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名人曾国藩家训遗嘱

　　曾国藩是中国近代政治家、战略家、理学家、文学家，湘军的创立者和统帅。与胡林翼并称曾胡，与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并称"晚清四大名臣"。下面是学习啦小编为大家精心整理推荐的历史名人曾国藩家训遗嘱以及历史名人曾国藩的故事，希望各位看官能感兴趣哦。

　　历史名人曾国藩家训遗嘱：

　　晚清重臣曾国藩封一等毅勇侯，被誉为“晚清第一名臣”、“官场楷模”。他力挽狂澜扶晚清王朝垂而不死，在“同光中兴”时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他学问、文章兼收并蓄，实现了儒家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的理想境界，被誉为“中华千古第一完人”。曾氏家族更是历史上数得着的侯门望族，一百多年来没有出现过“败家子”，曾国藩继承发扬儒家教育思想取得了巨大成功。

　　《清史稿 曾国藩传》说：“国藩事功大于学问，善以礼运。”他一生勤奋读书，推崇儒家学说，讲求经世致用的实用主义，成为孔子、孟子、朱熹之后再度复兴儒学的“大师”，事业上也取得了巨大成功。

　　梁启超在《曾文正公嘉言钞》序内说曾国藩：“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惟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然而文正固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其所遭值事会，亦终生在指逆之中;然乃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所成就震古烁今而莫与京者，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坚苦卓绝……”

　　畅游史海，可以看到“盛不过三代”是大多数官宦之家很难逾越的魔咒。而曾氏家族却代有英才层出不穷，出现了像曾纪泽、曾广均、曾广铨、曾昭抡、曾宪植等一代代杰出人物。探寻曾氏家族长盛不衰的奥秘，曾国藩留给后代的“四条遗嘱”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同治十一年(1872)三月十二日，六十二岁的曾国藩在儿子曾纪泽的搀扶下散步，他说：“我这辈子打了不少仗，打仗是件最害人的事，造孽，我曾家后世再也不要出带兵打仗的人了。”忽然，他连呼“脚麻”，倒在儿子身上，瞬时已不能说话了。临危之际，他抬手指了指桌子上早已写好的遗嘱，大意如下：

　　我做官三十余年，官至极品，而学业一无所成，德行一无可许，老人徒伤，十分惶恐惭愧。今将永别，特立四条以教汝兄弟。

　　一是慎独则心里平静。

　　自我修养的道理，没有比养心更难的了。心里既然知道有善恶，却不能尽自己的力量以行善除恶，这是自己的表现。内心是不是自欺，别人无从知道。孟子所说的上无愧于天，下无疚于心，所谓养心一定要清心寡欲。所以能够慎独的人自我反省时不感到愧疚，可以面对天地，和鬼神对质，绝对不会有行为无悔恨而心却退缩的时候。人假如没有可以愧疚的事，面对天地便神色泰然，这样的心情是愉快平和的，这是人生第一自强之道，是最好的药方，修身养性的第一件大事。

　　二是主敬则身体强健。

　　在内专一纯净，在外整齐严肃，这是敬的工夫;出门如同看见贵宾，对待百姓像行大祭祀一样崇敬，这是敬的气象;自我修养以让百姓平安，忠实恭顺而使天下太平，这是敬的效验。聪明智慧，都是从这些敬中产生的。庄重宁静则一天比一天强，安闲敬纵则越来越懒惰，都是自然的征兆验效。如果不论人多人少，事大事小，都以恭敬之心相待，不敢懈怠，那么身体的强健，还有什么令人怀疑的呢?

　　三是追求仁爱则人高兴。

　　一般的人生下来，都得到天地之理以成心性，得天地之气以成形体，我和民间万物根本是同出一源的。如果只知道谋求私利，而对百姓不知道宽仁，对万物不知道爱护，这是和同出一源道理相违背的。至于高官厚禄，高居在百姓之上，就有拯救百姓于水火、饥饿之中的责任。读书学习，粗浅地知道了大义所在，就有使后知后觉的人觉悟起来的责任。孔子教育人，莫大于求仁，而其中最要紧的，莫过于“欲立立人，欲达达人”这几句话。人有谁不愿意自立自达，如果能够使人自立自达，就可以和万物争辉了。人有不高高兴兴地归附的吗?

　　四是参加劳动则鬼神也敬重。

　　如果一个人每天穿的衣服吃的饮食，与他每天所做的事所出的力相当，则看到的人会赞同他，鬼神也会加以称许，认为他是自食其力的人。倘若农夫织妇终年勤劳，才能收获数担粮食数尺布，而富贵人家终日安逸享乐，不做一事，却每餐必是美味佳肴，穿必锦衣绣袍，高枕而眠，一呼百应，这是天下最不幸的事，鬼神也是不赞同的。这样怎么能长久呢?古代的圣君贤相，无时无刻不以勤劳自勉，为自己打算，则必须操习技艺，磨炼筋骨，在困境中奋力前行，殚心竭虑，而后可以增加智慧增长见识。为天下人考虑，一定要使自己饥饿，自己陷于水火之中，把民贼强盗不被擒获视为自己的过失。大禹治水十三年三过家门而不入，墨子摩顶放踵以有利于天下，都是极俭朴以修身、极勤劳以救百姓的实例。所以勤劳能使人长寿，安逸能使人夭亡;勤勉则人尽其才，安逸则无能而被人抛弃;勤能够广济百姓，而神灵敬仰，安逸对人无好处，鬼神也不羡慕。

　　此四条为余数十年人世之得，汝兄弟记之行之，并传之于子子孙孙。则余曾家可长盛不衰，代有人才。

　　曾国藩的遗嘱对其子孙后世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其子曾纪泽在曾国藩死后才承荫出仕，从事外交;曾纪鸿一生钻研数学;孙子曾广钧中进士后，终老翰林;曾孙、玄孙辈中大都出国留学，曾氏后代子孙没有一个加入到行伍之列，甚至也极少有人出仕。曾家后裔恪遵先祖遗言，远离尔虞我诈钩心斗角的政界、军界，洁身自好，大隐于世，实现了曾氏“长盛不衰，代有人才”的遗愿，倘若曾国藩九泉有知，也定会捻须颔首微笑的。

　　历史名人曾国藩的故事：位高轿低

　　曾国藩在道光年间连年被提拔，升迁极快，十年之间连升十级，这是难得的恩遇：在升为正三品大员后，按规定，轿呢要由蓝色换为绿色，护轿人也要增加俩人，而且乘轿是需要配备引路官和护卫的。但令百官诧异的是，曾国藩从升为三品官之日起，除身边不得不增加两名护卫外，轿前不仅没有引路官，连扶轿的人也省了去，且轿呢也没有换成绿色，仍乘蓝轿。

　　不久，曾国藩又升为二品大员，下人就为他荐举了四名轿夫，要把曾国藩的四人大轿换为八抬大轿。按清朝官制，四品以下官员准乘四人抬的蓝呢轿，三品以上官员准乘八人抬的绿呢轿，俗称八抬大轿。但这并非硬性规定，官员如达到品级而收入不丰者，是可量力而行的;若品级达不到却乘高品级的轿子就算违制，一旦被人举报，不仅要受处分，严重的还要被革职、充军。

　　其实，曾国藩早就打定主意，他明晓水满则溢、人满则忌的官场道理，对于可摆可不摆的架势、可坐可不坐的大轿，一律是不摆不坐。虽然，曾国藩因乘蓝呢轿而被下级官员欺侮，但京城三品以上的大员出行，都知道向护轿的官员交代一句：“长点眼睛，内阁学士曾国藩大人坐的可是蓝呢轿呢。”

　　曾国藩纵横官场几十载，正是凭借了这种低调、内敛的力量。

　　历史名人曾国藩的故事：“不要钱，不怕死”

　　明清京官之苦，时人皆知。作为七品京官的曾国藩年俸仅为45两，外加作为津贴的“恩俸”和“禄米”也不过135两。而后来的张之洞曾给京官算过账：“计京官用度，即十分刻苦，日须一金，岁有三百余金，始能勉强自给。”弥补这样大的收支赤字只有两法：一是收受外官的馈赠，二是借贷。外官收入丰厚，为了构建关系网，每次进京，都要给熟悉的京官们送礼，名为“冰敬”、“炭敬”、“别敬”(意为夏冬买冰买炭等费用)。这笔馈赠，少则数十两，多则数百两。但是曾国藩很少利用手中权力为人办事，所以这种馈送次数很少，于是借债就成为他经济来源的主要部分。因为人品好，曾国藩借钱比较容易。至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底，曾国藩已累计借银400两。这一时期，他在家书中多次出现“借”“欠”“窘”的字样，艰难形状，跃然纸上。

　　咸丰二年(1852)曾国藩墨绖(dié，指服孝)从戎，创建湘军，从此开始了11年镇压太平军的戎马生涯。晚清军队是腐败最烈的所在。吃空额、扣兵饷、出售兵缺，以及在军营中设赌收费都是军官们最普遍的营私方式。即使清廉之员，也可以凭“截旷”和“扣建”致富。国家统计的军饷，是足员足月的全额。但一年当中，军队常有兵员死亡、退伍或者被淘汰，以新兵补充。新旧兵员不可能当天衔接，这中间会有空缺。空缺时的饷银就节省下来，叫做“截旷”。国家计饷，都按每月30天算，农历小月只有29天，省下的一天军饷扣下来，叫做“扣建”。这两笔银子本应上缴国库，但实际上谁都没有缴。日积月累，为数甚巨。比如李鸿章带淮军几十年，截旷和扣建积累巨大。他把其中一部分银子存在直隶藩库中，作为自己的“小金库”，死后还存有800万两。

　　但曾国藩的宦囊并没有因此而丰富。初出山之时，曾国藩表示：“不要钱，不怕死。”统兵之后，可以支配的金钱虽多，但他为“风示僚属”和“仰答圣主”，把自己的部分收入捐给了战区灾民，寄回家的钱反而比以前少了。

　　曾国藩立定主意不多往家寄钱，不仅因为要保持清廉之节，还因为他认定从小经过生活磨炼的人更容易成大器。“若沾染富贵习气，则难望有成”。他在家信中说：“吾不欲多寄银物至家，总恐老辈失之奢，后辈失之骄，未有钱多而子弟不骄者也。”

　　虽然官至极品，但曾国藩晚年生活仍然保持俭朴习惯。薛福成拟的《代李伯相拟陈督臣忠勋事实疏》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其(曾国藩)本身清俭，一如寒素。官中廉俸，尽举以充官中之用，未尝置屋一廛(chán，平民住所)，增田一区。疏食菲衣，自甘淡泊，每食不得过四簋(guǐ，古代食具)。男女婚嫁，不得过二百金，垂为家训。有唐杨绾(wǎn)宋李沆(hàng)之遗风(杨、李二人分别为唐宋名臣)。而邻军困穷，灾民饥馑，与夫地方应办之事，则不惜以禄俸之盈余，助公用之不给。”

　　这段叙述，应该说并没有过分夸张。曾国藩爱穿着家人为其纺织的土布衣服，不爱着绸帛。曾国藩升任总督后，其鞋袜仍由夫人及儿媳、女儿制作。当时每晚南京城两江总督府内，曾国藩夜阅公事，全家女眷都在麻油灯下纺纱绩麻。通常他每顿饭只有一个菜，“绝不多设”。

　　同治十一年，曾国藩在两江总督官署去世，终年61岁。他生前曾留下遗嘱，丧事概不收礼。但曾国荃建议曾纪泽不要遵守此项遗嘱，因为，一品大员的丧事，“实非巨万可以了”，关系密切者，“似可以酌受”。但曾纪泽拒绝了此项建议。曾国藩自以为生前给自己留下的养老钱“极丰裕”，然而办完丧事后，已经所剩无几。

　　历史名人曾国藩的故事：“四败”藏锋

　　曾国藩认为为官有四大忌，即“四败”：昏惰任下者败，傲狠妄为者败，贪鄙无忌者败，反复多诈者败。曾国藩把这“四败”写在案头上，每天都提醒自己。

　　在另一个地方，曾国藩又说，自古以来凶德致败者大约有二端：一是傲慢，一是多言。他总结历史的经验说：“我看历代的那些着名的大官，大多数都是因为这两个原因而败家丧身的。”不管是居官四败也好，还是二败也好，其实都有一个核心，这就是，为官者之所以身败名裂，往往是由于不知道顾忌。

　　曾国藩曾经说自己有“三畏”：畏天命、畏人言、畏君父。曾国藩一生，也始终是在如履薄冰、如临深渊这样的心境中度过的。道光二十五年五月，曾国藩升了官，他在给弟弟的家书中，表示不但不敢高兴，反而感到战战兢兢。他说：

　　“这次升官，实在是出乎我的意料。我日夜诚惶诚恐，自我反省，实在是无德足以承受。你们远隔数千里之外，一定匡正我的过失，时时寄信来指出我的不足，务必使累世积累下的阴德不要自我这里堕落。弟弟们也应当常存敬畏之心，不要以为家里有人当官，于是就敢欺负别人;不要以为自己有点学问，于是就敢于恃才傲物。常存敬畏之心，才是惜福之道。”

　　历史名人曾国藩的故事：秦淮怀春燕

　　曾国藩平了太平天国后，坐镇南京，为了复苏地方经济，听从部下建议，决定把秦淮河的旅游业恢复起来。这十里秦淮，原是所谓“六朝金粉气”的销金锅，楼台画舫间，桨声灯影里，文人雅士，歌女名妓，把酒言欢，何乐不为?曾国藩手下一些官员早已按捺不住，又不敢贸然行事，于是便怂恿曾国藩前去“视察”。

　　曾国藩心知肚明，顺水推舟。首次，他碰到一个艺名为“少如”的艺妓。此女色艺俱佳，且颇聪慧，求曾赐副对联，以抬高自己身价。

　　曾国藩本是联对名家，区区一联，哪在话下，便拟用她的艺名“少如”作一嵌名联，免扫其兴。先书上联：得少住时且少住;

　　歌妓一看，所写并非自己初衷。未等曾国藩写下联，她便抢先进言，说妾愿替大人续下联，不知大人意下如何?曾国藩没想到一个艺妓竟然还有文才，自然点头称好。

　　这个少如续写的下联是：要如何处就如何。

　　曾国藩见了，不觉叹服此女的良苦用心。

　　曾国藩公务繁杂，自对秦淮艺妓有了良好印象以后，只要得闲，总要邀几个幕僚好友去秦淮河畔，吃吃花酒，听听歌曲，以缓解一下紧张情绪。

　　一次，他为一来南京的友人在秦淮一酒楼设宴接风，席间请了一个名“春燕”的歌妓唱曲助兴。那春燕不但姿容姣好，歌喉更有“余音绕梁，三日不绝”之功力，曾等一干人无不为之倾倒。

　　后来，春燕为一富商纳为小妾，离开了秦淮，曾国藩再去，已是人去楼空。曾在怅然若失间，写出了下面这副《怀春燕》的对联：

　　未免有情，忆酒绿灯红，一别竟伤春去了;

　　似曾相识，怅梁空泥落，几时重见燕归来?

　　对联把“春燕”二字分别嵌入上下联，伤别，怅惘，情真意切。从中亦可看出曾国藩的另一面：他也是人，也有普通人的七情六欲啊!

　　历史名人曾国藩的故事：圣不免俗

　　一次曾国藩用完晚饭与几位幕僚闲谈评论当今英雄。他说：“彭玉麟、李鸿章都是大才，为我所不及。我可自许者，只是生平不好谀耳。”

　　一个幕僚说：“各有所长，彭公威猛，人不敢欺;李公精明，人不能欺。”

　　曾国藩问：“你们以为我怎么样?”

　　众人低首沉思，忽然走出一个管抄写的后生，他插话道：“曾帅是仁德，人不忍欺。”

　　众人听了，一齐拍手。

　　曾国藩得意地说：“不敢当不敢当。”

　　后生告退，曾氏问：“此是何人?”

　　幕僚告诉他：“此人是扬州人，入过学(秀才)，家贫，办事还谨慎。”

　　曾国藩说：“此人有大才，不可埋没。”

　　不久，曾国藩升任两江总督，派这位后生去扬州任盐运使。

　　老曾每每都在怵惕着“谀”，却挡不住无形中谀的神奇力量。

　　历史名人曾国藩的故事：曾国藩的另一面

　　曾国藩是清代的名相，也是个官精。他步入仕途后，十年七迁，连跳十级，37岁就当上了二品京官，可谓一帆风顺。但是，纵观曾国藩的一生，他常常言行不一，口是心非，戴着两副面具。

　　天京攻破后，御史贾铎在京城发难，奏请朝廷命曾国藩将太平天国的金库查明，报部备拨，这是对曾氏兄弟极为凶狠的一着，使他们几乎没有招架的办法。当时，太平天国的大量金银珠宝在幼天王等仓皇逃命的时候，是不可能全部带走的。湘军入城后，对这些积存已抢劫一空，不可能再“报部备拨”了，就是少有劫余，曾氏兄弟也不愿意上缴。但是，面对朝廷的命令，该怎么办呢?曾国藩在给朝廷的奏折中说：“克复老巢，而全无财货，实出微臣意计之外，亦为从来罕闻之事。”朝廷当然是不相信他的话的，但是，这时的朝廷并不愿意与曾氏兄弟的关系闹得太僵，于是在给他的廷寄中说，根据你的奏折，城中(指天京)并没有贼库，这是事实。这样，朝廷算是给了曾氏兄弟一个体面的台阶。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曾氏兄弟在俘获李秀成后，没有解京献俘，而是在十七天之后匆匆地将李秀成杀了。消息传到京城，舆论大哗，都说曾氏兄弟专横跋扈，杀人灭口，使曾氏兄弟又陷入难以招架的地步。

　　本来，曾国藩在六月二十三日的报捷折中还向朝廷请示，李秀成、洪仁达“应否槛送京师，抑或即在金陵正法，咨请定夺”。按理，曾国藩应在朝廷“定夺”之后行事，但是，他没有这样做，却在七月初六放出李秀成饮宴了一番之后，便将李凌迟处死了。把李秀成槛送京师，是当时各方面的共同意见，就是曾国藩本人也是这么认为的。但他又为什么不等朝廷的命令而将李秀成匆匆处死了呢?他给朝廷做了一番解释。他认为，除了洪秀全之外，其余的都没有必要解送到京师，陈玉成和石达开就是现成的例子。再者说，李秀成自知罪重，到哪里也是死，微臣担心他在途中绝食，或者逃跑，留下祸患，就与弟弟曾国荃再三商量，统一了意见，就地正法了。

　　曾国藩生怕这样的解释交代不了朝廷，于是在另一奏折中进一步解释说，李秀成很得民心，党羽很多，威信很高，号召力很强，如果不迅速杀掉，则贻害无穷，所以就把他杀了。

　　真实的情况是曾国藩害怕一旦把李秀成解送京师，李秀成的供词与自己连日来的奏折不符，这样他就犯了欺君之罪，吃不了也得兜着走了。比如，曾国藩报捷说，破了金陵当日，杀“贼”十万，而当时城中连居民也不过三万多人，怎么来的十万?至于天京的“金库”，李秀成自然是一清二楚的……想到这些情况，精明的曾国藩自然是不会把李秀成解送京师的了。

　　曾国藩为了保护自己，什么谎话都敢编造。本来，朝廷在六月二十九日的谕旨中明确命令他“遴派妥员，将李秀成、洪仁达押解来京”。曾国藩于七月初六收到了谕旨，而他就在当天把李秀成杀害了。过了半个月，他才慢腾腾地于七月二十日复奏说，微臣在初十日才收到谕旨，仔细算一下，臣应该在初六日就收到谕旨了，但不知道什么原因竟迟了四日。谕旨是由安庆转递江宁的，不知道是何处驿站出了差错。朝廷为了利用曾国藩，虽然也下令挨站严查，最终却没有结果，只好不了了之。

　　曾国藩有“中兴名臣”“洋务运动领袖”“圣相”“近代史之父”等美誉，透过这些美丽的光环，我们看到了另一个真实的曾国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