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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仲恺生平简介资料

时间: 鸿宇2 历史人物

  廖仲恺是中国近代着名的民主革命活动家、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国国民党左派领袖、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先驱。下面是学习啦小编为大家精心推荐的廖仲恺生平简介,希望能够对您有所帮助。

  廖仲恺生平简介:

  廖仲恺(1877—1925)汉族客家人,原名恩煦,又名夷白,字仲恺。广东省归善县陈江镇鸭仔埗乡窑前村(现惠州市仲恺高新区陈江街道办幸福村)人,祖居地是广东梅县程江镇,1877年4月23日出生于美国旧金山。中国近代着名的民主革命活动家、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国国民党左派领袖、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先驱。国民党左派的光辉旗帜,中国共产党的挚友。擅长诗词、书法,着译编为《廖仲恺集》、《双清文集》上卷。

  早年经历:

  1877年4月23日,廖仲恺生于美国加州旧金山旅美华工家庭。1893年,父亲廖竹宾在旧金山病故后,随母亲回到中国广州,投奔时任清政府招商局总办的叔父廖志岗。中日甲午战争后倾心西学。1896年就读于香港皇仁书院。1897年,在叔父的安排下,他与香港地产商何戴的九女儿、同为国民党左派的何香凝在广州结婚。

  伉俪佳话:

  在广州市同福西路龙溪新街,坐落着一栋坐北朝南的青砖石脚二层小楼,它就是革命家廖仲恺与何香凝夫妇曾经的居所,“双清楼”所在地。

  1897年,由于经济上尚未独立,廖仲恺与何香凝新婚后,便与他的哥哥廖恩焘一家合住在广州市三官庙的廖公馆,一座砖木结构的两层楼房。夫妻二人在二楼屋顶的晒台上搭了一间小屋作为自己的居所。

  在简陋的新居里,这对不曾相识的夫妻逐渐相知、相爱。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很多青年出国留学,希望学成归国后,改变中国危亡局势。出洋留学的风气盛极一时。廖仲恺结束了香港皇仁书院中学生活后,也有了去日本留学的愿望。

  为了支持丈夫实现自己的理想,虽然遭到娘家人和廖仲恺嫂嫂的坚决反对,何香凝毅然把陪嫁的珠宝首饰和所有的细软及家具等卖掉,连同私蓄总共“凑得三千余金”,资助廖仲恺赴日留学。

  1903年1月,廖仲恺暂别何香凝,先行赴日。之后何香凝又把所有的杂物都卖掉,在同年4月抵达东京,开始了夫妇二人的旅日留学生活。1904年3月,廖仲恺考入早稻田大学经济预科学习,既而入中央大学政治经济科学习,并与有志青年相互激励,萌发了反清革命思想。两人在早稻田大学附近租住一套公寓,并命名为“觉庐”。

  1903年9月,廖仲恺与何香凝在日本东京结识了孙中山,被他伟大的气魄、坚定的革命信念深深打动,向孙中山表示“想参加革命工作,愿效微力”。廖仲恺、何香凝二人遵照孙中山指示, 在日本“物识有志学生,结为团体,以任国事”。此后,夫妇二人便追随孙中山,踏上了艰辛的民主革命之路,也与孙中山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

  1905年廖仲恺、何香凝夫妇协助孙中山建立了中国同盟会,并先后入会。廖仲恺担任同盟会总部的副会计长和外务部干事、外务部副部长,而作为同盟会的首位女会员,何香凝担负了革命党人的联络和勤务工作。夫妇二人在东京的家,也成为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的联络站和聚会场所。

  忙碌的学业与革命工作期间,女儿廖梦醒和儿子廖承志的相继诞生,给夫妇二人紧张的生活带来温馨的家庭乐趣。而这期间廖仲恺多次奉孙中山之命,潜回国内到天津等地进行秘密活动,从事联络革命志士、宣传革命道理、筹设革命机关等工作,根本无暇照顾家中妻儿。何香凝在参与革命活动的同时,独挑家庭重担。

  辛亥革命后,廖仲恺夫妇追随孙中山回到祖国继续革命事业。廖仲恺先后担任过广东枢密员、财政司长兼国税厅长等职,对建立和巩固新生的广东民主共和政权作出诸多贡献。

  廖仲恺和何香凝,这对革命伉俪为中国的民主革命事业奉献了自己毕生精力,在事业、生活中相互支持、志趣相投。

  投身革命:

  1906年,翻译了一些早期社会主义学说,并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上发表。曾奉孙中山命回国秘密进行革命活动。以“屠富”、“渊实”笔名在《民报》发表译作《进步与贫乏》、《社会主义史大纲》等,是最早介绍和探索社会主义问题的中国人之一。 1907年春转入东京中央大学政治经济科。1909年在日本中央大学毕业后回国,考取法政科举人,在吉林巡抚处任翻译。武昌起义后在广州就任广东军政府财政部副部长。

  1911年辛亥革命后,先後任广东任都督总参议、总统府财政部长兼广东省财政厅厅长。1912年5月任广东军政府财政司长,实行地税换契法、整理财政和税收等措施。宋教仁案发生后赴北京运动国会议员反袁。

  1913年8月“二次革命”失败后与孙中山等亡命日本,1914年协助孙中山组织中华革命党,1915年任中华革命党财政部副部长,继续为讨袁筹措军费,参加护法运动,致力于反袁斗争。1917年9月任中华民国军政府财政部次长、代理总长,尽力于护法事业。五四运动发生后赞扬和支持学生运动。

  1918年6月随孙中山到上海后,与朱执信、胡汉民等在上海创办《建设》杂志,发表《三大民权》、《<全民政治论>译序》等文章,宣传和研究革命理论。同时翻译孙中山用英文写的《实业计划》第一计划。1919年10月任中国国民党财政主任。称赞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是“空前之举,震慑全球,前途曙光,必能出人群于黑暗”。与朱执信等学习俄文,准备赴苏俄学习。1919年和1920年多次奉孙命赴福建漳州,帮助援闽粤军的建设和解决财政困难,推动粤军回师广东,驱赶桂系军阀。

  1921年4月,驱逐桂系军阀的战争结束后,孙中山组建广东革命政府,廖仲恺被任命为财政部次长,随后,又兼任广东省财政厅厅长,他努力协助孙中山,力图在广东开创一个新的革命局面。陈炯明也被任命为广东革命政府陆军总长、粤军总司令和广东省等要职,掌握了广东军政大权。

  1921年5月任中华民国政府财政部代理总长,支持孙中山出兵讨桂和北伐。陈炯明公开叛变前夕被囚禁于广州郊区石井兵工厂,经何香凝等营救脱险,当即乘船赴港转沪,与孙中山重新会合,协助孙中山先生制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

  1922年,孙中山为打倒军阀,统一全国,决定北伐。而陈炯明却反对北伐,他对廖仲恺筹集北伐经费不仅处处刁难,还暗中与北洋军阀勾结,准备阴谋叛乱。

  1923年1月4日,孙中山通电讨伐陈炯明,组成东、西两路军,16日攻克广州。陈炯明通电下野,退居香港。1923年2月,与苏联代表越飞联合宣言条款进行具体磋商。3月任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财政部长。5月任广东。10月以后被孙中山委派为国民党改组委员、临时中央执行委员,积极参与领导改组国民党的工作。

  1924年1月2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广州开幕,被孙中山指派为主席团成员。在开会过程中,坚持国共合作和反帝反封建的原则,促成了大会的成功。当选为海陆军大元帅大本营秘书长、国民党一大中央执行委员、常务委员、工人。协助孙中山筹建陆军军官学校&mdash;&mdash;着名的黄埔军校,任该校党代表,为建立革命军而努力,被誉为“黄埔的慈母”。6月任广东。7月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支持沙面工人罢工,命令各县协助组织农会。9月任大本营财政部长。坚持主张镇压广州商团叛乱。孙中山北上前夕任所有党军、各军官学校和讲武堂的党代表兼农民。11月任大本营参议、所有党军、各军官学校和讲武堂的党代表,兼任中央农民部长。

  1925年1月25日,黄埔军校成立“青年军人社”,廖仲恺任社长,该社刊物《青年军人》第一期出版。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后仍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三大政策,在平定商团叛乱、杨刘判乱、北伐、东征等战役中起了重要作用,为巩固广东革命政权作出了巨大贡献,并支持省港大罢工。1925年7月国民政府成立,任财政部长、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广东省政府财政厅长。

  遇刺身亡:

  廖仲恺不屈不挠地奉行三大政策,密切地同中国共产党人合作,支持工农革命运动,推动了中国国民革命发展。但他所做的这一切无疑对国民党右派、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是极端要不得的。因此,中外反动势力都视廖仲恺为眼中钉,欲置之于死地。孙中山逝世不久,谢持、林森、邹鲁等人便结成所谓的“西山会议派”,背叛孙中山三大政策,破坏国民革命领导力量的团结。

  从1925年7月开始,国民党右派分子邹鲁、孙科、伍朝枢等人就开始集中攻击廖仲恺,散布种种谣言,企图搞垮廖仲恺,否定三大政策。面对右派反对分子的汹汹来势,廖仲恺与他们进行了不妥协的斗争。尤其使廖仲恺感到深恶痛绝的是,一部分国民党右派老党员,为了达到目的,甚至不惜与北方反动军阀相勾结。5月间,廖仲恺发表了一篇《革命派与反革命派》的文章,对国民党老右派做了辛辣的批判,他说:“现在吾党所有反革命者,皆自诩为老革命党,摆出革命的老招牌,以为做过一回革命党以后,无论如何勾结官僚军阀与帝国主义者,及极力压制我国最大多数之工界,也可以称为革命党,以为革命的老招牌,可以发生清血的效力。不知革命派不是一个虚名,那个人无论从前于何时何地立过何种功绩,苟一进不续革命,便不是革命派。反而言之,何时有反革命的行为,便立刻变成反革命派。”这篇文章给邹鲁、孙科、胡毅生、林直勉、朱卓文等老右派刺激很大。他们对廖仲恺恨之入骨,其中一部分人便蓄谋用卑鄙的暗杀手段除掉廖仲恺。

  进入8月,满城风雨,流传着国民党右派要杀害廖仲恺的消息,一霎时间阴云四起,压力日增。当时在广州南堤有右派俱乐部“南堤小憩”,朱卓文等右派分子经常在此密划谋杀廖仲恺,他们熟知苏联顾问鲍罗廷、加伦和汪精卫、廖仲恺等,每日必集东山百子路鲍公馆会议。朱卓文等人起初欲以凶手用炸弹机枪狙击,把这些领导人员全部杀害,下手前,公安局长吴铁城获知此讯大惊,从中阻止了这次流血事件。廖仲恺面对这种情势,无所畏惧,继续孜孜不倦地工作。当他听说敌人要用机关枪杀他时,一笑置之,并对人戏言道:“暗杀用手枪炸弹是所见的,若是用机关枪,却新鲜的很。”何香凝劝他多加两个卫士防备一下,他不以为然地回答:“增加卫兵,只好捉拿刺客,并不能阻挡他们行凶。我是天天到工会、农会、学生会等团体去开会或演说的,而且一天到晚要跑几个地方,他们要想谋杀我,很可以假扮工人、农民或学生模样,混入群众中间下手的。我生平为人作事凭良心,自问没有对不起党、对不起国家,总之,生死由他去,革命我总是不能松懈一步的。”

  在1925年8月18日国民政府的一次会议上,坐在廖仲恺身旁的汪精卫给他写了一张条子,告诉他有人将对他不利,他当即表示:“为党为国而牺牲,是革命家的夙愿,何事顾忌!”8月19日,又有人以确切消息报告他,廖仲恺慨然道:“际此党国多难之秋,个人生死早置之度外,所终日不能忘怀者,为罢工运动及统一广东运动两问题尚未解决!”这一天,他又为给黄埔军校等筹集经费工作到深夜,很晚才回到家中。

  1925年8月20日上午,廖仲恺携夫人何香凝乘车前往党部开会,半路上遇见陈秋霖,随即同车前往,不想竟在戒备森严的国民党中央党部(惠州会馆,广州市越秀南路89号中华全国总工会旧址,立有纪念碑)门前惨遭杀害。

  廖案发生后,国民政府迅即组成“廖案检查委员会”,追查暗杀的幕后策划者和凶手。经查明,暗杀是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右派集团所为。主要成员便是邹鲁、胡毅生、林直勉、朱卓文、许崇智等人,出面收买凶手的便是胡汉民的堂弟胡毅生及其死党朱卓文、梁鸿楷等人。凶手之一陈瑞在刺杀廖仲恺后,找到朱卓文告以其事,朱即给陈瑞二百元,打发他离开广州。案情查明后,国民政府派军队搜查了胡汉民兄弟的住宅,逮捕了胡汉民的哥哥胡清瑞和林直勉,撤掉了梁鸿楷第一军军长的职务,胡毅生、朱卓文事先潜逃,胡汉民也因涉嫌离开广州,国民党右派势力受到沉重的打击。

  1925年9月1日,廖仲恺出殡时,广州黄埔军校师生、工人、农民、市民群众等二十多万人参加。他的遗体暂厝于广州驷马岗他的好友朱执信的墓侧。

  1935年9月1日,迁葬于南京紫金山中山陵侧。

  家庭成员:

  妻子何香凝,着名的国民党左派,1949年以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等职务。

  女儿廖梦醒,是革命烈士李少石的妻子。

  儿子廖承志,中共第一、第四届人大会委员、第五届人大会副委员长。党的七届中央候补委员,八届、十届、十一届、十二届中央委员,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女儿廖光凤。

  孙子廖晖,中共第十二届、十三届、十四届、十五届、十六届、十七届中央委员。第十届、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人物贡献:

  恢复财政金融备受称誉

  广东于1911年11月9日“兵不血刃”地实现了独立,同月,廖仲恺一家由香港抵达广州。此后一年多时间里,他先后担任过广东军政府的枢密员、总参议、财政司长兼国税厅长等职。

  广东军政府的首任财政司长李煜堂是香港的老同盟会员,又是广东著名的银业巨商和慈善家,与广州的商界有着密切关系。广东独立之初,他“在港一夕而筹饷八十余万”,才使“所在哗噪”之各民军“就抚听命”。

  廖仲恺作为李的助手积极开展了筹措军政费用的各项工作。财政司在广州总商会等认可支持下,头5个月先后从前清藩库、银行等处,提取大清旧纸币1223万余元,加盖财政司大印后逐月流通于市面。

  同时,又成立筹饷局向海内外发行有息债券借饷,同期借饷达327万余元。还广泛开展了劝捐活动,5个月内共收到各界捐款126多万元。因此,军政府的饷政两费基本能够维持,广东财政金融也得以恢复和稳定。廖仲恺为此所做的努力备受称誉。

  广东军政府的财政司长

  1912年6月,廖仲恺任军政府财政司长。他一扫前任喜欢任用亲朋故旧之恶习,坚持任人唯贤的原则,做到“署中无一私人”;为革除司内人员迟到、工作拖沓等积弊,他建立了上班按时签到的制度。

  上班时间他常深入各科巡视工作,听取意见,令下情能上达、上下关系融洽;他廉洁自律,做到收受无一私财的同时,又严格财经制度和纪律,防止司内职员舞弊渔利。

  很快,他便使财政司的面貌为之一新。一些在司中任职的老人称颂说,我等“供职财政十余年,所见官长不少,然无一能及廖之精勤廉洁者”!

  面对库空如洗、收入无着的局面,财政司除了将前清官钱局的旧纸币盖印逐月投放市面,又于1912年自行印制纸币应市。据1912年8月广州总商会的调查材料显示:当时军政府已借用旧纸币1201多万元,发行新纸币1342多万元。

  一时间,流通在广东市面上的纸币在2000万元上下,成为广东军政府的财政支柱。

  欲筹建广东银行未果

  广东军政府曾布告承诺“从前所发银票,以后仍由本军政府担任兑换,各商民等自可照常行使,不必疑虑”。但这种许诺因现银转输艰难根本无法兑现。

  市面纸币因此出现了挤兑风潮,面值随之日趋低折。1912年4月间,“纸币每百元低水五元”。5月下旬,廖仲恺接任财政司长前夕,“省城纸币面值七折,市面摇动”。

  时任广东官钱局总办的邹鲁在后来回忆说,广东纸币景象最坏时,“使用价值只值面值五成,而官钱局无法开门”。商民普遍不满,报界多次呼请维持纸币,廖仲恺也感到“数月以来,纸币价值日以低落,若不速从根本上解决,则政府、商民同受其损”。

  廖仲恺向都督胡汉民提请借外债筹办广东银行:由胡督出面以军府名义向美商借款500万美金,为设立广东银行之用;由广东银行“以中华民国货币公债票、广东省政府纸币与银币公债票、外国金银币和生金银及三个月以内到期银单作为保证,发行五千万元纸币”。胡汉民即令财政司会同实业司从速筹设广东银行,但几度筹议一直无法解决。

  回收纸币发行有奖公债

  廖仲恺只好采取一系列的行政与经济治标措施,来维持广纸流通和市面金融。

  一方面,用造币厂鼓铸的银毫有限地收回部分纸币。他与官钱局总办邹鲁商定:由造币厂加工铸造毫洋,同时在城内各处设立兑换钱庄,暗中提高兑收纸币的若干价格,以利吸收纸币。

  造币厂全年共铸出“双毫8700万枚”,计1740万元,政府用它们兑换回笼了一批纸币。到1912年9月时,财政司已封存旧10元的纸币达400万元,并销毁其印版。

  另一方面,发行有奖劝业公债,其中部分用以回收纸币和稳定金融。广东官银局1912年12月25日发行有奖公债1000万元,月息8厘,以10年为期还本。并设置6等奖励办法:头奖1个,30000元;二奖2个,每个10000元;三奖3个,每个5000元;四奖100个,每个80元,五奖500个,每个30元,六奖5000个,每个20元。有奖公债很快被认购一空,对稳定金融起了很大作用。

  迅速遏制住纸币低折恶潮

  1912年9月,广州市面纸币价格升至面值的八成九,佛山等地则升至九成;商号皆贴出“本号遵例,通用广纸”的告白,一律通用广东纸币。随着纸币升值,铜仙由原来的120多枚为一元,升为104枚折值一元。

  但1913年后,广东纸币由于仍无筹备金为兑换手段,加上该年度省财政预算不敷1900万元,上年底又发生了日本人伪造粤纸币案,广纸之币值再次旋起旋跌。

  此时,廖仲恺与广东警察厅长陈景华亲自参与日本人伪造粤币案的审理,及时公布了伪纸币并未流入市面的真相,迅速遏制住纸币低折恶潮。

  1913年4月,廖仲恺呈请胡汉民通饬各地方长官,迅速查实属内各埠之殷商银号,由“政府与之订立章程,提高利率,托该处代理政府吸收纸币;并由财司通知各属设立储蓄机关,以济人民视低纸币之困”。以使广纸“渐臻原价”。

  同时,廖仲恺让官钱局大量购买生银铸现洋。到5月底,“造币厂每日出银毫八万元解交财政司,均汇存司库及官钱局,所存银毫已有五六百万,闻拟存至一千万即行分设兑换处,以吸收纸币”。

  践行“平均地权”第一人

  廖仲恺首先推行广东地价税契法案,希望通过改革地税来增加财库收入,进而实现同盟会“平均地权”的土地国有纲领。

  1912年6月,省临时会议通过了《广东换契简章》13条,规定“广东人民所有之不动产,经前清政府印给之旧契,一律由中华民国广东政府换给新契”,断卖契和典按契分别照原契价抽10%。、6%。的换契金。

  此举虽然没有达到增加财库收入的目的,但却验证了孙中山“平均地权”这一民生主义纲领的可行性,凸现出廖先生是践行以平均地权为核心内容的社会革命第一人。

  廖仲恺还以高利息第二次向省港行商募债达543万余元(含协助京饷借款140万元),开办有奖公债;整理省内赋课旧税和振兴实业。财政司还提出了规复酒捐、蚕丝捐、粮捐、屠捐、房捐、警捐的计划,并定了严惩偷漏税之办法。

  到1913年5月初,军政府库存有生银50余万两,双毫300多万元。到8月,广东“二次革命”失败廖离粤时,“库中存有现洋七百余万,另有纸币数百万,此为民国以来财政当局所未见之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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