇帝面前都敢唱“黑脸”，其他场合可想而知。自古以来，只有那些不怕丢官、不怕坐牢、不怕杀头、只怕国家受害百姓遭殃的人，才敢唱“黑脸”。幸运的是包公生逢比较开明的宋仁宗，加之具有高明的斗争策略，才得以安居高位，享其天年。假如碰上听不得一点反面意见的皇上，早就被杀头了。

　　包拯廉洁无私的故事：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

　　包拯雅号“黑包公”，其实历史上的包拯长得并不黑，只因为他做人不随波动逐波，坚持原则;做官不巧言令色，刚直不阿，横眉冷对一切明里暗里干坏事的大小官吏，嫉恶如仇，除恶务尽，所以人称“黑包公”，意指他执法如山，敢唱“黑脸”。

　　包公是封建官僚，未必能象书上说的“爱民如子”，但他对劳动人民即有很强的同情心，忧国忧民，以“兴利除害，济世益民”为己任。按旧制，百姓告状不得直入开封府大门，而要通过府吏转达，府吏便乘机勒索，看钱说话，造成一些冤假错案。包公调往开封任府尹后，马上命令大开正门，让老百姓直接到大堂申诉。从此。府吏便不敢再欺上瞒下，包公亲倾听申诉，快速取证，“秉公办案”。旧衙门“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积弊当即扫除一空，官吏敲诈勒索，徇私舞弊的恶风立即被煞住，原先多年的冤假错案统统被纠正。百姓高呼“包青天”，贪官痛骂“包黑子”。

　　京城的官宦富豪依仗权势，在惠民河两岸霸地筑堤，大造豪宅园林，甚至圈占水面，搞得河水受阴，严重威胁市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惠民河变成了“害民河”。包公上任后，迅速发动百姓把那些“违章建筑”全部拆除，又疏通河道，广种花木，惠民河焕然一新。老百姓对“包青天”感恩戴德，可是那些权贵却对“包黑子”恨得咬牙切齿。

　　包公在京在朝期间，到处流传着一句民谣：“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一是说穷苦小民打官司，无钱无人给通关节不用怕，自我阎罗王包老大人为你做主;二是说大官富豪足然有钱有人通关节，但什么关节也通不到包公那里。“阎罗王”是佛教说的地狱之神，铁面无私，阳间任何请托关节也休想通到他主管的“阴曹地府”。

　　据史书记载，包公做官二十余年，历任二十余职，不管是升是降是平调，都不改初衷，一生正大光明，铁面无私，所以政绩突出，官声极好，赢得了千古清名，万民颂扬。

　　包拯鲜为人知的那些事：

　　包拯是北宋仁宗时代的名臣，是历史上着名的好官、清官。《宋史·包拯传》记载：“拯立朝刚毅，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皆惮之。人以‘包拯笑比黄河清’。童稚妇女亦知其名，呼曰包待制。京师为之语曰：‘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旧制：凡讼诉不得径造庭下。拯开正门使得至前陈曲直，吏不敢欺。”

　　这个记载，不仅说明包拯刚毅为官，使“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皆惮之”，而且为政多创举，如他改革了诉讼制度。在北宋，平民要告状，得通过“门牌司”层层上递案件。刁滑的小官吏，就是利用这个机会讹诈百姓。包拯裁撤门牌司，人们可以直接接触办案官员，使“吏不敢欺”。

　　包拯的刚正不阿、一心为公、两袖清风、明察秋毫等品质与为政行为，不仅在历代影响都很深远，对今人亦不无启迪。

　　激浊扬清刚直

　　包拯，字希仁，安徽庐州人。北宋天圣进士，先后任天长县令、权开封府、监察御史、龙图阁直学士、枢密副使等职，人称“包青天”。监察御史掌管监察百官、巡视郡县、纠正刑狱、肃整朝仪等事务，包拯任监察御史，曾直面天颜三谏反对超擢张尧佐。

　　张尧佐是宋仁宗宠妃张贵妃之父张尧封的堂兄，志大才疏，为人浅薄，却凭借张贵妃的这层裙带关系，在仕途上春风得意。最初，张尧佐被委任为“三司使”。包拯极力反对，向皇帝谏议说，像张尧佐这样的人，就连小官也没有资格做，更不用说“三司使”这样显赫的大官了。但是，宋仁宗一心想讨张贵妃的欢心，不但不理会包拯的谏议，反而又加封张尧佐为节度使。包拯非常痛心，继续上谏，坚持怒责张尧佐，可是仁宗仍然置若罔闻，到了第二年，更加封张尧佐出任宣徽南院使。包拯第三次向皇帝进谏，痛加陈词，甚至在朝廷上跟皇帝当面辩论起来，终于迫使皇帝罢了张尧佐的官。张贵妃老大不高兴，一再在仁宗耳边吹风，为其伯父张尧佐说情。宋仁宗告诉她说：“包拯进谏时，唾沫直溅到朕的脸上!你只知道宣徽使、宣徽使，就不知道包拯他还在当御史!”

　　宋祁是北宋文学家。天圣二年进士，官翰林学士、史馆修撰。曾上疏认为国用不足在于“三冗三费”，三冗即冗官、冗兵、冗僧，三费是道场斋醮、多建寺观、靡费公用，主张裁减官员，节省经费。并与欧阳修等合修《新唐书》(《新唐书》大部份为宋祁所作)，书成，进工部尚书，拜翰林学士承旨。卒谥景文，与兄宋庠并有文名。宋祁本是殿试时的状元，宋庠为探花，但章献太后刘娥不同意，谓弟不可以先兄，将宋庠定为状元，而置宋祁为第十名。世人称誉兄弟俩为“双状元”，分别称为“大宋”、“小宋”。

　　宋祁诗词语言工丽，因他的《玉楼春》词中有“红杏枝头春意闹”句，世称“红杏尚书”。王国维曾赞“‘红杏枝头春意闹’，着一‘闹’字而境界全出”(《人间词话》)。

　　但宋祁的生活作风极差，奢糜享乐，痴迷于蓄妾纳妓。他在任益州知州时，每顿饭必不少于三十六味菜，其中有十二味荤菜，十二味素菜和十二味半荤半素的菜。他还养着三十二名侍女，分别为他摇扇、捶背、敲脚。在他下榻的床边，每夜都有一名丫环通宵守候，照顾他的随时需要。宋祁又十分好色，稍有姿色的良家少女一旦被他看上，他必定千方百计地将她纳为小妾。他道德败坏，丑闻很多。后来，宋祁回到朝廷，被任命为主管财政的“三司使”。包拯多次向皇帝上书揭发宋祁的丑行，终于使朝廷罢了宋祁的官。

　　“三司使”张方平也是被包拯参倒的。张方平早年多作古文，善论时事，享名一时。他对眉山苏洵及其子苏轼、苏辙都十分欣赏，并积极为之延誉。曾推荐苏轼为谏官。包拯参张方平的理由是抨击其假公济私。

　　宋仁宗嘉佑四年(1059年)，京城开封发生一起因房屋归属产生的纠纷案。当时京师有个叫刘保衡的富商开了一家酒场，但却经营不善，欠下官府一百余万文酒曲钱。主管国家财政的“三司使”张方平屡次派人督催刘保衡还债，刘保衡自然不敢与官府抗衡，不得不变卖家产以还债。刘保衡的房屋甚是豪华气派，张方平在刘保衡拍卖家产时，以较低的价格买下了他的房屋。

　　这件事后不久，平地再起风云，刘保衡的姑姑到开封府告状，说刘保衡并非刘氏后代，而是一个无赖地痞，无权卖掉刘氏祖宗基业。开封府派人调查后，发现刘保衡姑姑所说的情况属实。如此一来，当初购买刘保衡房屋的三司使张方平就成了风口浪尖的人物，嫌疑极大。包拯当时任御史中丞，立即上书弹劾张方平，指责他身为三司使，却乘人之危，贱买所管辖富民的住宅，寡廉鲜耻，实在骇人听闻，如此小人，朝廷不能委以大任，处之以高位。张方平因此被免去了“三司使”的职务。

　　淮南转运使张可久利用职权，“兴贩私盐一万多斤”。案情揭发后，张可久被送交大理寺审理。按法例，贩卖私盐的罪行轻重，是依照查获私盐的数量来定刑的。数量越多定罪越重。张可久非常狡猾，每次贩卖私盐，数量虽多，但是转手迅速，从来不留仓储，被查获的数量并不多。大理寺在判刑时，也无计可施。包拯主张不能过分拘泥成法。他说，张可久身为转运使，竟然目无法纪，公然贩卖私盐，如果以“见捉获斤两条贯定断”，则“议罪必轻”，因此要求“特于法外重行远地编管”，加重处罚。”在包拯的坚持下，张可久受到严厉制裁，被流放到边远的荒蛮之地去了。”

　　有一个叫任弁的官，也撞在了包拯的枪口上了。任弁在担任汾州知州时，役使一百多名兵士为他做私家工作，占用的工役达二万三千六百多个，折合细绢一千六百余匹。根据宋朝的法律，这是一种非常严重的罪行，不仅要做出赔偿，罚铜十斤，还要充军到三千里外的边疆去。仁慈宽厚的宋仁宗体恤任弁对朝廷有功，御笔一挥，免去了他发配充军三千里外的刑罚。包拯上书据理力争，他说，作为知州这样的大官，利用职权，公器私用，知法犯法，不能随便减轻对他的惩罚。皇帝不得不收回了成命。

　　包拯还留下了一则七斗王逵的故事。王逵在任地方官时，横行不法，随意增派各种名目的苛捐杂税，仅其中一次就多收了三十万贯。他把搜刮来的钱财，大量贿赂京官，谋取私利。他的吏治手段非常残忍，并且随意杀害百姓。在他任湖南路转运使时，百姓闻风逃散，纷纷躲藏到深山密林的洞穴里，逃避迫害。老百姓对他恨之入骨，但王逵一直受宠于上，平步青云，甚至升到淮南转运使的高职。包拯为民请命，七次上书朝廷罢免王逵，而且言辞一次比一次猛烈。在包拯的不断弹劾下，民怨甚大的王逵终于被削职了。

　　在官场，敢于坚持原则激浊扬清，是最可贵的品质。这一点，包拯做到了，而且做得很出色，可谓战果累累。

　　论人处事公道

　　宋仁宗庆历年间，范仲淹与富弼提出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等10项以整顿吏治为中心的改革主张。宋仁宗采纳了大部分意见，施行新政，这就是历史上着名的“庆历新政”。此时，包拯刚刚从地方调进中央，虽然他年纪不小了，但在大佬云集的朝廷中尚书于小字辈。

　　这场改革直接触犯了封建腐朽势力，限制了大官僚的特权，他们对此恨之入骨，随着新政推行逐渐损害他们的利益，便集结在一起攻击新政。改革派与保守派进行了激烈的斗争。把包拯从端州拉到监察御史位子上的，是保守派的王拱臣。在朝中大臣们的眼里，包拯当属于保守派序列。

　　“庆历新政”以革新吏治为第一目标，其重要举措之一，就是由新政的执行者范仲淹等向各地派出按察使，专门监督地方官吏。按察使一句话，就能决定地方官是上中央还是下监狱，正所谓大权在握、为所欲为。

　　包拯上奏章一篇雄文：《请不用苛虐之人充监司》。一石激起千层浪，很快，关于“按察使”是否加重了吏治腐败的争论达到白热化。宋仁宗开始意识到，改革派官员也不是一潭清水，同样有人浑水摸鱼。在中央机关资历甚浅的包拯居然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扳倒改革派的作用，使保守派大臣们喜出望外。

　　但接下来包拯做的事情，让保守派们瞠目结舌：1045年新春，范仲淹罢相离京，新政失败，保守派弹冠相庆。谁料这当口上，包拯一篇《请依旧考试奏荫子弟》，洋洋洒洒，大谈范仲淹用考试选拔士大夫子弟的政策应该维持下去。

　　保守派们想错了。殊不知，在包拯的眼里，没有派系，只有公道人心;没有党争，只有实事求是。没有利益集团，只有社稷江山。

　　为官两袖清风

　　宋仁宗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包拯由天长县调任肇庆知端州。包公在肇庆做官时的一些故事，至今仍广为传颂。如倡导开凿水井、兴建星岩书院、爱护百姓严惩贪官污吏、包公掷砚等。

　　闻名遐迩的“文房四宝”之一端砚就产自肇庆。端砚已有1350多年的悠久历史，早在唐朝时候，端砚就闻名全国了。宋代时，端砚是朝廷钦定的贡品，当时的权贵、大臣、学士们都以家中存有几方端砚为荣。因此，历任知府为巴结权贵、讨好上峰，都要向民间工匠和作坊无偿索取比进贡数量多几十倍的砚石，弄得民不聊生，怨声载道。

　　包拯到任后，翻阅前任文卷，发现上任知州额外征收端砚太多。按朝廷进贡的要求，每年要供奉八块。可去年的登记中，写的都是“三十又六方”。这三十六方比朝廷的要求高出数倍!包拯于是下令：按朝廷规定，进贡之端砚每年只做八块。包拯令出必行，历年来为制砚不堪其苦的砚工们和老百姓的愁眉终于得以舒展了。

　　包拯在肇庆知端州三年，政绩彪炳，深得民心。端州人民在城内建包公祠纪念他，在鼎湖区砚洲岛建包公庙奉祀他。他在端州任内写有一首言志诗，刻藏于包公祠内。诗曰：“清心为治本，有道是身谋。秀干终成栋，精钢不作钩。食充燕雀喜，草尽兔狐愁。往哲有遗训，无贻来者羞。”

　　其意是：廉洁奉公是治理国家的根本，严守正道是自身的要求。道德品质优秀的人，终究要成为国家的栋梁。要刚毅正直坚贞不屈，像钢铁那样直而不钩。要粮仓充实民康物阜，燕雀喜啾啾。要开荒修渠扩耕地，让狐兔无处而发愁。历代圣哲给我留下了宝贵的训示，我决不会给后人留下愧与羞!

　　包拯在端州确实做到了两袖清风。离任时，就连他平时在公堂上用过的端砚，也造册上交了。

　　相传包拯离开端州的那天，当船行至西江羚羊峡时，忽然狂风大作，乌云满天，波浪翻滚，船只不能前行，包公大惊，立即命随从仔细搜查船舱，看是否有非分之物。随从知道包拯的脾气，赶忙拿出一块用黄布包着的东西，战战兢兢地双手送到包拯的面前，说是肇庆市父老临别时赠送以表心意的，包拯打开一看，原来是一方雕刻精致的端溪名砚。他虽然十分喜爱，但心想：这是端州人民的宝贝，我不能带走。于是二话没说便把它扔进汹涌澎湃的西江。

　　说也惊奇，江面立即风平浪静，阳光普照。在包拯掷砚的地方，慢慢地升起了一片绿洲，后人称它为“砚洲”。

　　断案明察秋毫

　　包拯年轻时，曾当过天长县(今属安徽)县令。一日，有个农民到县衙告状，说他的耕牛的舌头被人割掉了。(宋代为保护农业，曾颁布法令，严禁屠宰耕牛。)但是由于凶手是趁着夜间休息的时候作案的，而且没有留下任何蛛丝马迹，因此判断起来非常困难。

　　包拯问：“你来告状，别人知道吗?”那人回答：“不知道。”

　　“耕牛被割去舌头，邻居知道吗?”“我没有跟别人说过，别人也应该不会知道。”

　　包拯心里一下有了计策，对告状的农民说：“听我的吩咐，你回去偷偷地把牛杀了，把肉卖出去。但切记一定不要声张。我会有办法找到那个割牛舌的人。”农民虽然心里有些疑虑，但仍然按包拯的嘱咐去做。隔了没几天，有个人跑到县衙告那个农民私宰耕牛。包拯知道这个人就是割牛舌的凶手，看到他自投罗网，心里很高兴。他听完诉状，大喝道：“大单刁民，你为什么要割掉耕牛的舌头?”

　　那人万万没有想到包拯会查出自己，顿时呆若木鸡，只得供认出割牛舌的经过。

　　原来，此人是牛主人的仇人，想害牛主，便偷偷地割了牛舌头。他以为牛没了舌头便不能吃草，牛主人只能将牛杀死，这样就要触犯私宰耕牛的法令，想借此陷害牛主人。聪明过人的包拯，将计就计，找到了割牛舌的人，并依法治了他的罪。

　　此案的顺利告破，使包拯赢得了断案入神的美名，由此也可看出包拯的智慧。智慧型的领导，无论在哪个朝代，都是受人尊敬的。

　　1061年，包拯官至枢密副使(副宰相职)，成为中枢重臣。这一年，他63岁时。一年后，包拯一病不起，宋仁宗亲自到了包拯家里，探视病情。这是君臣俩的最后一面。1062年5月，包拯病逝于开封，举国哀恸。

　　欧阳修曾以这样的文字评价包拯一生：“少有孝行，闻于乡里;晚有直节，着在朝廷”。可谓是对包拯的中肯之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